史官對褒姒的指責
提及褒姒，我們最熟悉的“周幽王烽火戲諸侯”的故事出自司馬遷的《史記 周本紀》，周幽王為了博褒姒一笑，屢次點燃用於警戒外敵的烽火，諸侯們急忙來勤王，到了之後才發現上當受騙，褒姒看到他們灰頭土臉的樣子，終於笑了。後來，戎狄真的來了，周幽王舉烽火而兵不至，周幽王兵敗被殺，西周滅亡。
（清人繪褒姒）
然而現在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證明先秦已經存在“烽火”這種報警系統，這一報警系統大概是西漢時期為了防禦匈奴才出現的。李峰在《西周的滅亡》一書中指出，在司馬遷之前的文獻中，只有《呂氏春秋》記載了“周幽王烽火戲諸侯”的故事，《呂氏春秋 疑似》曰：
周宅豐、鎬，近戎人。與諸侯約：為高葆禱於王路，置鼓其上，遠近相聞；即戎寇至，傳鼓相告，諸侯之兵皆至，救天子。戎寇當至，幽王擊鼓，諸侯之兵皆至，褒姒大悅而笑，喜之。幽王欲褒姒之笑也，因數擊鼓，諸侯之兵數至而無寇。至於後戎寇真至，幽王擊鼓，諸侯兵不至。幽王之身，乃死於麗山之下，為天下笑。此夫以無寇失真寇者也。賢者有小惡以致大惡，褒姒之敗，乃令幽王好小說以致大滅。故形骸相離，三公九卿出走，此褒姒之所用死，而平王所以東徙也，秦襄、晉文之所以勞王勞而賜地也。
我們看到，在《呂氏春秋》中記載的是“周幽王擊鼓戲諸侯”，而到了司馬遷的筆下，才最終變成了“周幽王烽火戲諸侯”。
雖然傳承記載上有差異，但無論是《呂氏春秋》，還是司馬遷，其對褒姒的記載都是基於周幽王寵愛褒姒而致亡國這一說法。
周幽王為博褒姒一笑而滅國這樣的傳說充滿了傳奇色彩，關於褒姒其人的來歷，更是充滿了神秘色彩，可以說傳奇故事的形成很可能是受到了早期神秘傳說的影響。司馬遷的《史記》就承襲了《國語 鄭語》中記載的一個神秘傳說：周幽王八年，史伯對鄭桓公講了這樣一個神話故事，說在夏朝的時候，天空上突然出現了兩條龍，它們在天上盤旋，留下了一灘水就飛走了。夏朝的巫師說要用一個盒子把它裝起來，然後封印，告誡說盒子不能開啟，否則必有大禍。這個盒子從夏朝傳到了商朝，又從商朝傳到了周朝，一直沒有人敢開啟，到了周厲王的時候，周厲王剛愎自用，非要開啟盒子，他剛一開啟，那水就流了一地，接著又變成了一隻黑色的大烏龜，這隻大烏龜迅速向後院跑去，人們就跟在後面追。後院恰好有個小宮女，大烏龜就向小宮女衝過去，然後一下子就不見了。過了幾年，周厲王死了，他的兒子周宣王即位，有一天，那個小宮女突然發現自己懷孕了，不久就生下了一個女嬰，小宮女很害怕，就把女嬰偷偷扔到了宮外。當時，在國都流傳著一個“檿弧箕服，實亡周國”的神秘預言，如童謠所唱：“山桑弓，箕木袋，滅亡周國的禍害。”那賣桑木作的弓箭之人，就是滅亡周國之人，這話傳到了周宣王耳中，周宣王很生氣，就下令到處抓賣桑木弓的人，並把他們殺掉。這時候正好有老兩口來京城做生意，嚇得撒腿就跑，在路邊上，忽然聽見有小孩子的哭聲，老兩口走過去一看，發現是個棄嬰，就是之前被小宮女所拋棄的那個女嬰。老兩口得了女嬰，很是高興，就繼續往前逃，終於逃到了褒國。後來，周宣王的兒子周幽王繼位，褒國人因事得罪了周幽王，怕被周所滅，就獻一女子以贖罪，這個女子就是當初被小宮女扔掉的那個女嬰，因是褒國獻出，褒是夏的後代，姒姓，所以叫她褒姒。
史伯在講這個故事的時候，是周幽王八年，彼時褒姒正受寵，距離周幽王戰死，西周滅亡還有三年。史伯是想以這樣一個神話來說明，西周的滅亡乃是“天命”。
在西周初、中期的詩篇中，也有將女子與“天命”相聯絡的話語，傳說周人的女祖先，一不小心踩上一個大腳印，然後就懷孕了，生下了周人的男祖先後稷，《詩·大雅·生民》曰：“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同樣是無夫而生子，周人的女始祖姜源被神化，踩大腳印而生育，是為“天命”，女性成為得“天命”的現實反映。西周末期的褒姒則被“妖化”，出生不明，也是“天命”來斷絕周家王朝的，女性成為表現周家喪失“天命”的一種反映。
女性作為一種言說的話語，其政治影響在《詩經》中不同時期，有著更為明顯的轉變，而且這種變化主要是體現在以指責“褒姒”為核心的詩篇當中。
內廷貴族詩人對褒姒的指責
