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瓶醇香的葡萄酒下肚，第二天才會覺得醉；而兩斤燒刀子喝完立馬就不省人事。
孔子王陽明是思想的聖人，就是那醇香的葡萄酒。他們雖無力改變當時的社會狀況，但他們的的思想淵遠流長，融入了後世數百數千年人們的文化修養、生活習俗中。
而與之對應的是商鞅張居正，他們就是燒刀子。雖然他們能夠憑藉國家機器強力扭轉當時社會的發展方向，但身後之事卻是譭譽參半，甚至他們為之奮鬥的國家也曾拋棄了他們。
因此，他們其實都改變了社會，只不過他們的改變有所不同而已。
一、孔王、商張何許人也？
雖然大家都知道，但還是給大家略微普及一下他們何許人也。這裡有問題的第一個答案。
孔子，春秋時魯國人。孔子十分認同周禮的價值觀和社會秩序，加以改造後形成了他自己的一套思想體系，這就是儒家的思想核心。儒家思想得以廣泛傳播得益於他不分貴賤、廣收徒弟、因材施教的傑出的教育思想和傳播。
在孔子生前，他只是諸子百家之一，思想家和教育家。從漢代開始，孔子被開啟了聖賢之路，一直追封到了至聖文宣王。如果說一朝天子一朝臣的話，那麼孔子就是世世代代的文宣王，甚至直到現在。
王陽明，名守仁，明朝弘治到嘉靖時人，著名思想家，哲學家，心學創始人。王陽明是難得在文化思想界和軍事界都留下了腳印的偉人，又被稱為古今第一完人。
王陽明曾任贛南巡撫、兩廣總督、兵部尚書等職，平定朱宸濠叛亂、定江西湖南匪患是他軍事上的傑作，在世就因軍功被封為新建伯爵位。
王陽明的哲學思想來自於他的苦心孤詣，史稱龍場悟道，因此心學是一個偏向唯心主義的哲學流派，但這並不妨礙他擁有很多信徒，包括軍政界各種大佬。他的聖賢之名由此而來。
與他們死後在思想界熠熠生輝不同，商鞅和張居正的功勞主要來自於生前的鐵腕。
商鞅，戰國中期衛國人，後由魏入秦，主持了著名的商鞅變法。
商鞅變法的偉大在於，他第一個在中國創立了中央集權的軍事化國家，保證了秦這個中華第一帝國的建立和地位。
說他改變了秦國的發展、改變了戰國的走向、改變了中國歷史的發展軌跡絲毫不為過，甚至後世封建王朝多多少少都在制度上借鑑了商鞅變法的成果。
然而，商鞅完成了壯舉之後，卻被即位的秦惠文王車裂而死，歷朝歷代對商鞅也是褒貶不一，甚至貶低更多。
張居正，明朝嘉靖、萬曆時人，曾任明帝國的執政，內閣首輔，著名的改革家。
張居正最重要的作為是挽救了危亡的明帝國。明帝國在嘉靖的折騰下眼看就要大廈將傾，這時候張居正成為了明帝國的執政，他改革了帝國的各項制度，創立考成法、一條鞭法，為帝國的延續提供了經濟、軍事上的支撐，又給了朱明子孫幾十年折騰的機會。
張居正同樣收到他所效忠的帝國的拋棄。張居正兢兢業業，積勞成疾，卻在死後不久就被抄家，子孫被流放拷打。直到差一點出了人命，他的好學生萬曆皇帝才作罷。
所以，實際情況，或許並不是商鞅張居正改變了社會而孔子王陽明沒能改變社會。
二、思想家流傳千年，改革家改變當前
那麼，關於這個問題的答案已經呼之欲出了：孔子王陽明雖然改變不了他們生前的社會現狀，但卻潛移默化的影響著社會發展，甚至創造了規律，千年以後的社會因為他們的學說而不同。
而商鞅張居正雖然強力改變了當時的社會狀況，強行搬離了社會原來的發展軌道，但整個社會的長期發展卻逃脫不了社會規律的制約，最終甚至反噬他們自己，而他們的改革最後被社會洪流所吞沒。
因此，他們都改變了社會，只不過改變的方式不一樣，結果也不一樣。
改變千年的孔子王陽明被後世稱之為思想家，而改變當前的商鞅張居正被後人稱之為改革家。
那麼，為什麼孔子張居正不能改變當前，而商鞅張居正不能流芳千古呢？
三、改革家和思想家的區別
關於這個問題更深層次的原因，有三個，第一個是傳播途徑，第二個是傳播力度，第三個是後續影響。
其一，思想家藉助的是民間的力量，而改革家借用的是國家機器。
孔子的儒家思想和王陽明的心學思想，一開始全靠他們自己的著書立說、教書育人而得以建立和傳播。他們的思想無不是在他們的弟子、再傳弟子的傳播之後，才逐漸變得熠熠生輝，而作為華夏大地上最權威的所在-帝國政府，對於他們學說的接受程度，因帝國執政者的思想而不斷變化著。而且就算接受的執政者，也只不過閹割和篡改他們的學說而後用來加強自己的統治。
