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志田（章靜繪）
羅
志田，四川大學歷史系畢業，普林斯頓大學博士，歷任四川大學歷史系、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現任四川大學文科傑出教授，著有《再造文明之夢：胡適傳》《權勢轉移：近代中國的思想與社會》和《國家與學術：清季民初關於“國學”的思想論爭》等。其新著《革命的形成：清季十年的轉折》近期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是對“辛亥鉅變”的重新闡釋。清季十年間，朝廷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廣度推行全面改革，卻恰於此時爆發了革命。在朝廷並無太多暴戾苛政的情形下，為何會發生革命？清朝何以驟然崩潰，革命何以迅速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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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革命的形成：清季十年的轉折》
在外來思想觀念的影響下，朝廷較前更主動更有力地參與了各項新政事務
；同時又對“國家”功能有明確的認識，
始終堅持"國家"只起倡導和推動作用
。從“官督商辦”到“官不經手”“官紳聯合”等，都表明
清廷大致還在堅持"小政府"的行為倫理。
從主觀意願看，清廷雖已從不作為的消極態度走向有作為的積極取向，然其試圖扮演的，仍只是一個“積極的小政府”角色，並不希望變成一個實際的“大政府”。然而，因為其面臨的退虜、送窮任務既迫切又艱鉅，實際卻不能不一步步走上“大政府”的不歸路。
故清季的現實困境是，一個小政府的機構，卻不得不行使大政府的職能;不僅思想上沒有充分的準備，在政治倫理、行為模式和體制方面，也都缺乏足夠的預備
。朝廷如此，民間亦然。但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清廷卻倉促進行了一系列具有根本性的制度改革。
從廢科舉到籌備立憲，件件都是以千年計的鉅變。
今人常說中國人缺乏法制觀念，恐怕多是以其心目中某種特定的"法制"概念來反觀中國現象。
君不見戊戌維新時康有為就呼籲要從根本上一舉改變“大經大法”，而最主要的反對意見則是動輒曰新法“有違祖制”嗎？雙方關注的重心，恰是法與制，以及法制基礎上的法治。而當時“變法”一語的產生，並被後人用以概括那一時段的改革議論和舉措，都體現了強有力的法制觀念。
另一方面，
向為人所詬病的"人治"，也有其長處，即對"人"的重視超過"制度
“。梁啟超的”新民“說，似乎還能體現這一傳統。他曾指出∶”苟有新民，何患無新制度？無新政府？無新國家？非爾者，則雖今日變一法，明日易一人；東塗西抹，學步效顰；吾未見其能濟也。“
中國"言新法數十年而效不睹"就是因為過重新法，而忽略了"新民之道"。
但梁氏和他老師康有為一樣，是一個貫徹”得君行道“之路的人，他也一向特別重視制度尤其官制的改變。而
清末官制改革，恰體現出一種由人向制度轉移的態勢。
1906年，出使各國考察政治大臣戴鴻慈和閩浙總督端方奏請改定全國官制時，
便強調日本"憲法之推行有效，實由官制之預備得宜"
。關鍵是其後隱伏的準則∶”未改官制以前，任人而不任法；既改官制以後，任法而不任人。“前者若”法既敝，雖聖智猶不足以圖功“；後者則”法有常，雖中材而足以自效“。
次年，御史黃瑞麒也上奏說
∶立憲國的實質是法治國，
”法治國任法而不任人，人失而法不失，故其國能長治久安；非法治國任人而不任法，人失則法亦失，故常朝治而夕亂“。
時人這樣的表述尚多，都指向一種重製度而輕人的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