貴族詩人對女性的關注，在西周初、中期的詩篇中就已經出現了，如《詩經·大雅·綿》追溯周人的歷史，其第二章雲：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古公亶父娶了姜姓之女，周人是姬姓，與姜姓的聯姻，為周部落的發展提供了支援與保障。古公亶父是周文王的祖父，被稱為太王。《毛詩序》曰：“《綿》，文王之興，本由太王也。”周文王的興盛是因為太王奠定了基礎，太王娶姜姓女也是周人發展壯大的因素之一。在另一首追溯周人歷史的詩篇《詩經·大雅·大明》中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於周，曰嬪於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太任有身，生此文王。”這裡讚揚的太任是文王的母親。《大雅·思齊》中，詩第一章曰：“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大姒是文王之妻，武王之母，姒姓是夏部落的姓氏，姬姓與姜姓以及姒姓都保持著聯姻關係，這裡，詩人讚美太任，是因為她生下了周文王，同時讚美太姒，是因為她生下了周武王。
（清人繪太姒）
到了西周後期，隨著王室的衰落，貴族權利的高漲，貴族詩人們開始藉助女子的身份來批評王室。如《小雅·十月之交》，《毛詩序》曰：“《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詩第四章有云：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仲允膳夫。棸子內史，蹶維趣馬。楀維師氏，豔妻煽方處。”一說豔妻即幽王的妻子褒姒，當時弄權，氣焰囂張，導致了周王朝政治的敗壞。西周建國，誇讚的一個女子是夏的後裔，即文王的妻子太姒，“大姒嗣徽音”，而西周的滅亡同樣是與一個夏的後裔有關，即褒姒。在西周初、中期的詩篇中，出現的女子都是安天下的象徵，而在西周末年，詩篇中再次出現女子，則成為了詩人眼中惹得天下大亂的“根源”。
這位褒姒是如何“惹得”天下大亂的呢？本來，周幽王已立申侯女為後，申後之子宜臼為太子，可後來因寵信褒姒，周幽王廢申後，立褒姒為後，褒姒生下了伯服，周幽王就想廢掉原來的太子宜臼，宜臼出奔申國投靠其外祖父。周宣王時期，王室與申伯締結婚姻，其時周室已經衰弱，欲借申國的政治軍事實力，以輔周室，周幽王廢申後，去太子。顯然忘卻了周室岌岌可危的處境，當時申國強盛，周幽王逼走宜臼，就必然導致與申國的決裂：
使至於為後，而生伯服。天之生此久矣，其為毒也大矣，將俟淫德而加之焉。毒之酋臘者，其殺也滋速。申、繒、西戎方疆，王室方騷，將以縱慾，不亦難乎？王欲殺大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畀，必伐之。若伐申，而繒與西戎會以伐周，周不守矣！繒與西戎方將德申，申、呂方疆，其隩愛大子亦必可知也，王師若在，其救之亦必然矣。王心怒矣，虢公從矣，凡周存亡，不三稔矣！君若欲避其難，其速規所矣，時至而求用，恐無及也。
果然如史伯預料的那樣，宜臼跑回了申國，《竹書紀年》記載，宜臼奔西申後，被申侯、許文公等人擁立為王，周幽王又帶兵攻打申國，申國聯合戎人一起打敗了周幽王，同時也殺死了伯服，西周滅亡。
對宗法制最大的破壞就是寵信褒姒而廢申後、黜太子，史官們認為，周幽王滅國的禍患也皆因此而起，在史官的筆下，褒姒的形象被“妖化”。據詩篇以及史料來看，褒姒確實是一個重要的歷史節點。但詩篇有著自己的話語方式，貴族詩人對褒姒的指責與史官呈現出不同的特徵。
褒姒有寵，從家庭的角度來看，最容易受到傷害的自然就是申後，《小雅 白華》一詩，即是內廷貴族申後的口吻。詩曰：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滮池北流，浸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
樵彼桑薪，卬烘於煁。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鼓鍾於宮，聲聞於外。念子懆懆，視我邁邁。
有鶖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有扁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疧兮。
