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一大變革之會”就是清代學者王夫之眼中的戰國時代。“戰國”一詞最早出自“史記·匈奴列傳”中，其文雲：“當是之時，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於匈奴”。
戰國儘管主要描寫七國的征戰，而戰國時期的國家遠遠不止七國，戰國初期群雄並起，一共有二十多國，當時依然以周天子為天下共主。
我們都知道，司馬遷在《史記·六國年表》中，將周元王元年作為戰國之始。各國之間的吞併戰爭，其結果就是諸侯數量變少，而勝出者的疆域擴大，人口增多，財富也相對集中。原本分散於各諸侯的土地人口財富，現如今集中於少數諸侯手裡。
當時大國主要有秦、齊、楚、燕、韓、趙、魏七國，這就是歷史所謂的“戰國七雄”。
《大秦帝國》劇照
“戰國”作為歷史名稱，是指上接春秋，下至秦朝統一的時段。但這不是其本義。“戰國”不是後人創造，而是
當時的人們
即已經在使用的。時人記錄策士之言，即有“戰國”一詞，如《戰國策·趙策三》中記載：“今有強貪之國， 臨王之境，索王之地，告以理則不可，說以義則不聽。王非戰國守圉之具，其將何以當之？”
由此可見，“戰國”最初的含義，是指參加爭戰的國家。這樣的含義直到西漢時代也尚未改變，司馬遷的《史記》多次使用這一詞語。顧名思義，戰國時代的特色，乃在戰爭。這個時代的戰爭，在質和量方面，皆大變於春秋時代。
以兵制而言，則以國民兵役制代替貴族兵役制，遂以促成成熟的徵兵制度。戰爭形態之發展，由聯盟作戰，發展而為合縱連橫的外交戰。由謀略之作戰，更發展為陰謀、賄賂、遊說、離間各種間接作戰，竭盡錯綜複雜之能事。
戰國用兵，競以眾勝；秦並六國，用兵尤多。著名戰役，如齊魏“桂陵之戰”、“馬陵之戰”；燕樂毅滅齊之戰、齊田單反攻復國之戰、秦與韓魏“伊闕之戰”、秦白起拔楚郢都之戰、破趙“長平之戰”，以及秦先後滅掉六國的統一之戰。縱觀戰國時期的著名戰役，均為國家安危存亡之戰。
《大秦帝國》商鞅劇照
不僅如此，資源集中，使各國的戰爭規模、戰爭程度也急劇上升。在彼此間不斷激烈攻伐中，如何謀求在競爭中生存，並且能富國強兵，就成為各國決策層的首要考量目標。
我們都知道，周自東遷以後，王權不振，政治重心在於列國。至於戰國，七雄皆為萬乘之國，周王室削弱為伊、洛二川下流區域的一小國而已。歷經八百年的宗周，到了周赧王時期變成了東西分治，《戰國策》雲“東周君”、“西周君”，這一階段是統一前的動盪時期，也是歷史中最為迷茫的階段。
由此可見，春秋戰國之際是大變革時代，主要國家在政權上幾乎都進行了更迭。這些國家的統治者，為了從農民處掠取更多的財富以穩固自己的政權，必須加強軍事力量。
從春秋末年至戰國初，中原各大國進行一系列的戰爭。春秋時大國周圍有一些小國作為各大國之間的緩衝地帶，至戰國時，大國經常干戈相見。如果不加強軍事力量，就會被其他強國擊敗，而軍事力量的後盾，就是經濟實力。
當時的主要經濟活動，就是農業生產，因此發展農業成為立國的第一要務。獎勵耕戰、富國強兵成為當時各國統治者的共同要求，於是以富國強兵為中心內容的變法，成為風靡一時的大潮。
《大秦帝國》商鞅劇照
戰國時期變法的執行模式，不外乎兩種基本型別：一者，藉由國君的支援，大臣為貫徹變法的執行者；二者，則為國君是親自主導變法改革的執行者。
戰國時代儘管進行多次變法，變法內容卻大多隻有一項：耕戰。如戰國中期的商鞅和吳起變法，就是獎勵耕織以強大軍隊。商鞅制定連坐、告奸、戶籍管理、獎勵軍功等政策，只有趙武靈王針對國情需要，對軍事進行革新。
商鞅用二十年做到富國，至於強兵，也許還未達到，如果秦孝公延壽二十年，商鞅變法的結局也許仍只有“富國”。
趙武靈王坐擁相對富庶的國家，他要做的很簡單，就是“強兵”。從他堅持變更服裝、更新裝備一事，可見其觀察力之強和意志力之堅。如果他能再活二十年，秦國可能會受到其嚴重威脅。
完成軍事革新的趙國，也因為強兵後一舉消滅中山、即使代郡的戎狄騎兵，也無法抵抗趙武靈王率領的騎兵。趙武靈王不斷地擴地、不斷地練兵，趙國疆土在他手中倍增，戰鬥力也倍增，讓趙國因為強兵而達成富國境界。
戰爭兼併激烈，政治鬥爭現實，使人不得不講求實際功利。富強的國家想要向外奪取其他國家的土地、人口、財富，於是一場場大國間的角逐就此開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