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唐封葉|葉話文史公眾號
《簡說西周史》系列第22
引子：
《古本竹書紀年》記載，周夷王三年，因為姜姓紀國（金文作己國）國君紀侯在夷王面前打了齊國國君齊哀公的小報告，周夷王勃然大怒，命人把齊哀公抓來，並召集諸侯殺雞儆猴，當著他們的面把齊哀公丟大鼎裡給煮了。
紀侯的小報告的內容到底是什麼，周夷王為什麼聽信他的話，史書裡沒有記載。東漢末期的學者宋忠說，紀侯是對周夷王說齊哀公“荒淫田遊”，也即沉迷打獵和遊樂。不過宋忠的話很讓人懷疑，比他更早的戰國、西漢史官都不清楚的事兒，他一個東漢末年人咋知道得那麼具體的？何況“荒淫田遊”能惹周夷王發那麼大火嗎？
本文不想就紀侯究竟進了什麼讒言多探討，在此筆者唐封葉要著重講的是另一個問題：
周夷王為什麼能輕而易舉就把一個
諸侯
大國的國君給逮來並殘酷處死？
有讀者可能會說，這還不簡單，西周時周朝的國力還比較強大唄。根本的原因確實是如此，但唐封葉要說一個重要的直接原因，那就是西周的一系列制度設計，保障了周天子對諸侯的較強的控制權。很多人知道西周時有諸侯定期朝覲（不來意味著你的忠誠有問題）、天子四方巡狩（武力震懾）等制度，但還有一些天子控制諸侯的手段可能讀者並不是很清楚，唐封葉就在此簡介一下。
第一，命卿制度（西周時周天子掌握諸侯國內部重要官吏的任免權）
說起周代諸侯國，不少人可能以為諸侯國內部官吏都是自行任免的，其實這種情況只存在於“禮崩樂壞”的東周。據《禮記·王制》記載：
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
……
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
……
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
按照《王制》篇的說法，大中諸侯國的主要官員是由周天子任命的，這也就是所謂的“命卿制度”。雖然《王制》篇成書較晚（一般認為是秦漢之際成篇），但上述記錄卻能得到《左傳》《國語》等書的印證。
據《國語》記載，春秋早期晉國的“曲沃代晉”過程中，曲沃武公即後來的晉武公攻打冀都的晉哀侯時，曾勸力保晉哀侯的晉國大夫欒共子歸順自己，並對欒共子許諾，如果他與自己合作的話，會帶他去覲見周天子，給他討個晉國上卿的職位，還將晉國大政都交給他管理。當然欒共子忠臣不事二主，嚴詞拒絕了曲沃武公，最終為晉哀侯戰鬥至死。
在這個故事中，曲沃武公明白，晉國的上卿他自己任命是不算數的，得周天子任命才有效。
如果說大家對曲沃武公和欒共子比較陌生的話，那不知道管仲的人就很少了。
《左傳》記載，作為齊國執政的管仲，有一次為平息王子帶叛亂一事出使周王室。當時的周襄王知道他的功績和在齊國的地位，為討好霸主之國齊國，就打算以招待諸侯國上卿之禮招待他。但管仲卻拒絕了，說：“
臣是卑微的小官，我國的上卿有天子任命的國子、高子在。如果用上卿之禮招待臣，那他們春秋兩季入朝接受王命時，朝廷該用什麼禮節招待他們呢？
”不過由於周襄王繼續堅持，最後管仲也妥協了，接受了下卿之禮的招待。
從上述故事可知，儘管齊桓公重用管仲，他也實權在握，但由於他並未得到周天子的任命，所以名義上他在齊國臣子中的地位還是低於國子和高子這兩家貴族的，因為他們是以前周天子任命的齊國上卿，理論上齊國國君是無權罷黜他們的。而且
