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最後一個敵人齊王建主動打開了臨淄的城門，向長驅直入的大秦銳士投降，七雄並立的戰國時代結束了，我國曆史上第一個大一統王朝出現了。戰國初年，秦國還是一個內亂頻仍，積貧積弱，在魏國強盛的兵鋒之下，幾無立錐之地的偏弱小國。那時的秦國，或許都算不得是“戰國七雄”之一。然而，自商鞅變法以後，秦國發生了深刻而徹底變化，以無可阻擋之勢迅速崛起崛起，之後代代開拓，世世進取，最終才有了始皇帝那六合歸一、光耀千年的燦爛輝煌。
在戰國那樣一個群雄逐鹿的大爭之世，秦國能脫穎而出，除了切合亂世，被稱為秦國根基的商鞅之法，還有其他許多更為深刻的原因，比如，秦人那“糾糾老秦，共赴國難”的戰鬥精神，連續七世明君雄主的罕見局面，驚世名將層出不窮的大秦銳士等等。除此之外，還有更為關鍵的一點，那就是自商鞅之後，接踵而至的秦國客卿丞相，如收回河西的公孫衍、提出連橫的張儀、遠交近攻的范雎、千金買國的呂不韋、推進一統的李斯等等。這些外來的丞相，在秦國發展的每一個關鍵節點上，都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若沒有他們，縱然秦人再是英雄善戰，也不能建立巍巍赫赫的大秦帝國。然而，匪夷所思的是，這些為秦國立下汗馬功勞的丞相們，幾乎全部都結局淒涼，這是什麼原因呢？
在秦國功勳卓著的相國之中，公孫衍因不願與張儀同槽爭食，主動離開了秦國，並走上了合縱抗秦的道路。秦惠文王死後，聲望太過的張儀因與秦武王不和，被排擠出了秦國，一年後在魏國終老。甘茂在秦武王死後，因屢屢被讒言詆譭，逃出了秦國，輾轉流離數國。楚系外戚魏冉，因成為秦昭襄王掌握權力的阻礙，被趕出了秦國，在封地鬱鬱而終。他們的結局雖不免淒涼，但起碼保全了性命，與他們相比，商鞅、范雎、呂不韋、李斯等人就要悽慘的多了，無一不是極刑，無一人得到善終。
開秦國的變法之先的商鞅，在秦惠文王繼位之後，僅僅因為一句“商君欲反”的誣告，就被處以誅族與車裂之刑。幫助秦昭襄王從以宣太后、穰侯等為代表的楚系外戚實力中奪回大權，為秦國提出遠交近攻大策的范雎，因為舉薦了王稽、鄭安平等人，被“以其罪罪之”，和王稽一起被處死。一手將秦莊襄王嬴異人推上王位，親自率兵攻滅東周，奪取了趙國、韓國的大片土地，為秦國設立了三川郡、太原郡、東郡，為秦始皇的統一打下堅實的基礎的呂不韋，因受嫪毐之亂的牽連，被貶出咸陽，不久又被貶往巴蜀，隨後飲鴆自殺。以卓越的政治才能和遠見，輔助秦王完成了統一六國的大業，提出書同文、車同軌，統一度量衡，統一貨幣，廢分封，行郡縣的李斯，因被趙高誣陷謀反，被誅族腰斬。
這些客卿丞相們，之所以每一個都結局淒涼，是因為他們始終無法躲過秦法之下的兩個陷阱。第一個陷阱是商鞅變法時提出的那一句“有功於前，不為損刑。有善於前，不為虧法”，只要做出有違秦法的事情，無論之前立下多大的功勞，都無法逃脫秦法的制裁。這些丞相們有的是真做過有違秦法的事，也有的是“被認為”做過這樣的事，但終究都會被秦法制裁。第二個陷阱是，戰國時期的丞相制度，無論是丞相還是相國，都是單獨開府理事，擁有的權柄僅次於國君，想要有所作為，必須得到國君的全力支援，一旦稍有猜忌，必然萬劫不復，而當全力信任他的國君死去，新王往往不會繼續信任他們，所以悲劇的發生是必然的事情。
“賓客群臣有能出奇計強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 ”，秦孝公在《求賢令》的諾言，每一代秦王都貫徹的很好，商君、武信君、穰侯、應侯、文信侯，每一個為秦國做出貢獻的“客卿”都得到了相應的爵位與榮耀。同樣的，“有功於前，不為損刑”的商君之法，每一代秦王貫徹的也很好，這些呼風喚雨，叱吒風雲的丞相們，始終無法繞開秦法之下的兩個陷阱，前赴後繼的走向飛蛾撲火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