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內禪政治是南宋政治的一個特殊的表現。高宗內禪孝宗則具有典型性，禪位後的高宗並未退出政治舞臺，其在孝宗朝依然發揮著持續有效的政治影響。高宗透過官員的任免干涉孝宗的對內朝政，透過對金和議影響孝宗的外交政策。這種特殊的政治形式，可以名之曰“影子政治”。其可以形象的概括高宗在孝宗朝的政治影響。
一、相伴始終的太上皇
宋高宗趙構（１１０７—１１８７），靖康二年（１１２７）五月繼位，改元建炎元年（１１２７）。紹興三十二年六月十一日（１１６２年７月２４日），時年５６歲的高宗禪位孝宗，在位３６年。孝宗淳熙十四年十月八日（１１８７年１１月９日），時年８１歲的高宗病逝，其做太上皇共２６年。紹興三十二年六月十一日，高宗內禪，孝宗繼位。次年改元隆興元年。淳熙十六年二月二日（１１８９年２月１８日），時年６３歲的孝宗退位，內禪光宗。其在位２８年。紹熙五年六月九日（１１９４年６月２８日），孝宗病逝。
從上述時間我們可以看出，從高宗病逝到孝宗退位，即從淳熙十四年十月八日到淳熙十六年二月二日，期間共１年３個月９天。在孝宗２８年的皇帝生涯中，只有這１年３個月零９天的時間是在完全沒有高宗影響的情況下獨立地行使皇權，而在此短暫的時期內已近暮年的孝宗難以再有所作為。在高宗做太上皇的２６年間，孝宗方方面面都受到高宗的影響甚至制約。孝宗一朝，某種意義上就是高宗的太上皇朝代。
至於高宗禪位的真實原因我們無從得知，果真如其退位詔書所言因年老？可其遜位時只有５６歲，之後做太上皇２６年，顯然年老不能成其為主要原因。高宗政權的政治合理性此期受到威脅才是其退位的最主要的原因，特別是其對金政策。在高宗在位的最後三四年中，高宗受到了一些精神打擊：紹興二十九年（１１５９），母親病逝，高宗至少在對其母親的問題上確實是個孝子。
三十一年（１１６１）五月，金使無禮的直呼欽宗之名，宣佈他的死訊，令高宗當場飲泣。更不幸的是，幾個月後，金主完顏亮撕毀《紹興和約》南侵，這無疑是對高宗的威信與和議政策的一次無情諷刺和沉重打擊。採石磯之役，南宋轉危為安，宋朝中主張乘機北伐的呼聲日益高漲，高宗實不樂聞其事，於是決定讓位。
孝宗之所以能繼承大統，完全出於高宗的賜予，所以只要高宗存在，孝宗就始終有一種心理壓力。加之即位前的生活和個人性格，孝宗始終無法擺脫高宗的影響。另一方面，高宗的禪讓實現了儒家帝堯公天下的政治理想，使其在群臣、乃至後世史家心目中的地位上升。時臣論曰“太皇非倦勤時，而以大器付陛下，賢於堯、舜，陛下當思以副太上者。今社稷之安危，生民之休慼，人才之進退，朝廷之刑賞，宜
若舜之協堯，斷然行之，以盡繼述之道。”在“父堯子舜”的聖人故事和公共輿論的呼聲下，“若舜之協堯”“以盡繼述之道”成為孝宗理所當然的行為。因此，孝宗把皇權屈服在父權之下。
二、宋高宗在孝宗朝的政治影響
高宗在孝宗朝的政治影響，主要表現在兩方面：對內干涉朝政和對金繼續妥協的外交政策。高宗藉此來繼續其太上皇的時代，孝宗則無可奈何地處於時代的悲劇位置。
（一）內政諸層面的掣肘
