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晉作為結束東漢末年混亂局勢的大一統王朝，在中國歷史上一直是一個獨特的存在。在司馬家三世四人的努力耕耘之下，司馬氏終於篡奪了曹魏政權，坐享其成之後，又輕鬆擊敗了國內形勢混亂無力抵抗的東吳政權，坐收天下。不過他們的天下卻沒有坐多久，在晉武帝司馬炎去世之後，由於司馬衷能力不足，導致國家內亂，司馬氏族人自相攻伐，終於被胡人入主了中原，西晉很快就滅亡了。
眾所周知，西晉是以孝道為最高綱領來治理國家的朝代，但是他們卻因為自家人的犯上作亂趨於滅亡，難免令人費解。不過當理解西晉的政治綱領只是口號，而實際卻是利益傾軋的時候，這一切就變得順理成章。下面我將從曹魏末年，鍾會談論取士標準的看法入手，探析西晉政權真正的執政準則，以及其背後的問題。
曹魏古城
引言
鍾會是曹魏末年的重臣，其父為鍾繇，位居三公，為曹魏的政治體制建設立下了汗馬功勞。鍾會小的時候便展露出過人的才能，後來更是文武兼修，成為了當時大將軍司馬昭十分依仗的重臣。不過雖然鍾會出身於這樣的名門望族，其自身的品性卻不像自己的父親那樣高潔，他好大喜功，而且為人陰狠記前嫌，並不是一個品德高尚之人。
在曹魏時期，從魏武帝曹操開始便提倡選舉人才要不拘小節，唯才是舉，不能因為其德行上的汙點而埋沒的人才，後面的曹魏諸位皇帝也繼承了這樣的取仕標準。按照這樣的規則，鍾會能夠被重用也是理所應當，但是鍾會本人其實是不支援這樣的人才選拔規定的，鍾會主張人才的德行與其才能應該是相合的，而不能單純從才能入手選拔人才，否則會出現德不配位的現象。這樣的主張與其為人明顯不符。那麼鍾會為什麼會提出這樣的思想呢，主要是因為這樣的思想有悖於曹魏的理念，更加迎合司馬昭的想法。而司馬昭果然對鍾會青睞有加，鍾會也因此平步青雲。
《世說新語》記載：“會論才性同異，傳於世。’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異，才性合，才性離也。尚書傅嘏論同，中書令李豐論異，侍郎鍾會論合，屯騎校尉王廣論離。”
曹魏司徒鍾會
由此可見，即使司馬家的領袖提倡以道德為標準選拔人才，在其真正實行過程中卻不以為意，反而重用鍾會這樣的才性不合之人，此皆因司馬家的政治本是立足於門第擁護之上的，下面我將進行具體分析。
以才性論討望族歡心
曹操在提出唯才是舉的人才選拔方針之後確實為為國貢獻了不少人才，也誕生了不少酷吏，他們澄清了東漢末年腐朽的吏治情況，但是這損害了把持政治多年的世家大族的利益，降低了他們對於政治的統治力。因此部門士族中的後人是對曹魏的選拔制度頗有微詞的。但是他們不能直接反對政府的制度，便只能從理論上入手，批評唯才是舉的不合理之處。
曹魏尚書傅嘏
其中尚書傅嘏提出了人的才學應該是與其品性相同的才性同之論，他認為一個人的才學是建立在其品性之上的，鑑於當時對於士大夫學識的判斷標準依舊是他們對於儒家經典的掌握程度。因此如果一個人不能按照經典中所要求的方式來端正自己的品性，那麼一定是其才學不過關或者是自制力不足，這樣的人又怎麼會有足夠的能力來完成政務呢，因此傅嘏主張政府應該以德行為主對人才進行挑選。
《三國志》記載：“正始初，除尚書郎，遷黃門侍郎。時曹爽秉政，何晏為吏部尚書，嘏謂爽弟羲曰：‘何平叔外靜而內銛巧，好利，不念務本。吾恐必先惑子兄弟，仁人將遠，而朝政廢矣。’”
而鍾會在聽聞了傅嘏的理論之後，則進一步將其學說提升為“才性合之論”。他認為，斷言一個人的德行與他的才學一定是相同的難免過於武斷，但是其中必有一定的聯絡。他也支援重點考察一個人的德行，否定當時的人才選拔體系，並且以此為根本著有《四本論》。不過他顯然對自己的文章不甚自信，甚至不敢給嵇康過目。
《世說新語》記載：“鍾會撰《四本論》始畢，甚欲嵇公一見，置懷中，既定，畏其難，懷不敢出，於戶外遙擲，便回急走。”
魏晉名士嵇康
