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統十四年八月的 “土木堡之變”，很多人視其為明朝國運的轉折點。他們認為正是英宗一次性葬送五十萬明軍，尤其是精銳的三大營，讓強悍的明軍一下被打斷了脊樑，從此英武不再，每況愈下。
難道王振和朱祁鎮真的有這麼大的破壞力麼？讓我們來看看土木堡之前，明軍內部都發生了什麼。
明太祖創立大明後就在全國推行衛所制度。衛所明軍有四種來源從徵、歸附、謫發和垛集。不過不論哪種方式一旦入了軍籍不但終身為軍戶，自己的子孫也世代為軍戶（即便是絕後，也要從親族中拉人來頂替）。
注：從徵指朱元璋淮西起兵時的舊部；歸附指俘虜收編的敵方軍人；謫髮指因罪被罰充軍；垛集是從民間徵發。明軍中絕大部分是垛整合軍。
雖然太祖給了明軍士兵們“鐵飯碗”，但靠這個鐵飯碗過日子卻是非常艱辛的一件事情。我們看看太祖本人如何描述普通明軍收入的：
那小軍每一個月只關得一擔兒倉米。若是丈夫每不在家裡，他婦人人家自去關呵，除了幾升做腳錢，那害人的倉管又斛面上打減了幾升。待到家裡fa(左血右市)過來呵，止有七八斗兒米，他全家兒大大小小要飯吃，要衣裳穿，他那裡再得閒錢與人？
這裡倉管惡意的剋扣都不是重點。重點是即便是沒有被剋扣貪墨，一家人憑這點糧餉也就勉強吃飽而已。一旦遇到災荒或者家人臥病，生活立刻就成為問題。另外“
充軍
”也是明朝一項主要刑罰，這也充分說明了明軍的社會地位、經濟生活都處於社會的底層。
逃亡軍戶是明代流民的主要組成部分
大都督府言：起吳元年十月至洪武三年十一月，軍士逃亡者四萬七千九百餘……
《明史》
所以從洪武時期，軍士們不堪衛所的艱辛生活就出現逃亡現象。洪武之後，皇帝和朝廷在貪腐的管制上不再那麼嚴苛，軍官們剋扣士兵錢糧的現象只會越來越嚴重。
正統初年，鎮守山西的都督僉事李謙奏報說，山西很多衛所軍士已經二十七個月沒有領到糧餉，軍隊隨時都有譁變的可能。糧食都到哪裡去了？被各級官吏貪墨了。
正統三年，西寧衛指揮僉事穆肅和鎮撫李恆相互勾結，冒領了軍衛糧餉八千一百一十石，竟然無人揭發，似乎也無人發現。最後還是因為兩人分賬不均，互相檢舉攻擊，才導致東窗事發。
諸如此類嚴重的剋扣貪腐，導致逃軍現象也越發的嚴重。同年，兵部對天下衛所進行抽驗後上報了一個統計數字，天下衛所逃亡士兵一百二十萬，清軍找回來的不過十之二三。而且很多逃軍被抓回來之後，很快又逃亡出去。如果這個數字真實可靠，意味著當時明軍有一半都逃亡了。
注：明朝將衛所軍士軍籍做成三份，一份清勾冊（衛所軍士逃亡、死亡冊。勘合缺額叫清，補充缺額叫勾），一份軍戶原籍家屬戶口冊，一份收軍冊。當軍士逃亡先根據名冊對應抓回，如果找不到就從該軍士家族中抓人補丁，這在明朝也叫“勾軍與清軍”。
雖然明英宗多次釋出詔令要求解決軍隊逃亡問題，但是朝廷始終著眼於“勾軍清軍”，不從根本上去解決軍士們難以生存的問題。所以結果就是空耗時間和精力卻什麼用也沒有。
正統十三年，兵部上報天下衛所逃軍共計六十六萬六千八百餘人，只捕回六萬一千二百餘人。除此之外還產生了更為嚴重的問題，因為大規模的“