這種傳播過程，決定了孔子王陽明的思想傳播的緩慢性和不確定性，因此在古代的交通和通訊條件下，他們的思想不可能在他們當世就爆發出強大的生命力。
改革家正好相反，他們的目的本就是為了快速改變目前政府或社會狀況，因此所建立的措施都藉助於政府的國家機器迅速而有效的執行。
因此，商鞅和張居正們的改革措施往往以“法”或者命令的形式，藉助國家機器的傳播，要求帝國各級政府迅速實施，因此他們的改革措施在釋出數年內就得以在帝國政府所籠罩的每一個地方嚴格執行。
而隨著改革措施的實行，改革家們也就完成了他們對社會和國家的改造。
傳播途徑決定了他們不同的的傳播速度，而傳播速度決定了思想家難以影響當世，而改革家可以改變當時社會。
其二，思想家的思想是潛移默化，不具有強制傳播性；而改革家的措施，具有國家意志強制執行性。
對於孔子的儒學和王陽明的心學，是需要一定門檻的，不是每個接觸到它的人都可以理解並接受他們的思想，也沒人要求必須接受他們的思想學說。因此，每一個接觸到它的人都可以選擇接受他的思想或是不接受他的思想，可以選擇現在接受他的思想或者很久以後再接受他的思想，甚至可以選擇接受他的一部分思想而批判他的另一部分思想。
無論這種思想多麼高深，多麼深邃，多麼富含哲理，都有他的支持者和反對者，他們可以自由選擇甚至改造這種思想。這種不強制傳播性，也決定了他們的思想難以影響當世。
但商鞅張居正的改革政令卻不是如此。一旦得到帝國上層統治者商量透過，改革政令便以國家命令的形式被要求強制執行。每一個帝國的官僚，每一級帝國的政府，每一個帝國的臣民，無論認不認可這項政令，無論心裡有多不願意，都必須執行這樣的命令，也就必然承擔了傳播和改變的角色。
這種強制性決定了他們的思想和措施的執行力和執行效率，因此也就決定了，成功的改革家，必然使當世社會發生巨大的改變。
其三，思想家的思想沁人心脾，而改革家的措施卻容易反彈。
如果說前兩個原因決定了思想家難以改變當世、而改革家能夠改變當世的話，這個特點就決定了，思想家能夠流傳千年而改革家卻難以遺澤後世。
思想家的思想一旦得到門徒和後人的接受，便往往會更加根深蒂固。從而孔子的思想和王陽明的心血，先改變額這個人、再改變了這個團體、最後改變了這個社會，這種改變是人麼自願的，因此思想家會得到後世的尊敬，而思想家的思想和後人也同樣可以沾到這份光。
但無論多麼合理的改革措施，總會有反對的人，一旦改革家失勢或者死亡，這些反對者往往會跳出來反對改革家的整個改革計劃，甚至導致改革的夭折。而帝國的新執政者因為權力的需要往往會對改革家及其後人做一定的處罰，甚至對改革的成果和政令做一定改變。因此，改革家不僅後世名聲褒貶不一，而且還往往很危險。
因此，思想家能夠改變千年後的社會，而改革家卻往往難以渡過反對者的反彈，更莫談對後世社會的影響了。
因此，成功的思想家生前往往窮困潦倒，命運不濟，但去世多年卻可以遺澤後世，得到人們的崇敬與敬仰，還可以養活很多人。
而成功的改革家往往生前烈火烹油，富貴無比，由回家機器饋贈了無限的權力、地位和財富，然而死後，甚至等不到其自然死亡，就可能因為權勢的分配和變化而遭到厄運。帝國的執政者享受著他們改革的成果，卻讓他們本人或者後代遭受厄運，甚至為帝國的後來的危亡背鍋。
四、社會更需要誰？
我想，到這裡，很多人已經可以理解為何孔子王陽明難以改變當世，而商鞅張居正們卻可以了。那麼我們還需要延伸理解最後一個問題，我們的社會和國家更需要誰？
如果將一個國家和社會比作一艘航行在大海里的一艘巨輪的話，那麼，改革家就像船上的舵手，而思想家就像遠方的燈塔。
我們需要改革家隨時修整巨輪的航線，以保證不至於觸礁或者背道而馳；但我們同樣需要遠方的燈塔，點亮我們心中的希望，指引我們前進的方向。
掌舵者商鞅和張居正是實踐的巨人，而燈塔孔子和王陽明是思想的巨人，他們都是偉人，共同促進了中國歷史的發展和社會的形成。
所以，這不是一個單選題，甚至不是一個選擇題。
文/子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