孝宗第一個年號是“隆興”，其取義“務隆紹興之政”。並且孝宗登基赦文，雲“凡今者發政施仁之目，皆得之問安侍膳之餘”，這無疑是一種服從高宗指導的政治基調。故時儒臣稱孝宗對高宗“一政一事無不遵之也”，“一字一書無不敬之也。”高宗對孝宗的影響自孝宗繼位始就已存在。
高宗禪位後退居徳壽宮，《宋史·孝宗本紀》中關於孝宗朝“（詣）徳壽宮或隨高宗遊園”的記載多達４０餘處。紹興三十二年（１１６２）六月“庚辰，詔五日一朝德壽宮。……丁亥，詔以太上皇不許五日一朝，自今月四朝。”在高宗生日時，孝宗率群臣跪拜上表稱賀。隆興元年（１１６２）冬十月“丙子，詔太上皇后教旨改稱聖旨。”除了可以體現孝宗的孝順之外，亦反映出高宗對孝宗的影響，具體表現在以官員任免問題為主的內政諸層面。
其一，干涉官員的任免。高宗以此對孝宗進行掣肘干政。史載繁多，如：《宋宰輔編年錄》卷十八載：“公（虞允文）既再相，孝宗曰：自葉衡罷，虛位以待丞相久矣。與執政入謝德壽宮。髙宗曰：卿再入相，天下之幸也。”宰相任免亦得高宗應允。孝宗時頗為信任的吏部尚書汪應辰因得罪高宗而去職外任。孝宗欲起用老將楊存中為御營使，但高宗時的大臣三上奏疏曰“存中久擅兵柄，太上皇罷就第，奈何復假使名？”挾太上皇高宗施壓孝宗，起復之事遂罷。
《西湖志餘》載“孝宗恭請太上帝后幸聚景園，徳壽不笑不言，孝宗再奏，亦不答。太后曰：孩兒好意招老夫婦，何為怒也？徳壽曰：朕老矣，人不聽我言。孝宗益駭，復從太后請其事，徳壽乃曰：如某人者，朕已言之而不效，使朕愧見其人。孝宗曰：昨承聖訓，即以諭宰相，宰相謂贓汙，免死已幸，萬難複用。然此小事，來日決耳。今日且開懷一觴也。徳壽始笑而言。明日孝宗再諭宰相，宰相猶執前說。孝宗曰：昨日太上盛怒，朕幾無地縫可入。縱大逆謀反，也要放他。遂盡復原官予大郡。”既已退位，何在干政？一人得幸而一郡受難。
《貴耳集》載：“壽皇過南內，徳壽問：近日臺臣有甚章疏。壽皇奏曰：臺臣論知閣鄭藻。徳壽曰：說甚事，莫是說他娶嫂？壽皇奏雲：正說此事。徳壽雲：不看執柯者面？壽皇問：執柯者誰？徳壽雲：朕也。壽皇驚灼而退，臺臣即時去國。”孝宗不知高宗正是這樁婚事的媒人，且臺臣有何章疏，高宗都知曉，可見其並不甘於閒做太上皇。《貴耳集·捲上·莫濟宰錢塘》載“有一老兵醉入縣，咆哮無禮，（莫濟）不問其從來，杖而去之，即徳壽宮幕士也。大璫奏知，髙廟大怒，宣諭孝宗，莫濟即日罷。”高宗不顧法理曲直，宣諭孝宗處置秉公執法的莫濟，孝宗無奈只好照辦。
《桯史》載：“孝宗初政，袁孚為右正言。一日，亟請對，論北內有私酤，言頗切直。光堯聞之震怒，上嚴於養志，御批放罷。”後大臣諫不可，孝宗曰：“太上怒袁孚甚，朕所以亟欲去之。”北內即宦官，趙構以其隱射自己，故怒，而實不然。孝宗因懼高宗之怒，無奈致使諫官以直言而去職。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載“上朝徳壽宮，因奏知遣使通問事，上皇甚喜。”乾道三年（１１６７）三月“辛亥，詣德壽宮恭請裁定醫官員額。”太上皇樂意孝宗向其稟奏朝政，以顯示其依舊無上的權力。
上面近１０則史料涉及宰執大臣武將的任免、臺臣諫官的去留、官員貪腐的包庇、醫官的定額等方面。由此反映出高宗政治影響範圍涉及政治、軍事、司法、選官等國家政權的諸多層面。