清軍勾軍
”，相關軍官和官吏們又發現了新的財源。
一方面他們瞞報逃軍資訊，藉此貪汙逃亡軍士們的軍餉（吃空餉）；一方面收取（勒索）逃亡軍士家屬賄賂，以此不追捕逃亡軍士或者從其家族中抓人補丁。
這導致朝廷逐漸無法掌握衛所士兵的真實在籍數量，讓朝廷對明軍整體的實力評估產生了非常嚴重的偏差。例如山東巡按御史李純巡查某百戶所，在冊軍士一百二十人，實際勘合僅剩一名士兵！
也就是說朝廷如果按冊派軍，明面上派出了十萬大軍，實際出發前往戰場的可能一萬人都沒有。即便數量不缺，那也是衛所強拉老弱病殘來湊數，又能有什麼戰鬥力呢？
留在衛所不逃的軍士，除了要被剋扣糧餉外。還被衛所的軍官、朝廷勳貴們視為奴僕，驅使他們為自己務工牟利。雖然英宗三令五申禁止私自役使士兵，但是這種空泛的詔令又有什麼作用呢？
衛所本來就因逃亡導致戰鬥力銳減，現在因為私役留下來計程車兵除了生活變得更為困苦外，還沒了訓練時間。而明軍的主力是火器部隊，這在古代屬於技能要求很高的兵種，必須有足夠的訓練才能保障其戰鬥力。
古代火器沒有膛線，因此決定殺傷力的最大因素就是單位時間內的有效發射數量。發射量如果足夠多，敵人在還沒有臨近前就會因為承受不住傷害而撤退；反之則會被敵人衝入陣列。
所以在敵人衝鋒併到達陣前的這段時間裡，能不能多發射一兩輪火器，結果對於明軍來說區別非常的大。而決定這個數量的是射手的心理素質和熟練程度，因此訓練的缺失對於明軍的戰鬥力的影響比我們想象的要大得多。
注：不少電影裡有這方面的細節。新兵因為訓練不足上了戰場，手忙腳亂，甚至在巨大的心理壓力下，一槍也打不出去。
除此之外，衛所制度的基礎也在一步步地被破壞。
明朝的衛所基本都按軍丁數量劃定了屯田（每丁授田五十畝，戰兵和屯兵的比例大致為三比七），朝廷原本的意圖是各衛所靠屯田收入滿足衛所的日常供給（糧餉、服裝、普通軍械等）。
但是衛所軍官以及地方豪強透過“吃空餉”、借貸等等方式侵佔屯田。宣德六年，山西巡按御史張勗上奏稱大同一帶的屯田大部分都被豪強所佔。
這種現象到正統朝愈發的嚴重，導致各地衛所軍屯收入嚴重不足，根本滿足不了軍隊的基本需求。朝廷只得以“年例銀”的方式額外的支付軍餉。正統十二年，朝廷一次性撥給遼東軍十萬兩，撥給宣大軍十二萬兩。
這不但讓衛所的軍屯制度被破壞，也把本就不富裕的明朝朝廷也拖入了財政陷阱之中，直到滅亡，朝廷也沒能從窘迫的財政狀態中解脫出來。
衛所和朝廷窘迫的收入狀況，導致衛所的軍械無法正常補充和維護，從而十分缺乏或者質量低劣。正統初年，陝西邊牆沿線衛所兵器的缺額以上萬計。
正統二年，鎮守陝西的左副都御史陳鎰奏報朝廷稱，他沿邊巡查發現士兵們的兵器都已不堪使用。每副盔甲（全鐵甲）原本應該鐵四十斤，現在的僅二十多斤，衣甲（布中襯鐵片）才八九斤。
陳鎰請求朝廷嚴懲相關監造官，以儆效尤。雖然朝廷批覆同意並處罰了相關人員，但效果如何呢？正統四年工部上奏稱，去年打造盔甲兵器六萬四千餘件，結果下發後衛所普遍反應質量不合格。除此之外，還缺戰馬，禦寒的棉衣也嚴重缺乏，有些衛所計程車兵甚至到了衣不遮體的地步。
