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的黨爭，本質上就是雞飛狗跳的掐架，把朝政搞得混亂不堪

萬曆朝開始黨爭愈演愈烈，以讀書報國為宗旨的東林黨人，在朝野上下擁有強大的政治勢力，也逃脫不了黨同伐異的痼疾。

梃擊案、紅丸案和移宮案，被稱為明末三大案，其實本質上來說，這三大案都算不上什麼了不得的事，只是幾場鬧劇而已。可之所以在當時鬧出了不小的動靜，是在這背後都隱含了官僚集團激烈的黨爭，尤其是在當時的朝野上下，已經形成的一股強大的政治勢力，就是明朝末期著名的“東林黨”。

明朝末期的黨爭在萬曆朝就已經很嚴重了。明神宗懶得打理朝政，朝中大臣們就由於政見不同和權力之爭，開始普遍勾結同黨、排除異己。絕大多數情況下，這種激烈的黨爭根本沒什麼原則性而言，相互的爭端也不是為了國計民生的大事，只不過是為了本黨派的利益玩弄權術，互相攻擊、互相報復，整天不停地為各種小破事吵架，朝政非常混亂。

文人吵架基本也是不服就幹，只不過不是動手，而是動嘴，但一樣能致人死地。一般的方式是先佔據道德制高點，以君子自居，把對手定位為小人。不管有沒有犯罪的證據，先說你居心不良，都是這種誅心之論，讓人很無語。俗話說流氓咱不怕，最怕流氓有文化，文人耍起流氓那就是用最冠冕堂皇的理由，幹著最齷齪下三濫的事，欺負人都非要說出個道理來，就像有專家說環境汙染是腳踏車造成的、說房價下降老百姓不答應一樣。

參與黨爭的就都是這樣一群人，但因為他們都或多或少掌握著國家的權柄，所以危害非常大。

歷史上著名的黨爭就有唐朝後期的牛李黨爭，然後是北宋後期新黨、舊黨的黨爭，再就是明朝後期這時候的黨爭，好像王朝一旦到了黨爭厲害的階段，離滅亡也就不遠了。

明朝官員的考核，是由吏部和督察院每6年舉行一次，京官叫京察、地方官叫外察，根據考核結果進行升遷或降職。每到這個時候，都是黨爭最為激烈的時候，都想利用這個機會整倒對手，所以每次都會引起軒然大波，來一次官場大洗牌，權力再分配。

這種情況你單打獨鬥是不行的，朝廷裡山頭林立，小官僚們都會抱大腿，依附官場大佬，逐漸形成了宣黨、昆黨、齊黨、楚黨、浙黨等等，這些都是以本黨大佬的籍貫命名的。

黨爭開始是因為政見不同引起的爭吵，後來到指責對手徇私舞弊、濫用職權等不法行為，到最後演變成攻擊對手行為不軌、貪汙受賄等職務犯罪，甚至是居心不良這類根本不好證明的事了。反正為了整人什麼噁心的理由都能翻出來，就看當事人的節操和底線了。

在這些黨派裡，東林黨的名聲相對比較好，主要是東林黨人相對來說還比較有節操、底線沒那麼低。但這只是相對的，他們也未必像標榜的那樣更正直、更講道義，只是東林黨人大都學問功底深厚，講起來道理來頭頭是道，而且更願意講、更願意寫，更善於控制輿論，所以才讓大家覺得他們都是正直的好人。有些史書上甚至說他們是反對擅權無能大官僚和專權亂政大宦官的有良知的知識分子，是力圖挽救嚴重危機的明王朝的政治勢力。

東林黨的創始人叫顧憲成，江蘇無錫人，學問非常好，萬曆朝進士出身，科舉考試全省第一、全國第五，進入官場以敢於上書直諫、評論時政得失著稱，所以得罪人很多，仕途一直不順。後來在立太子問題上得罪了萬曆皇帝，直接被開除出官員隊伍，回到老家無錫。

無錫有個東林書院，是宋代著名學者、龜山先生楊時創辦的，所以東林書院也叫龜山書院。楊時是程頤、程顥的嫡傳弟子，是程門四大弟子之一。他在東林書院前後講學18年，他的學生在他去世後還在這為他建了一座祠堂——道南祠，因為當初楊時學成回家的時候，他老師程頤曾說過一句讚美他的話，“吾道南矣！”意思是我的學術以後就紮根在南方了。

顧憲成回來的時候，東林書院早就荒廢了，他就和高攀龍等一批也是被罷官的著名學者號稱“東林八君子”的聚集在這講學。由於他們在學術界的名氣非常大，漸漸地全國各地到這來學習的學生很多，顧憲成引導學生們一面研習程朱理學，一面討論救國濟世之道。顧憲成還特意寫了一副對聯教誨和激勵學生：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

東林書院很關心朝政，經常“諷議朝政，裁量人物”，吸引了大量的學者來這參加學術會議，實際上已經成了一個輿論中心。他們的行為和觀點對朝臣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逐漸地就從一個學術團體轉變為一個政治派別，被稱為“東林黨”。

東林黨的崛起，引起了朝廷中其他黨派的警覺，他們的底線就比較低了。他們依附權貴，結交有勢力的太監，本著“凡是敵人贊成的一定要反對”的精神，不論對錯，專門抨擊東林黨人。而當時的萬曆皇帝對他們的爭鬥，採取不置可否的態度，因為他是皇帝，是最終的裁決者，他正可以利用下面的爭鬥達到自己想要的效果，這或許也是領導者常規的領導方式吧。

在之後很多朝政上，都活躍著東林黨人的身影。萬曆朝的國本之爭，他們是堅定的正統派，明光宗朱常洛能即位他們有功勞。內閣大臣沈一貫和沈鯉的二沈之爭、還有李三才之爭背後都是東林黨和其他黨派激烈的黨爭，明末三大案更是讓這種黨爭趨於白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