其二，高宗奢侈生活的揮霍。孝宗自身是極為節儉的，但高宗卻全然不顧國家財政的困難，退位後的生活比孝宗奢侈百倍。孝宗每年要給徳壽宮大量的供奉錢以滿足高宗奢侈的生活，“詔有司月奉德壽宮緡錢十萬”，一年就得１２０萬緡，這相當於孝宗末年京官總薪俸的１／１２。這還不包括平常增加的供奉和高宗生日時大量錢物。如淳熙七年（１１８０）十二月“詔以太上皇明年七十有五，議行慶壽禮，太上皇不允，帝進黃金兩千兩為壽。”這些鉅額的開支，都是建立在國家賦稅之上的，使得政府的財政開支繼續冗費。
孝宗稍有不慎，即會觸怒高宗，如《西湖志餘》載“徳壽生日，每歲進奉有常數。一日忽減數項，徳壽大怒，孝宗皇懼，召宰相虞允文語之，允文曰：臣請見而解之。孝宗曰：朕立等卿回奏。允文入到宮，上謁，徳壽盛氣語之曰：朕老不死，為人所厭。允文曰：皇帝盛孝，本不欲如此，罪在小臣，謂陛下盛壽無疆，減生民有限之膏血，益陛下無疆之盛壽。徳壽大喜，酌以御醞一杯，因以金酒器賜之。允文回奏，孝宗亦大喜，酌酒賜金如徳壽。”幸賴虞允文巧妙辯護，此事得以順利解決。
其三，干涉立儲和立後等事關國體的大事。關於立儲，“孝廟白徳壽立光宗，宣瑣之夕，徳壽故召魏王燕宿禁內。次日歸邸，則儲冊已行。”太子之立，孝宗肯定事先得到高宗的首肯，不然高宗不會在立儲前一天晚上將光宗的兄長魏王召至徳壽宮。這是為了防止立儲發生意外。再如立後事宜，“淳熙三年八月庚辰，太上皇詔立貴妃謝氏為皇后。”
其四，控制科舉及其它。殿試第一甲的策文謄本要經太上皇過目，新任高階官員的謝恩折亦要轉呈。“凡登進大臣，亦必奏稟上皇，而後出命。”乾道五年（１１６９），一名士人與其徒伏闕請求參加同文館考試被拒後，竟到徳壽宮請求太上皇干涉和宣諭孝宗。雖然這件事沒有成功，但可以反映出高宗的權威似乎在孝宗之上的影子。由於高宗在孝宗朝的政治影響，還使得一些皇親國戚，“或假德壽，或託椒房，犯法冒禁，專利無厭。”如果不是高宗在孝宗朝的影響之大，這些事情是不可能發生的。
上述這些史料，從政治、財政、司法、選官、軍事、立儲、科舉、監察等方面全面反應了高宗在孝宗朝的政治影響。其影響之大，或許在中國古代的太上皇中也實屬罕見。
（二）、對金妥協外交的無奈“承襲”
紹興末年對金政策的失敗是高宗禪位的一個重要原因，但並不意味著作為太上皇的高宗放棄了對金妥協求和的外交政策。作為太上皇的高宗透過對內政治上的影響和凌駕於孝宗之上的威權來對孝宗施加影響，從而繼續維持其對金政策。《貴耳集》載“議者疏秦檜擅專之罪，徳壽（高宗）建思堂落成，壽皇（孝宗）同宴，問徳壽何以曰‘思堂’，徳壽答曰：‘思秦檜也。’由是秦氏之議少息。”高宗對秦檜問題的維護，實質上還是在維護自己的權威，這對孝宗處理政事不無影響，例如為岳飛平反，改變對金政策等必須得到太上皇的允許才能實行。徳壽宮是由秦檜的舊邸改建而成，而且徳壽宮有獨立的管理系統，有專人記錄宮內事，“外廷不得而知，史官不得而書。”
“孝宗初年，規恢之志甚銳，而卒不得逞者，非特當時謀臣猛將凋喪略盡，財屈兵弱未可展布，亦以徳壽聖志主於安靜，不思違也。”孝宗不得已屈從太上皇高宗的對金政策。“上（孝宗）每侍光堯（高宗），必力陳恢復大計以取旨。光堯至曰：大哥俟老者百歲後，爾卻議之。上自此不復敢言。”這啼笑皆非的回答，使得素有恢復大志的孝宗始終不敢北伐。待高宗病逝，孝宗也已經是６１歲的老人了，年少時的激情早已隨歲月蹉跎而消磨殆盡。
