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刑法中的死緩源於50年代的鎮反運動，1951年，人民政府出臺了一個政策：對於沒有血債，民憤不大和雖然嚴重地損害國家利益尚未達到最嚴重的程度、而又罪該處死者，應當採取“判處死刑，緩期2年執行，強迫勞動，以觀後效”的政策。
基於這個政策，後來我國刑法上規定，“對於應當判處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須立即執行的，可以判處死刑同時宣告緩期2年執行。”刑法同時規定：“在死刑緩期執行期間，如果沒有故意犯罪，2年期滿以後，減為無期徒刑。”
50年代鎮反運動
判處死緩的犯罪分子，在死緩執行期間肯定都處於在押狀態，不具備故意犯罪的條件，所以我們國家被判死緩的人員最終都會改成無期徒刑。也就是說，在我國，那些被判死緩的犯罪分子，法律在實際上已經饒了他一命。
那麼，中國古代在法律執行上也是這樣嗎？實際上並非如此。
中國古代法律中，可以類比死緩的制度是秋決。據說，從西周開始，中國就有秋決的傳統，但是今人可以考據到的秋決案例實際是從西漢開始的。漢朝人講究天人合一，認為秋風起，天地肅殺，老天爺起了殺心，因此秋天適合執行死刑。
臺灣電影秋決講的就是個死緩犯人的故事
所以，從漢朝開始，中國古代的死刑就分兩種，一種叫立決，審完就殺；一種叫秋決，等秋天來了再殺。對於秋決，司法機構往往要複核一下，此人是否真的該殺，如果發現可以減刑的情節，就降低處罰標準，否則仍然要被處死。
但是，漢代的秋決並沒有形成制度，直到唐朝，國家才明文規定，除非罪大惡極必須當即處死的死刑犯以外，剩下的死刑犯一律等待秋分以後再說，國家在春分到秋分之間，不執行死刑。這就有了“秋後問斬”這個說法。宋朝、元朝基本繼承了唐朝秋決的做法。
這位老先生要被斬首了
但是，在以上這些朝代中，秋分之後重新稽核死刑犯的做法，往往只是走一道手續，大多數犯人還是會被處死，能夠活命的不多。在這些朝代裡，死緩其實與死刑差別不太大，只是讓你多活幾天而已。
從明朝開始，死緩的程式開始制度化。死緩分為絞監候、斬監候，明朝政府開始實行秋審制度，對於全國在押的死刑監候犯人，一律在秋天進行統一審查，並規定了專門機構進行案件的審查工作，最終做出減刑還是處死的決定。
在明朝，雖然被判斬監候或者絞監候的人員最終被處死的仍然不少，但是相比之前的那些朝代來說，處死的比例已經大大降低了。
三法司之一的大理寺
清朝沿襲了明朝的制度，死刑依然分為斬立決、斬監候、絞立決和絞監候四種，但是死刑監候最終被處死的比例更低。《清史稿》和《清史列傳》一共收錄了55個被判處死刑監候的例子，僅有9人最終被處死，比例僅為16%。
當然，這55個人只是收錄在兩部史籍裡的死緩人員，也就是說，都是達官貴人，並不是清朝所有被判處死刑監候人員的總數，但是我們可以窺斑見豹，看到在清朝被判死緩的人最終被處死的比例。
舉個倒黴蛋的例子吧，第一次鴉片戰爭期間，英軍進攻浙江，浙江提督餘步雲竟然禁止士兵開炮，企圖向英軍求和。英軍殺上門後，餘步雲帶著大部隊轉身就跑，導致鎮海被英軍順利佔領。
第一次鴉片戰爭
後來皇帝怪罪下來，他反而將過錯推諉給已經殉國的將領身上。皇帝命他收復浙江，結果餘步雲如法炮製，繼續逃跑，讓友軍孤軍作戰，全軍覆沒。事後，餘步雲被判斬監候。第二年秋審，道光皇帝痛罵餘步雲貪生怕死，臨陣脫逃的行為，隨後將他處斬。
有倒黴蛋，自然也有幸運者。乾隆年間，三位重臣阿克敦、富德、李侍堯都被判過兩回斬監候，兩回居然都被赦免，運氣不是一般的好。
乾隆是個嗜殺的皇帝
說了這麼多，還是那句話，在中國古代，如果被判死緩，還是有相當大的機率最終會被處死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