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出來你可能不信，清朝康乾盛世的時候，年收入近三千萬兩白銀，而在清朝滅亡的前兩年，每年稅收為兩億六千萬兩白銀，我們都知道晚清政治腐敗藏權辱國割地賠款，為啥他的財政收入還漲了2億多？反而越來越好了，今天我們就來聊聊這個問題，讓我們先把時間撥回近代喪權辱國的元年，1840年這年鴉片戰爭打響，腐朽的清政府一觸即潰可打仗，不是西瓜刀，比劃比劃就完了，大炮一響，黃金萬兩，蜻蜓掰著指頭數了數，戰爭花銷虧大發了，因為算上軍費賠款以及被英夷劫掠的損失，共計白銀四千五百萬兩。道光年間，各級官吏，哪怕化身周扒皮徵上來的稅也就差不多這個數，因為清政府畢竟是一個農業帝國，而他又早早的承諾了攤丁入畝，永不加賦地，就是那塊地，又不加賦稅所以，每年能收的錢就只有那麼一點點，就像你進廠夜班打螺絲，再用力一晚不也就打3600個，那清政府就坐以待斃等財政崩潰改朝換代嗎？當然不能，畢竟樹挪死人挪活，蜻蜓首先大開捐納，也就是麥關麥了，白銀四千萬兩以解燃眉之急，其子鑄大錢，也就是強行把一塊錢當十塊錢用，也好好撈了一票，聽起來好像很不錯，難道蜻蜓就以此把財政收入提起來？並沒有，這非但沒有提高財政收入，反而差點提前改朝換代了，賣官鬻爵是賣了四千萬，可這是1840年到1850年，這十年，買官的總收入每年也就400萬，就像煎餅果子里加兩個蛋，有固然好，但沒有也行，這些官上任以後，貪汙腐敗變本加厲，
民變驟起而鑄大錢，所以變更幣值更是導致金融秩序混亂，一時間，當鋪商店紛紛關門百業蕭條，那蜻蜓到底是怎麼把財政收入整成2億多的呢？因為他的敵人，在清政府著力的統治和列強的侵略下，人民終於揭竿而起起義造反，這就是席捲大半個中國的太平天國運動，為了對抗太平軍，清廷只好駕馭。地方打成自個兒練兵抗敵，但他又拿不出錢，於是允許地方收禮金，所謂厘金就是商品過水陸關卡要收的過路費，說人話就是商業稅，自此大慶，這個農業帝國的稅收結構開始朝著近現代轉型，以往清政府的收入都是農業稅佔大頭兒，從咸豐年間開始，離金比重逐年提升，正所謂福無雙至，禍不單行，在打太平軍的檔口，英法聯軍八里橋大敗清軍，他們不僅佔領了北京，還一把火燒了圓明園老巢被掀了，這讓清廷深受刺激，他們痛定思痛後，決定學習西方，並從易經中取自自強為口號，開展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洋務運動，而洋務運動除。強軍外，更是引進了許多西方的先進技術，創辦了一系列近現代企業，他們包括江南造船工場、開平礦務局、湖北織布局等企業，其中以漢陽鐵廠為代表的鐵質企業進步尤其巨大。光緒26年1900年全國生鐵產量僅為2。6萬噸，而在十年後的宣統二年1911年助燃激增為12萬噸，增幅高達百分之三百六十，中國經濟的內在稟賦被啟用，生產力快速提高，清政府的財政收入也水漲船高，與此同時，洋務運動徹底推動了中國與世界的接軌，儘管中國被全世界認為是落後的殖民地，
可他呢，還是被納入了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中，此後，資本、商品、貨物、技術在中國自由流通，雖然很多技術早已被西方逐漸淘汰，比如燒磚技術、採石技術、焦煤技術，但它也極大提高了中國的生產力的大清，就靠著這把財政收入升到白銀兩億兩。其實啊是靠關稅，隨著大清融入世界市場體系，雙方買賣的商品就多了起來，大慶的進口額在1870年僅為白銀六千萬兩，而到1911年激增到了白銀2。6億量，清朝的財政收入結構就此也徹底轉變為依賴於關稅和厘金的收入模式，一時間收入暴漲，這段時間也被譽為同治中興，可晚清內憂外患不斷，連年征戰的軍費就不說了，就薪酬條約、馬關條約等賠款就高達十二億兩，清政府在沒有賣官鬻爵，層層攤牌，殺父充公的情況下，怎樣撐了這麼多年不破產的呢？其實啊，不是因為壞人變好了，而是壞人有了更好的選擇，隨著關稅的。現代金融體系的完善，清政府有了更多的金融工具，他甚至可以發行公債集資募款，比如光緒20年的息，借商款，光緒24年的昭信股票以及宣統三年的愛國公債，都起到了一定的籌資效果，此外，清政府還可以舉外債，縱觀整個晚清時，匯豐銀行、怡和洋行等外資銀行總計給清政府貸款，白銀十二億五千萬兩，所以在離京關稅和公債的助推下，清政府幾乎完成了稅收結構的轉型，在清初佔大頭的農業稅，到清末只佔總稅收的30%，而關稅等間接稅佔到總稅收的70%，不過，即便如此，光緒年間清政府。
財政收入差不多，只有八千萬兩白銀，你可能會好奇，那這樣的話，他2億多兩的稅收怎麼來的呢？問得好魔鬼啊，就藏在細節裡，讓我們仔細觀察，光宣年間的稅收表，就會發現，在光緒34年後，比起之前，財政收入突然猛漲一倍多，這是為什麼呢？原因就是清政府在光緒34年十展開了財政整頓，於是，原本各省報解的Li金屬迅速從1000萬輛躥升至四千萬兩，雜稅收入也從三百萬兩增至四千萬兩，由此清廷財政收入大漲，為什麼地方突然有這麼多錢呢？這就是央地矛盾，也是放權的代價，要回答這個問題啊，時間還得駁回。851年這一年，太平軍起兵造反，清政府沒錢，發祥咋辦呢，就讓各地自籌軍餉，清政府是爽了，不用花錢了，但代價也是巨大的，這個代價就是地方擁有了自己的財權，他可以自己收各種稅和利金，還不用上交中央，而清朝的中央政府只有依靠清響和諧，想這種呆板的方式向地方收點錢，可地方也有對策，就是對著上級胡扯，嗨呀大人，我們手裡也沒錢，這要是給士兵發不了，想仗打不贏，說不定碾子河長毛賊就打進北京了，這話都說到這份上了中央也沒辦法，只有任其發展了，也就是光緒34年，國內外環境較穩定，開展了財政整頓，才把稅收收回來。因此，才有了清末稅收的大漲，儘管財政收入漲到了2億多輛，但其實這筆稅收依舊很低，因為根據梁啟超的估計，中國的稅收潛力，在白銀七億兩以上，而清政府忙前忙後也就搞了2。6億量，僅為稅收潛力的40%左右，這樣低效的政府焉能不亡？總結一下清末財政收入2。6億，兩耳康乾盛世只有三千萬兩，原因就是被迫捲入世界資本市場的清政府被動地進行了稅收結構的改善，從以往的農業稅為主的落後模式變為了以厘金、關稅、公債等為主的近現代模式，並且洋務運動積極吸收外來先進技術，提高了生產力，破產了水機，由此可見，我們要主動擁抱先進生產力，學習發達財政模式，與世界優秀標準接軌，從這個角度看，黨和國家領導的改革開放才是幾千年來最成功，最偉大的變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