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歐陽修，可謂是如雷貫耳，他是我國北宋時期著名的文學家和政治家，開創了宋代文風的新氣象。透過
“古文運動”
，把文字的意義和精髓都展現得淋漓盡致，無愧於文壇領袖的讚譽，更與韓愈、柳宗元、蘇軾、蘇洵、蘇轍、王安石和曾鞏一同被合稱為
“唐宋八大家”
。
而且，唐宋八大家中除了唐代的韓愈和柳宗元以外，宋代在歐陽修之後的其餘五位，都是直接或間接出自他的門下。可見，歐陽修當時在文學和思想領域的造詣都是非常精深的。
歐陽修（1007年8月——1072年9月）
，字永叔，號醉翁，生於綿州（今屬四川省綿陽）。雖然自號
“醉翁”，
但在廉潔自律方面卻
“從來不醉”
，據他的
《廉恥說》
記載：“
廉恥，士君子之大節。若士君子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為。況為大臣而無所不取不為，則天下豈有不亂，國家豈有不亡者乎。
”
歐陽修是這麼說的，更是這麼做的。他輾轉於各地任職，除了必要的飲食和衣物外，不曾購置一物，更不曾收受一物，為當時和現代都樹立了典範。
不過，歐陽修在文學成就斐然和為官品行廉潔的同時，他在政治領域卻建樹甚少，甚至顯得有些
“天真”
和
“稚嫩”，
推行的一系列主張和參與的一系列變法大都以失敗告終。接下來，我們重點聊一聊歐陽修在政治領域的舉措。
范仲淹
慶曆年間，范仲淹、富弼和韓琦等人深得宋仁宗器重，他們為了消除存在已久的
“三冗現象”
而除弊革新，共同上奏
《答手詔條陳十事疏》
。經仁宗下旨後，北宋開始推行以“明黜陟、均公田、精貢舉、強軍備、整吏治、減賦役”等為主的改革，史稱為
“慶曆新政”。
作為言官，歐陽修的身份比較尷尬。按理說，應該以遵從祖制和謹慎持重為主，但卻非常贊同進行變法革新。一句話，他雖不是這次改革的主要發起者，可也是堅定的支持者。
隨著慶曆新政的開始，一些成績和矛盾也都逐漸凸顯了出來。歐陽修以整頓吏治作為自己的著力點，向仁宗皇帝多次上奏進言。但是，其中的一份奏疏卻給他和新政都帶來了波折，因為一句
“近年臺官無一人可稱者”。
很快，朝中掀起了一場軒然大波。在守舊派的鼓動下，原先的觀望派們也加入反對陣營，開始對新政挑刺和找茬。而其中，反對聲音最高者竟是本不堅決反對新政的參知政事賈昌朝和御史中丞王拱辰。
為何？因為
“近年臺官無一人可稱者”
，而賈昌朝和王拱辰分別是御史臺的前任大夫和現任大夫。於是，在他二人的帶領下，整個御史臺的官員都不幹了，大家紛紛反擊歐陽修，反擊新政。
歐陽修
因為歐陽修本人非常抗打擊，不僅個人品行端正，而且還深受仁宗信任，因此反對者們只好採取了迂迴戰術，開始尋找新政的其他支持者們下手。於是，遠在京外的許多新政支持者就成了目標，最典型的一個就是歐陽修和范仲淹的好友滕子京。
滕子京在西北擔任涇州知州期間，違規使用軍費去犒賞了士兵。其實，這種情況在當時非常普遍，大家都見怪不怪，但他的確是違反了朝廷的律例。如今，言官們翻出此事來，就是為了打擊新政的支持者。
雖然，范仲淹、歐陽修等人都力保滕子京，使得他免於罷官奪職的處罰，但還是被貶往了巴陵郡任職。在這種背景下，范仲淹寫下了他的代表作
《岳陽樓記》
，在文章的開篇就是：“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於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
”
在新政推行過程中，范仲淹、富弼等變法派和夏竦、王拱辰等反對派成了涇渭分明的兩股勢力。而魄力不足的仁宗皇帝，也逐漸產生了一絲的隱憂，擔心朝臣結黨亂政。於是，他在朝會後提了一句：
“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眾卿都是君子，難道會結黨？”
宋仁宗此言並沒有明確的所指，至多也就是敲打敲打群臣而已。但是，歐陽修卻想多了，他回家後竟洋洋灑灑寫下了一篇足以
堪比范仲淹《岳陽樓記》的《朋黨論》。
結果，歐陽修再一次引爆了北宋政壇，據《宋史》記載：“人視之如仇。”
趙禎
宋仁宗僅僅為了警示朝臣要提防朋黨，可歐陽修卻透過《朋黨論》上綱上線，甚至還敢宣稱
“
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
朋
，用君子之真
朋
，則天下治矣。
”
以他看來，自己和范仲淹、富弼等人屬於
“真朋”，
而其他人則屬於
“偽朋”
。
於是，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與變法派決裂，彈劾疏像雪片一樣飛來，指責范仲淹、富弼、歐陽修、韓琦等人以變法之名結黨亂朝。就這樣，歐陽修透過自己“精湛的文筆”，成功實現了變法派與所有人的割裂，以至於宋仁宗都難以保住他們。
在此之後，慶曆新政宣告失敗，就連之前已經推行的許多措施也都被逐漸廢止，北宋失去了一次中興的機會。
當然，慶曆新政失敗的原因很多，也很複雜。如果單純將這個
“黑鍋”
由范仲淹或歐陽修等人來背，顯然是不合適的。不過，有一點卻是明確的，歐陽修在政治上的造詣遠不如他在文學上的造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