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林、戈培爾、希姆萊、海德里奇、鮑曼和赫斯——這些名字在納粹德國曆史上都太熟悉了。但他們身邊的女人卻很少有人瞭解。實際上她們中的一些人和她們臭名昭著的納粹高官丈夫一樣狂熱。
在1936年柏林奧運會結束的前三天，艾米·戈林和她的丈夫赫爾曼·戈林為數百名嘉賓舉辦了一場壯觀的活動，活動內容包括月光下的芭蕾舞、遊樂場、咖啡館和啤酒帳篷，以及演員組成的遊行隊伍。這並不是艾米和她的丈夫作為帝國最著名夫婦舉辦的第一場或最後一場盛大活動，他們像古代的皇帝和皇后一樣在柏林周圍遊行。艾米適合聚光燈下的生活，當她在1932年遇到戈林時，她已經當了十多年的職業演員。
希特勒奪取政權後，戈林控制了享有盛譽的柏林國家劇院，艾米·戈林成為女主角，主演了幾部長期上映的喜劇。艾米和戈林於1935年在一場盛大婚禮上結婚後，最終退出了舞臺。根據當時英國大使的會議，“柏林街道被裝飾一新，所有的交通都暫停。而200架軍用飛機在空中盤旋“。
婚後，艾米奢侈的生活方式是由她的丈夫資助的。因為除了希特勒之外，戈林是最富有的納粹分子，他利用自己作為空軍司令的角色揮霍重整軍備計劃的大部分資金，並從渴望贏得合同的武器製造商接受賄賂。艾米對丈夫的日常工作不感興趣，她從來沒有問過所有的錢都是從哪裡來的。她只是陶醉於自己作為帝國女性領袖之一的角色。
在戈林夫婦奢華的奧林匹克晚會三天後，約瑟夫·戈培爾和夫人瑪格達主持了他們自己的活動，成為紀念奧運會的高潮。地點是孔雀島，這是一個神奇的樹木繁茂的自然保護區，綠樹成蔭的小徑上點綴著燈籠。那裡有燒烤、煙花和舞蹈樂隊。雖然戈培爾夫婦永遠無法與戈林夫婦相提並論，但前者有一個明顯的優勢：他們與希特勒本人的關係密切。戈林可能是元首最忠實的副手之一，但艾米並不是一個狂熱的納粹分子，她也不是特別迷戀希特勒。而瑪格達則瘋狂迷戀希特勒。
這種親密關係意味著三人在一起度過了大量的休息時間，無論是分享暑假還是季節性假期。但伊娃·布勞恩作為希特勒穩定而又秘密的女友慢慢浮現出來，造成了緊張局勢，因為她和瑪格達非常嫉妒對方。然後，當瑪格達和她丈夫的婚姻因他與一名捷克女演員的婚外情而觸礁時，希特勒毫不猶豫地親自出面干預，並命令他們無論如何都要在一起。
另一場堪比瑪格達和艾米之間的競爭也在奧運會期間上演。1936年，希姆萊和海德里奇開始掌管黨衛軍、蓋世太保和警察。他們共同組成了一個令人敬畏的團隊。然而他們的夫人瑪格麗特·希姆萊和莉娜·海德里奇，卻為爭奪黨衛軍“第一夫人”而陷入激烈的鬥爭。
多虧了她的丈夫，瑪格麗特是更資深的妻子，她決心確保黨衛軍家族中的每個人都尊重這一點。然而在奧運會上，莉娜第一個入場；在整個比賽過程中，她和海德里奇比瑪格麗特和她的丈夫獲得了更好的座位和更好的待遇。他們之所以成為貴賓，是因為海德里奇是德國奧委會的成員，還是一名成就斐然的擊劍運動員和運動員。在兩週的時間裡，莉娜享受著載著她的私人飛機和車隊，並享受著國際奧委會為慶祝奧運會開幕而舉辦的令人驚歎的宴會。
當奧林匹克體育場的田徑比賽開始時，伊爾澤·赫斯和她的丈夫、納粹黨副首腦魯道夫·赫斯坐在前排座位上觀看了一系列活動。他們在比賽期間沒有費心舉辦任何社交活動或華麗的派對，這不是他們的風格。伊爾斯和赫斯痴迷於維護他們認為是納粹主義核心的道德和精神價值，並保持不受腐敗的玷汙。他們堅持適度的中產階級生活方式，伊爾莎稱他們夫婦“永遠不會為了外在的東西而出賣自己“。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最像納粹理想女性的妻子格爾達·鮑曼甚至沒有參加1936年奧運會。格爾達有十個孩子，只關心家庭事務，完全屈從於她的丈夫馬丁·鮑曼。格爾達第一次見到希特勒時只有12歲。她的父親是一名職業軍人，是一個堅定的納粹分子，希特勒是他們家的常客。19歲時，在短暫的求愛之後，她嫁給了鮑曼·格爾達。正是因為她是這樣一位模範家庭主婦和母親，所以她對奧運會敬而遠之。
1936年奧運會對納粹來說是一次重大的成功。四年後，歐洲處於戰爭狀態。但隨著衝突的發展和盟軍開始接近勝利，妻子們很可能一直在想，她們將為消滅猶太人付出什麼代價。1942年5月27日，海德里奇在布拉格郊區遭到捷克特工的襲擊而死亡。莉娜否認海德里奇對大屠殺負有任何責任。她堅持說，她的丈夫並不完全知道他在計劃什麼，並宣佈他去世時是個榮譽完美的軍人。
瑪格麗特·希姆萊則把所有的責任都推到希特勒的肩上。她說，無論她的丈夫可能做了什麼，也可能沒有做過什麼，他只是聽從元首的命令。當被問及她所知道的事情時，她還聲稱完全不知道。然而，瑪格麗特是唯一一位進入集中營系統的主要妻子；她多次訪問達豪集中營，視察其巨大的藥草花園，還參觀了婦女營地拉文斯布呂克。瑪格麗特沒有對她的經歷發表評論，而是選擇了保持沉默。
儘管有壓倒性的證據對戈林不利，但艾米拒絕相信她的丈夫與納粹戰爭罪有任何關係。從很早開始，艾米就不遺餘力地利用戈林的權力，保護娛樂圈的猶太朋友和同事。但隨著戈林靠邊站，艾米不再有能力幫助任何人。在所有的納粹高層妻子中，她是唯一一個對納粹屠殺表示內疚或後悔的人，並承認當她和她的丈夫“看到不公正的行為”時，他們應該“進行更強有力的抵抗”，特別是關於猶太人的問題。
瑪格達·戈培爾對正在實施的種族滅絕的規模並不抱有幻想，因為她的丈夫無法保守秘密。到1945年春，瑪格達已經屈服於末日宿命論，蘇聯軍隊向他們推進時，這種宿命論壓倒了許多德國人，而不僅僅是納粹精英。1945年5月1日，瑪格達和她的丈夫自殺，並在幾個小時前安排謀殺了他們的六個孩子-他們在睡夢中被毒死。在她最後一封倖存的信中，瑪格達寫道，對他們來說，與其生活在一個沒有希特勒的世界裡，不如去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