逃軍讓軍衛的人員嚴重不足；生活的壓力和官吏的私役逼迫軍衛士兵為了養家餬口而不停忙碌，無法訓練；也讓他們不願意戰鬥，原因是顯而易見的，自己活著都難以養活家人，難道戰死沙場之後自己的家人就能幸福安康了？
這樣的軍隊同時還面臨著後勤無法保障的問題，那麼它還能有什麼戰鬥力？
正統十四年七月十一日，也先攻大同，明朝大同右參將吳浩於貓兒莊（今山西陽高縣北一帶）迎戰瓦剌，迅即兵敗戰死。
正統十四年七月十五日，大同總督宋瑛、駙馬都尉井源、總兵官朱冕、左參將都督石亨四員將領各率精兵一萬赴陽和防禦。緊接著，西寧侯宋瑛、武進伯朱冕、左參將石亨等率明軍與瓦剌戰於陽和，是役明軍大敗，全軍覆滅。
英宗率大軍出征的當天夜晚，大軍駐紮於虎臺，夜裡大風吹動旌旗，居然引起了嘯營，幾十萬明軍大呼小叫，以為瓦剌軍襲營，亂作一團。
這才是一些人眼中“彪悍”的明軍的真實戰鬥力，此時的明軍早已不復當年之勇。
最後，英宗和王振可能也並不清楚自己到底率領了多少明軍，他們極有可能以為自己真的是帶著五十萬大軍（如果知道真實數量，可能就不會出徵了）。
成祖遷都北京之後，設立了京營七十二衛，滿編總兵力有四十萬。宣德年間朝廷對京畿的軍制做了改動，設定了班軍。每年春秋兩季從河南、山東、中都（鳳陽）等地抽調軍衛士兵到京城操練（備操軍），每班滿員八萬人。加上京營還有十來萬預備隊，所以賬面上英宗是可以帶出五十萬大軍的。
注：朝廷設立班軍制度的主因就是感覺軍衛戰鬥力下滑嚴重。但是調至京師訓練的班軍很快就淪為了京畿權貴們的奴僕。“京城土木繁興，供役軍士財力交殫，每遇班操，寧死不赴。” 《明史·李東陽傳》
前文已經指出，此時明朝軍衛逃軍現象已經非常嚴重，軍衛制度實際上已經接近崩潰。所以英宗認為的五十萬，只怕根本就沒有五十萬。
宣德年間三大營中的五軍營勘合數量為五萬七千人，只有滿編的一半多一點。到了正統年間情況只是再進一步惡化，所以理論上京營實際士兵數量應該不足編制的一半。
加之英宗出征前已經令朱勇、陳懷、井源等人共抽調四萬五千京營精銳先期前往大同、宣府防禦。所以英宗實際率領的大軍估計最多也就二十萬。
綜上可知，土木堡的慘敗早已註定，根本就改變不了結局。一些人之所以把全部責任歸咎於明英宗和王振，甚至認為是朝廷文官為和皇權鬥爭故意設下的圈套，只不過是不願意承認明軍已經孱弱的事實而已。
一些朋友認為其後于謙能夠率領“殘軍”打贏北京保衛戰，說明明軍戰鬥力尚在。姑且不論背靠堅城的防守戰和野戰的區別，此“明軍”也非彼“明軍”。
嘉靖三十四年，牛人戚繼光率領數量絕對優勢的明軍在龍山迎戰倭寇，結果戚繼光差點就以身殉國。但是隨後戚繼光卻能率軍打出一比一百的交換比，戚繼光和倭寇都沒有變，變得是戚繼光手下的“明軍”。
于謙實際和戚繼光使用了同樣的策略，戚繼光是重新編練了“戚家軍”。于謙則同樣放棄了原來的三大營衛軍，重新招募新軍組建了團營。兩者區別很大，但是有個共同點，都是脫產募兵，都要先發錢。
所以說，英宗和王振最大的罪不是他們沒有軍事指揮才能，而是他們沒有看清明軍已經孱弱的事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