《毛詩序》認為此詩是“周人”所作。而姚際恆《詩經通論》則說此詩是申後自作，從詩篇的口吻來看，共出現五次“我”字，此詩即便不是申後所自作，也是詩人代申後而作。這首詩一個重要的特徵就是“以物喻人”，詩人借外物以自喻，又借外物以指斥邪辟。詩的第四章曰：“樵彼桑薪，卬烘於煁。”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雲：“詩人每以薪喻婚姻，桑又女功最貴之木也。以桑而樵之為薪，乃徒供行灶烘燎之用，其貴賤顛倒甚矣。”褒姒得寵，申後自己被廢，詩人以物興之引出自己的遭遇。詩的第五章曰：“鼓鍾於宮，聲聞於外。”這是以鐘鼓為喻，周幽王廢申後，以妾為妻，又廢太子，以寵子為嗣君，這種對宗法制的破壞，不僅削弱了宗法的力量，貴族諸侯如效仿，必然會引起天下大亂。詩的最後一章曰：“有扁斯石，履之卑兮。”朱熹《詩集傳》說：“有扁然而卑之石，則履之者亦卑矣。如妾之賤，則寵之者亦殘矣。”這是以“物”等話語來比喻褒姒在德行上的缺失。
《白華》這首詩，詩人控訴的物件實際上有兩個，一是“之子”，即周幽王，另一個是“碩人”，即褒姒。詩篇對碩人的指責是“嘯歌傷懷，念彼碩人”。鄭《箋》雲：“碩，大也。妖大之人，謂褒姒也。申後見黜，褒姒之所為，故憂傷而念之。”導致申侯被廢處境的是褒姒，詩人在不斷以各種方式明確自己身份的同時，又公開將自己與“碩人”對立起來，指明自己所以憂傷，都是褒姒造成的。詩又曰：“維彼碩人，實勞我心。”錢澄之《田間詩學》釋曰：“我，詩人自我也。念此不平而心為勞耳。”一切憂愁皆是褒姒恃寵而驕所致，詩人毫不留情地指出了這一點，而詩人自己的孤獨、痛苦和焦慮也都在自我的感發中表現出來。
以史伯為代表的史官的視角，往往將褒姒的介入作為西周滅亡的必然性。內廷貴族的詩篇的話語方式不同於史官，詩人是從個人遭際出發，站在家庭倫理的角度和立場對褒姒進行話語指責。
外廷貴族針對褒姒的詩篇
從歷史記載上來看，史伯等史官都將西周的滅亡歸咎到了褒姒身上，而從幽、平之際的詩篇所反映的情況來看，這也是當時世人的一種普遍看法。
在《瞻卬》一詩中，詩人對褒姒進行了猛烈的抨擊。朱熹《詩集傳》曰：“此刺幽王嬖褒姒任奄人以致亂之詩。”方玉潤《詩經原始》也說：“此刺幽王嬖褒姒致亂之詩。”矛頭都是指向周幽王。當然，周幽王的任人是“亂”的根源，而褒姒本身的干政則應是政亂形成的直接原因。正如季本《詩說解頤》所言：“此詩正言以刺褒姒之亂邦，而欲幽王之知警也。”這是認為這首詩的作者在詩篇中批判的主要是褒姒。詩曰：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定，士民其瘵。蟊賊蟊疾，靡有夷屆。罪罟不收，靡有夷瘳。
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哲夫成城，哲婦傾城。
懿厥哲婦，為梟為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
鞫人忮忒，譖始竟背。豈曰不極？伊胡為慝？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天何以剌？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弔不祥，威儀不類。人之雲亡，邦國殄瘁。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雲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雲亡，心之悲矣。
觱沸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藐藐昊天，無不克鞏。無忝皇祖，式救爾後。
《序》說此詩作者是凡伯，未必屬實，但從詩篇的口氣來看，身份應該是如同凡伯一樣的外廷大貴族。方玉潤《詩經原始》曰：“三章，極力描寫女禍，可謂不留餘力。”詩人從第三章開始對褒姒進行了猛烈批判。詩曰：“哲夫成城，哲婦傾城。”孔穎達《疏》曰：“褒姒用事，干預朝政，其意言褒姒有智，唯欲身求代後，子圖奪宗，非有益國之謀。”清陳奐《詩毛氏傳書疏》曰：“哲婦，斥褒姒。傾城，猶亂國也。”詩曰：“懿厥哲婦，為梟為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姚際恆《詩經通論》認為這句是指褒姒譖申後，廢太子之事，“長舌，猶言長於舌，指其善為譖言，故下曰：‘譖始竟背’，非謂多言也。