求和的基調既定，高宗進而干涉宋金隆興議和，並促成《隆興和議》，透過張栻告誡其父張浚。“張栻入見，帝引見德壽宮。上皇問：曾見仲賢否？對曰：臣已見之。又問：卿父謂何如？莫便議和否？對曰：臣父職在邊隅，戰守是謹。此事在廟堂，願審處而徐議之，無貽後悔。上皇曰：說與卿父：今日國家舉事，須量度民力、國力。聞契丹與金相功，若契丹事成，他日自可收卞莊子刺虎之功。若金未有亂，且務恤民治軍，待時而動可也。”之後透過湯思退等主和大臣彈劾張浚，使其去職。數月後《隆興和議》簽訂。乾道九年（１１７３）十二月“乙酉，金遣完顏璋等來賀明年正旦，以議受書禮不合，詔俟改日。以太上皇有旨，姑聽仍舊。丁亥，璋等入見。”對金政策上，孝宗的壯志難酬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高宗的掣肘。
三、結語
淳熙十四年（１１８７）太上皇高宗病逝，孝宗“居高宗喪，百日後尚食進素膳，毀瘠特甚。”《宋史·孝宗本紀》贊曰：孝宗“聰明英毅，卓然為南渡諸帝之稱首。”“孝宗之為‘孝’，其無愧焉，其無愧焉！”“孝”字或許是高宗加在孝宗身上的無形桎梏。於家而言，這種孝無可厚非，但於國家而言，或許並不為善。
柳立言先生對高宗和孝宗的這種關係有段精闢的論述：“家國同構”使得孝宗朝出現一種雙重皇權，形成一種父權凌駕皇權的形勢。孝宗把皇權屈從於太上皇的父權之下，換句話說，孝宗廟號裡的“孝”，有時竟成了實際的負累，令孝宗在處理國政時不能完全自主，實際上是等於他（太上皇）用孝宗做宰相，秉承他的大政方針，去處理朝政。
高宗在孝宗朝的政治影響，可形象語之曰一種“影子政治”。孝宗似乎始終沒有擺脫高宗的陰影，而這種“影子政治”在宋代歷史上不是特殊的個例。如神宗時期反對王安石變法的呂公著、司馬光、富弼、程顥、程頤、邵雍等人在洛陽，“形成了一個以道德倫理為標榜，以思想與學術為號召的知識集團，表達著當時知識、思想與信仰世界的另一種聲音。”他們雖然離開了政治重心汴梁，暫時沒有了政治權利，但他們在學術上、社會上以及士大夫階層中卻相當有影響力。
在洛陽的這些士大夫們以司馬光、呂公著、富弼、二程為中心，儼然一個“影子內閣”，對北宋中晚期政局起著微妙但舉足輕重的影響。再如靖康年間的徽宗和欽宗父子，以及紹熙年間的孝宗和光宗父子，他們自覺不自覺的都成為一種“影子政治”。而這種“影子政治”對於當時的政治則大多數情況下弊大於利。無論如何，高宗對孝宗的“影子政治”並沒有造成大的政治混亂，與徽、欽二宗和孝、光二宗相比尚可謂一種良好的狀態。
高宗幾乎伴隨了整個孝宗朝，在內政和外交兩大方面對孝宗朝發揮了持久的影響，繼續著其太上皇的朝代。孝宗壯志難酬、圖治恢復不得，也與此有密不可分的關係。這種政治影響在宋代乃至整個古代社會都具有某種典型意義。這種“影子政治”所產生的影響值得我們思考借鑑。
參考文獻：《宋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