從管仲的話可知，按制度天子任命的諸侯國上卿，還要定時入朝彙報工作的
。
此外《左傳》還說，邢國也有一個被稱作“國子”的貴族，是邢國的上卿。
當然，
20世紀以來，大師王國維提出了著名的“二重證據法”，也即是要把發掘的出土文物和史書的記載相互驗證。
我們對比出土的西周青銅器銘文，發現上述文獻所說確實是不誤的。如：西周中期的豆閉簋銘文記載，周王親自冊封一個叫豆閉的官員為某邦君（邦國之君）的司馬；西周後期的梁其鍾銘文記載，周王親自冊封一個叫梁其的官員為某邦君的大正（司法官員，一說為卿）。
▲梁其鍾和銘文區域性（劃紅線文字為：梁其，身邦君大正）
上述周天子可以直接任命其國內重臣的國家有晉國、齊國、邢國，兩個是姬姓國，一個是與周聯姻的姜姓國，都可確認是周初封建的國家；至於豆閉簋和梁其鍾中所說的邦國具體是哪兩國，我們目前還難以認定（一說豆閉簋是鄧國器物）。所以綜合文獻和金文我們可以知道，
西周時期周天子
應該
至少
能夠
任命由它
“
授土授民
”
分封的諸侯國的重要官員
，就像後世大一統王朝的皇帝任命州、道、路、省以下的官員一樣那麼隨意。這顯示西周王朝對很多諸侯國內部的人事權尤其是軍事權抓得都是非常緊的。所以
如果您以前以為西周時期諸侯國內部的官員都是諸侯們自行任免的，那就
大錯特
錯了。
第二，監國制度（西周時周天子在戰略要地或諸侯國內派駐監督官員）
首先，據《史記·五帝本紀》記載：
（黃帝）置左右大監，監於萬國。
雖然說黃帝是傳說中人物，但天下共主有監督各國的想法是很容易理解的。關於周代“監”的最早文獻記載，是周武王派到東方監視紂王之子祿父（武庚）和殷商遺民的“三監”（管叔鮮、蔡叔度、霍叔處）了。21世紀問世的戰國“清華簡”《系年》雲：
周武王既克殷，乃埶（設）三監於殷。
我們知道，管叔鮮、蔡叔度、霍叔處這“三監”都是帶著大軍駐守在原商王畿周邊的，所以周代最初的“監”就是西周王朝在一些戰略要點部署的大軍的首領，他們主要以武力為後盾威懾一方。我們還知道，其實管叔鮮又是管國的國君、蔡叔度又是蔡國的國君、霍叔處又是霍國的國君，所以一些學者給這種監督模式模式起了個名字，叫
“以國監國”
。
雖然眾所周知，周武王去世後管叔鮮、蔡叔度、霍叔處這“三監”因為妒忌周公旦攝政而跟祿父一起反叛，但這種“監囯”制度卻並沒有隨著叛亂被平定而消失，而是加以改進後繼續在西周長期實施。比如西周中期有青銅器闌（管）監鼎（注，金文中“管”本寫作“闌”），說明管叔鮮死後，管國雖然被撤銷，但管地依然有“監”存在。
除了“管監”外，近現代以來歷史學者還陸續在西周青銅器銘文中發現了“應監”、“鄂監”、“榮監”、“句監”等稱呼，2013年考古工作者在湖北隨州葉家山曾侯墓中還發現一件帶“監”字的鼎，但前面一個字是什麼頗有爭議，一些學者認為可隸定為“濮”，也即“濮監”。
有人會問，那這裡的應監、鄂監是不是就是由應侯、鄂侯充任的呢？那應該不是，因為除發現“應監”的器物，還發現有“應侯”的器物。
在西周中期偏後的青銅器仲幾父簋中，更有“諸侯、諸監”並列的銘文，這證明三點：一，這裡的諸監和諸侯不是一回事；二，諸監的“諸”證明“監”的設定很普遍；三，兩類人的地位應該是平級的或後者略低於前者的（畢竟諸侯在前、諸監在後）。
那西周中後期的“監”是什麼意思呢？漢代成書的《禮記·王制》雲：