譖言豈必在多乎！此正指譖申後、廢太子事，故曰：‘維厲之階’。”詩曰：“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鄭《箋》雲：“今王之有此亂政，非從天而下，但從婦人出耳。又非有人教王為亂，語王為惡者，是惟近愛婦人，用其言故也。”當今之亂，並非源自上天，而就是因為褒姒，矛頭直指婦人干政。詩曰：“鞫人忮忒。譖始竟背。豈曰不極？伊胡為慝？”鄭《箋》雲：“鞫，窮也。譖，不信也。竟，猶終也。胡，何。慝，惡也。婦人之長舌者多謀慮，好窮屈人之語，忮害轉化，其言無常，始於不信，終於背違。人豈謂其是不得中乎？反雲維我言何用為惡不信也？”這句寫出了婦人對貴族大臣的打擊。詩曰：“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詩人對禍國殃民的“婦人”有著切齒痛恨，孔《疏》曰：“既雲出言不善，又責其幹亂朝政。”可見，當時褒姒等人大概不僅廢立太子，還干預朝廷政事，從周家的文化上來看，周人就有著排斥女人干政的傳統，認為女人干政不吉祥。早在武王伐紂的時候，周武王在《牧誓》中指出商紂王的一條罪狀就是“惟婦言是用”。周家對男女分工有著極為嚴格的禮儀規定，《周易》恆卦記載曰：“六五……夫子制義，從婦，兇也。”男子從婦人就是兇，這大概就是周人對女人不得干政的一種長久的信仰。而褒姒干政造成的最大的後果就是“人之雲亡，邦國殄瘁”。鄭《箋》雲：“賢人皆言奔亡，則天下邦國將盡困窮。”朱熹《詩集傳》曰：“今王遇災而不恤，又不謹其威儀，又無善人以輔之，則國之殄瘁宜矣。”天災人禍，賢者離居，西周也就快滅亡了。朝廷之賢人的逃亡，這應該是褒姒為了維護自己黨派的利益，對賢人貴族們進行了排擠和打擊。
褒姒上位，破壞了宗法制；褒姒干政，造成天下大亂，貴族與賢人的流亡，因而受到了詩人的強烈指責。詩人站在國家層面和立場上，從傳統觀念、禮制以及道德等方面對褒姒發起了全面的批判。《瞻卬》應該作於西周滅亡之前，而在西周滅亡之後，在《小雅 正月》中，詩人則以派系之見公開批評褒姒：“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可見褒姒之地位與影響，元李公凱《直音傍訓毛詩句解》曰：“周大夫作詩以刺幽王，惡褒姒滅周也。”詩人將罪責一股腦推到褒姒身上，這當與褒姒長期干政有關，而非一朝一夕的恃寵而驕。
詩篇對褒姒的抨擊，既有內廷貴族詩人，也有外廷貴族大臣。從立場上來看，既有在國家層面對她的譴責，也有從家庭層面對她發出的怨恨。《瞻卬》以“哲婦”稱之，言及褒姒干政所造成的亂，詩人站在國家的角度以傳統觀念為基礎對其進行了話語批判；《白華》以“碩人”稱之，言褒姒恃寵而驕造成的申後的苦悶，詩人站在家庭的角度以倫理宗親為基礎對其進行了話語批判。此外，《小弁》一詩，歷來被看作是太子宜臼所作，其中表露了太子宜臼被逐之後的心跡，詩曰“踧踧周道，鞫為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搗。假寐永嘆，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孔《疏》釋曰：“太子放逐，由王信讒所致。言踧踧然平易者，周室之通道也，今曰窮盡為茂草矣。茂草生於道則荒。道路以喻通達者，天子之德政也，今曰王政窮盡為褒姒矣。褒姒幹王政，則敗王德。今王盡信褒姒之讒，太子所以放逐。”褒姒干政敗壞了王的德行，王卻又如此偏信褒姒，“我”因此而憂傷。《小弁》詩篇雖只是言說自己的憂傷，但造成如此處境的根由，指向的又是褒姒。
總的來說，史官對褒姒事件的記錄與傳承，其目的在於“以史為鑑”，詩篇對“褒姒”的關注，則反映的是時事熱點。從詩篇的時代特徵來看，女性作為一種政治話語，在西周初中期的詩篇中，是周人得天命的象徵。而在西周末期，透過貴族詩人們對褒姒的指責來看，女性在詩篇中的言說，其政治作用有這樣兩個方面：一是外廷貴族詩人以傳統、禮制、道德作為話語依據而對褒姒干政進行了抗爭；二是內廷貴族將家庭關係中所受到的傷害作為一種批判現實的話語依據。
本文發表於《傳記文學》202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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