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岳飛是我國曆史上的民族英雄，而其英雄事蹟與品格特徵也在後世的流傳過程中不斷變化乃至神化，衍生出眾多內涵，具有一定的建構性。
清朝作為一個異族建立起來的王朝，1636年皇太極改國號之前為後金，而岳飛作為一個抗金英雄，大敗金人和收復失地的壯舉在清初民眾心中有極大的暗喻作用，成為激勵和鼓動民間反滿的推動劑。
岳飛
清朝統治者意識到了這個問題，對岳飛也採取了一定程度文化上貶抑； 比如雍正四年，岳飛就被移出武廟，武廟為關羽獨佔，顯然是透過政治權利排斥岳飛，降低岳飛在人們心中的形象。
十分弔詭的是，滿族建立的清王朝並沒有將岳飛完全雪藏，而是對岳飛的精神內涵進行了取捨，使得岳飛“抗金英雄”與“忠勇廉孝”兩個主要形象的表述失去了平衡，後者成為主要表述的方面。
經歷了一段時期的貶抑之後，清朝發現岳飛也是可用的政治資源，由此轉變了清朝初期的政策。乾隆對岳飛十分推崇，多次造訪杭州岳飛祠墓，並親自撰寫《嶽武穆論》，乾隆著力強調岳飛對皇帝的“精忠”，而刻意淡化其作為抗金英雄的身份，將岳飛的表述限於忠於皇帝、文武兼備之內。
岳飛
此後的繼任者多次對岳飛廟祭祀、修繕，重鑄岳飛像，直到光緒朝，官方的紀念活動仍然沒有停止，光緒初年，浙江地方政府仍對岳飛廟進行修繕。但是民間紀念、表述卻發生了悄然變化。
19世紀下半葉，清王朝的衰敗之勢已愈發明顯。內政吏治腐敗、武備廢弛，民眾生活疾苦； 而西方列強透過各種方式對中國的侵略又使國內矛盾進一步加劇。
各階層渴望得以改變國家積弱的現狀，擺脫內外交困的處境，頭腦比較清醒的當權者發起了各種自強改革，而在民間則是寄託於英雄人物，透過對古人的想象和再論述來進行自我表達，這其中就有對岳飛的再塑造。
1876年，申報登載的一則演出廣告，其中宣揚道：
武穆直搗黃龍府，兀朮投降之事，為中國吐氣而作也，命意既新，扮演尤妙。其旗幟之鮮明，士馬之雄壯，為二帝發喪從赫然有喇嘛僧，真是塞外風景矣，嶽王忠心耿耿聲淚俱下所告四太子之言，意正詞嚴深得大國之體。
同樣，在針砭時事或者臧否當代人物的時候，也會以古人暗喻。1874年，大久保利通作為日本代表與清政府談判時，不見李鴻章，又傳聞有人求李鴻章厚待日本人。
岳飛
民眾聽聞，有署名為千古傷心人者作文，列舉郭子儀、寇準、岳飛等，闡發“蓋以喻國有賢臣，而強敵不敢生心也”的觀點，鞭策清廷官員學習前朝尚武死戰之士，又以秦檜、張邦昌的結局來警告那些媚日的官員。
而《點石齋畫報》在褒揚在對法戰爭中屢敗法軍的劉永福時，就稱之為：
劉淵亭軍門，大將才也，生而有奇志，擅馭士卒，每戰則捷，有周亞夫嶽武穆風。
這裡表彰劉永福時將其與史上的周亞夫和岳飛相比，前者平定了國內的叛亂，後者抵禦了外族的侵略，也隱含希望清廷將領能有如同周嶽的才能，攘外安內，擺脫軍事上頹勢的願望。
1886年，杭州地方士紳為左宗棠建祠堂時，選址特意為岳墳左側，內中含義，似乎也有將二者功績相比較之想法，表達對其抵禦外敵，收復失地的讚揚，為左宗棠建立祠堂，本身就是對尚武精神的發揚。
岳飛
隨著社會的尚武思潮發展，官方到民間都有諸多變化，產生了一系列的與“尚武”有關的團體，如“大刀會”、“梅花拳”、“大紅拳”等，日後席捲大半個中國的義和團運動，在其諸多的神靈中，仍有楊家將、岳飛、羅成、薛仁貴等等，皆是以武功立身。
另一方面，對於岳飛的表述，也從岳飛的精忠品質闡發，宣揚岳飛對國家的忠誠與清廉等品質。以岳飛為世人之楷模，藉以從思想輿論上製造聲勢，宣傳拯救國家，忠正廉潔的思想。
1904年，蔣智由於《新民叢報》上發表題為《論中國人崇拜岳飛的心理》一文，論述了岳飛於近代深受崇拜之原因。
其述有四：一為時代需要偉人釋去艱難之境；二為武將在民族遭遇外患時凸顯出的特別價值；三為岳飛有感人的志氣；最後是岳飛之死悲壯引人憐憫。
歸結於一句話：
故餘論崇拜岳飛之理以時勢上之關係為一主要之題，而又附之以戰勝之事實及其人之志氣，而終則至有殺身之慘，合是數者。
1906-1907年，《競業旬報》連續刊載5期署名為君劍，題為《中國民族排外第一偉人岳飛傳》，雖然這一系列文章主要目的是鼓動民族主義，激發民眾的反滿情緒，推翻清王朝的封建統治，對岳飛的抗金事蹟著墨最多，但是也沒有忽視岳飛的精忠。
岳飛
同樣民國成立後的1911年，一篇名為《嶽武穆是軍人的楷模》，列舉了八條岳飛堪稱軍人的楷模的理由，其中第四條為嶽武穆的崇尚節儉。由而引出對現在的一些士兵軍官不關心國家苦難，生活奢侈的批評，呼籲軍人學習嶽武穆為國盡忠，不計錢財的精神。
1895年10月，慈禧太后60大壽，慶典耗銀541萬兩，而整個甲午戰爭，戶部為前線兩次籌款只有250萬兩； 洋務官吏李鳳苞，“購買鐵甲船而至，價三百萬兩，以而成折扣，侵吞六十萬金以肥己囊”。
可見，貪腐已經是整個統治階級的通病，人民深受其害，國家風雨飄搖，亡國滅種隨時可能發生，社會的有識之士極力提倡廉潔，要求官員律己自正，以重整朝綱，挽救政局。透過對岳飛形象的再塑造，使其就成為“不惜死，不貪財”的表率，以此為模範，約束統治階層的貪腐行為，將更多的精力投入國家的建設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