但是前面提到鍾會其人並不是一個以德行顯名的人，相比於他的德行，他的才能更加為世人稱道。他與傅嘏提出的這些理論無疑是在為司馬昭的政治改革鋪路，當時司馬氏儘可能採用一切辦法拉攏士大夫階級的支援，從士大夫們意見較大的人才選拔制度入手自然是很好的方法，而傅嘏與鍾會優勢親近司馬昭的文人，所以他們的文章不過是司馬昭的政治工具而已。
以仁慈法令許貴族利益
鍾會由於親近司馬昭，並且個人軍事能力十分優秀，因此很快做到了鎮西將軍的位置，並且安排其與鄧艾共同負責西南軍事。後來鍾會與鄧艾伐吳成功，更是被授予了司徒的官職，封縣侯。不過之後鍾會設計陷害鄧艾，獨攬了蜀中大權，他便有了不臣之心。他與蜀中舊臣姜維聯絡甚密，二人密謀起兵謀反。不料計策敗露，被起義的魏軍誅殺。
《三國志》記載：“自謂功名蓋世，不可復為人下，加猛將銳卒皆在己手，遂謀反。欲使姜維等皆將蜀兵出斜谷，會自將大眾隨其後。既至長安，令騎士從陸道，步兵從水道順流浮渭入河，以為五日可到孟津，與騎會洛陽，一旦天下可定也。”
姜維鍾會謀洩身死
在古代中國，凡是有謀逆之心之人都被認為是犯下了最重大的罪過，其族人都是要被剷除乾淨的，但是司馬昭在處理鍾氏後人的問題上，卻並沒有對他們趕盡殺絕，而是留下了部分後人為鍾繇繼承香火。這樣的處理方法在當時是十分罕見的。不過司馬昭此舉的動機並非完全出於仁慈，鍾氏乃是名門望族，在鍾繇，鍾會之後更是聲望日隆，司馬昭對這樣的大家族採取部分懷柔政策，也是在向其他的大家族示好。他說尊重鍾繇的意思其實可以理解為，凡是祖上有過三公大臣的名門望族，都會收到特別的政策優待。
司馬昭石像
《三國志》記載：“司馬文王表天子下詔曰：‘峻等祖父繇，三祖之世，極位臺司，佐命立勳，饗食廟庭。父毓，歷職內外，幹事有績。昔楚思子文之治，不滅鬥氏之祀。晉錄成宣之忠，用存趙氏之後。以會、邕之罪，而絕繇、毓之類，吾有愍然！峻、辿兄弟特原，有官爵者如故。惟毅及邕息伏法。’”
而曹魏政權對待名門望族的政策與司馬家並不相同，在曹操平定河北之後，重新制定了部分政策， 重點就是要對之前兼併了大量土地計程車族進行管理，讓他們承擔更多的稅賦，而對貧弱的平民進行保護。這樣的做法無疑觸及了這些士族的根本利益，而且後來類似的做法還被推行到了全國，進一步激起了豪門的不滿。
相對於曹魏對於名門貴族嚴苛的管理手段，司馬昭的政策顯然更加親近掌握大權的貴族階級，這也為司馬氏後來篡奪曹魏政權做好了鋪墊。
以外戚之力平寒門之怨
但是曹魏政權由於其政策更加偏向於平民級寒門子弟，因此到曹髦在位之時依然有不少寒門出身的官員支援他們。為了防止這些人對未來的奪權產生影響，在刺殺曹髦的過程中，司馬昭安排的指揮正是賈充。
《魏末傳》記載：“賈充呼帳下督成濟謂曰：‘司馬家事若敗，汝等豈復有種乎？何不出擊！’倅兄弟二人乃帥帳下人出，顧曰：‘當殺邪？執邪？’充曰：‘殺之。’兵交，帝曰：‘放仗！’大將軍士皆放仗。濟兄弟因前刺帝，帝倒車下。”
曹髦被成濟所殺
賈充的父親賈逵是曹操時期的豫州刺史，雖然職位不低，但是出身卻並不高貴，只為普通的寒門士子。雖然賈逵一生都忠於曹魏，但是由於賈充的兩個女兒都嫁給了司馬家，是司馬家的外戚，其自然為司馬家效力。在賈充指示成濟殺死了曹髦之後，寒門子弟們也再難以形成有效反對司馬家的勢力，因為他們嘴裡的亂臣賊子與他們出身相同均為寒門士子，所以他們不能夠得到道義的支援。
司馬氏在藉助賈充的幫助遏制了寒門子弟的反對後，終於掃清了篡魏立晉的所有障礙，司馬昭可能與曹操一樣有著“若天命歸吾，則吾為周文王”的想法，因此才沒有急於稱帝，待到司馬炎繼承大將軍位之後，曹魏短暫的統治終於走向了終結。
西晉開國重臣賈充
評價
鍾會提倡應該重點考察人才的德行來給予其相應的官職，而其本人又以才能聞名。司馬昭採納他的意見卻不在乎其德行上的缺點本就是一樁怪事。這其實並不是鍾會自己真正的想法，只是為了迎合司馬昭收買名門望族而已。司馬家為了奪取大權，不斷讓出利益，滿足豪門的需求，給予他們特權的同時，也在不斷打壓封鎖寒門子弟的政治影響力，終於成功篡位。他們的政權完全就是建立在豪門望族的擁護之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