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興衰邏輯：湘潭曾經超越長沙，為何迅速衰落

廣州十三行商館

許多年前初學《中國經濟史》這門課，老師曾給我們出了這樣一道思考題：廣州從唐代起便是中國主要的對外貿易口岸，而上海在鴉片戰爭前還只是一個小縣城。為何上海在1843年開埠後，僅用了短短十年時間便迅速超過廣州，成為了全國最大的商貿中心？

答案其實就在教材中：因為上海的交通優勢更為明顯。位於萬里長江入海口的上海，不僅是中國南北海岸線的聯結點，更是長江和大運河等內河運輸幹線的交匯點。貨物從上海進出口，可以透過四通八達的江河水路，快捷地輻射廣闊的中國內地。而廣州由於南嶺的阻隔，貨物轉運成本相對較高。

不過，老師出這道思考題的目的，並不是讓我們從教材中尋找標準答案，而是讓我們更加深入地理解，交通對於地域經濟的發展以及商貿中心的形成，內在的邏輯關係。用這種邏輯來解讀歷史長河中其它許多城鎮的興衰變遷，思路將會變得更加清晰。比如清代的湖南湘潭，就是一個非常典型的樣本。

湘潭在湖南的位置

湘潭位於湖南省會長沙以南35公里處的湘江邊。因湘江中有昭潭，故得名“湘潭”。湘潭設縣始於南朝梁天監年間（502-519年）。但在明代以前，湘潭一直都是默默無聞。元末明初，由於戰亂頻繁，民不聊生，湘潭甚至一度荒無人煙。光緒《湘潭縣誌》記載：“（明初）湘潭土著亦僅存十八戶，餘皆無復存在，洪武初招集流亡，皆來自他省，而豫章人尤多。”意思是說，明初湘潭只剩下18戶原住民，洪武年間只好大量接收外省移民，其中以江西移民居多。經過明代兩百多年的休養生息，湘潭的社會經濟逐漸得以恢復和發展。至明末清初，又有大批江西人來湘潭經商，帶動了湘潭的商業繁榮。

湘潭成為湖南重要的商埠，主要得益於擁有得天獨厚的內河港口。湘江長沙段河道較直，缺少停泊帆船的港灣，每遇大風，船隻容易相撞甚至顛覆，商旅苦不堪言。而湘江流經湘潭境內時，拐了一個大彎，江面風浪較小，有利於帆船停靠。因此，湘潭當仁不讓地成為了湖南主要的貨物集散地。

1911年的湘潭碼頭

進入清代以後，湘潭迎來了更大的發展機遇。清康熙年間，中國對外通商口岸有廣州、漳州、寧波、雲臺山四個。但到了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清政府採取更加嚴厲的閉關鎖國政策，限定廣州為唯一對外通商口岸，並由“十三洋行”壟斷對外貿易。由於全國的對外貿易都集中到了廣州，廣州通往內地的商路也就變得十分繁忙。當時從廣州通往內地的商路主要有兩條：一條是沿廣東北江而上，翻越大庾嶺進入江西，再沿贛江而下，過鄱陽湖，到達華中地區。另一條是從廣東西江進入廣西，再沿灕江而上，至靈渠進入湖南，再沿湘江而下，過洞庭湖，到達華中地區。而湘潭正好是廣州至湖南這條商路上的重要中轉站。此後80年間，是湘潭歷史上最輝煌的時期。

中國近代史上的第一位“海歸”容閎，曾在《西學東漸記》中寫道：“湘潭亦中國內地商埠之巨者，見外國運來貨物，至廣東上岸後，必先集湘潭，由湘潭再分運至內地，又非獨進口貨為然，中國絲茶之運往外國者，必先在湘潭裝箱，然後再運廣東放洋，以故湘潭及廣州間，商務異常繁盛。”

商業的繁榮帶動了湘潭城市的擴張。光緒《湘潭縣誌》記載：“自前明移縣治以來，楊梅洲至小東門岸，帆檣蟻集，連二十里，廛市日增，蔚為都會，天下第一壯縣也。”意思是說，自明代以後，湘潭的楊梅洲到小東門河段，商船雲集，綿延二十里。岸上的商鋪也日益增多，變成了一個大都市，人稱天下第一大縣。最盛時，湘潭城區人口達20萬，城市規模甚至超過了省會長沙。

民國時期湘潭賽龍舟熱鬧場面

然而，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隨著上海等通商口岸的開放，中國對外貿易中心很快由廣州轉移到了上海。其後，沿海沿江城市相繼開放，使得廣州至湖南的傳統商路迅速衰落。湘潭作為這條傳統商路上的一個節點，地位隨之一落千丈。光緒《湘潭縣誌》記載：“五口開，漢口、九江建夷館，縣市遂衰。”意思是說，自上海等五口岸開埠，漢口、九江設立了洋人館舍後，湘潭的商業便衰落了。

此外，新型交通工具的出現，也是湘潭喪失交通優勢的重要原因。水路方面，隨著1897年湖南開辦內河輪船航運，長沙河道帆船不易避風的問題，對於輪船而言不再是問題，因而長沙很快取代湘潭，成為了湖南的航運中心。陸路方面，隨著1905年江南第一條鐵路——株萍鐵路（湖南株洲至江西萍鄉）的建成，株洲成為了江西貨物的中轉站，直接削弱了湘潭的貨物集散地功能。其後修建的粵漢鐵路也不經過湘潭，湘潭進一步被邊緣化。而原屬湘潭縣境的株洲，由於是鐵路樞紐而迅速崛起，並部分取代了湘潭原來的地位。湘潭“天下第一壯縣”的輝煌，從此不再。

以史為鑑，可以知興替。一個城市的興衰，或許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但是，及早發現潛在的危機，探尋可行的彌補方式，始終是人們努力的方向。近幾十年來，從“要想富，修公路”口號的提出，到許多地方發起“搶鐵路”群眾運動，正是這種努力的外在表現。顯然，交通與城市興衰的邏輯關係，不再是書本上的知識，而是成為了人們的共識。（文/謝志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