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其祿視諸侯之卿，其爵視次國之君。
《王制》篇雖晚出，但它說“監”的地位相當於次國之君這一點，倒是與仲幾父簋暗合。
至於西周中後期諸監與諸侯的具體區別，因為文獻、金文簡略，我們無法確知。有學者認為諸監和諸侯一樣有土有民（西周為民兵制，有民即有軍），只是名號、任務不同；還有學者認為諸監類似後世的“流官”，不世襲（諸侯是世襲的），其駐紮地的土地、軍民都是直屬周王室的。
細數上述設有監的諸國，應國為姬姓畿外國，在今河南平頂山附近；鄂國為姞姓畿外國，周代前期和中期在今湖北隨州安居鎮一帶；榮國為姬姓畿內國，舊說在關中，一些學者根據出土的榮氏青銅器認為成周附近；句監器出於山東，句國可能為文獻失載的地方小國，一些學者認為句監的監督物件應是萊夷，只不過駐紮在句國；濮國姓氏不詳，周代位置大約在湖北南部。也就是說，西周時期設“監”官的諸侯國既有同姓國也有異姓國，既有畿內國也有畿外國，既有周人封建之國，也有舊有的、僅僅臣服於周朝的部族方國，設定還是比較廣泛的。
▲
周夷王輕易抓獲齊哀公的過程猜想：
2008年，考古工作者在山東高青縣陳莊發現了一座始建於西周早中期的古城遺址。該古城很小，略呈方形，長寬各約180餘米；有學者研究古城中的碳化植物，發現與牲畜飼養使用有關的植物所佔比例很高。鑑於以上兩點，不少歷史學家認為該古城應是一個具有軍事色彩的城堡。
▲山東高青陳莊古城遺址
▲引簋銘文
在該城中在古城遺址內的西周墓葬中，考古人員發現一件帶銘文的引簋，上面記載周王親自冊封一個叫引的官員掌管“齊師”。這裡“齊師”是什麼性質學術界還有爭議，一種意見認為是齊國軍隊，一種意見認為是周王室派駐到齊國的王室軍隊。如果是前者，那麼說明周天子在行使“命卿”的權力；如果是後者，那說明引很有可能具有“監”的性質。
下面讓我們來推理一下2800多年前的情景：周夷王聽了紀侯的小報告後，命令出動王師抓捕齊哀公。當這訊息傳到齊國，齊哀公自然不願束手待斃，肯定也想組織力量抗拒，但他手下的卿是王室任命的，他們的地位和富貴是天子給予的，他們既是諸侯的臣子，更是天子的臣子，因此不願隨齊哀公違抗王命。另一方面，周天子設定在齊國的“監”又發揮職能，監視齊哀公的一舉一動並配合王師作戰，最終陷入孤立狀態的齊哀公被擒獲，成了鼎中之物。
總結：
現在我們可以知道，西周時期周天子至少可以直接任命由其分封的國家的主要官員，也可以按需要在處於重要位置的諸侯邦國（無論內服外服、同姓異姓、分封和非分封）設定諸監，諸監地位相當於小國之君，擁有監督諸侯和周邊區域的權利。所以一旦諸侯有異動，該國內的臣子會不會跟他一起對抗王師，就是一個問題；而且不少諸侯國內駐有諸監，他們也會盯著諸侯的一舉一動，在駐在國諸侯或附近諸侯反叛時提供情報並配合王師作戰。這樣雙管齊下，一個諸侯想造反，想對抗王師，就要掂量掂量了。
當然，這些制度的實施，都是建立在周朝自身擁有較強實力的基礎上的。隨著西周王朝的衰落，尤其是“平王東遷”王室自顧不暇，“命卿制度”逐漸成為擺設，而諸監的地盤和人口很可能在沒有中央朝廷做靠山的動盪中被周邊的諸侯吞併，最終使這些制度變成史料裡的隻言片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