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物是一定時代的產物。器物自身不僅具有使用價值，而且具有一定的價值和社會功能，進而可能成為權力、地位的象徵。從縱向上講，器物反映著社會發展的變化和程序；橫向上講，器物也反映著當時的社會文化和人們的生活方式。交通工具是器物的一種，它伴隨著人類進入文明時代。不同時期的人們對出行方式的選擇具有差異性。
宋代是中國古代的出行方式轉變的關鍵時期，乘轎活動逐漸流行。宋代以前，轎子是權力地位的象徵，只有皇帝可以乘坐。官民隨意乘轎是一種僭越行為。
一、宋以前乘轎活動的發展
乘轎屬於車服制度，是封建王朝禮儀制度的組成部分。在明代乘轎活動制度化之前，統治者對乘轎活動一般採取禁止的態度。但隨著民間乘轎習俗的形成，官府也不得不逐漸放寬乘轎的條件。宋代乘轎活動的發展即是如此。
面對民間乘轎活動的發展，宋廷對乘轎的禁令逐漸鬆動。
官員乘轎甚至出現了制度化的趨勢。這在一定程度上為民間乘轎活動的發展創造較為寬鬆的外部環境。與前代不同，宋代的乘轎群體和乘轎區域均有所擴大。在宋代之前，已經出現了類似轎子形制的出行工具，如肩輿、腰輿、步輦、簷子等轎子的原始形態。
關於轎子最早的記載，“藝祖初自陳橋推戴入城，周恭帝即衣白襴，乘轎出居天清寺”。可見此稱撥出現於五代。陳振先生認為現代意義上的轎子出現在宋神宗中後期，稱呼則廣泛使用在南宋時期。
此外，袁愛國對轎子的另一形式——泰山的山轎作了考察，認為山轎最早出現於封禪大典有關，到了後世不僅成為皇帝上山封禪的必備，也成為官員、百姓上山的利器。轎子的起源有多種說法，不過比較明確的一種觀點是轎子源於輦和輿。
輦和輿只存在大小的不同，而在形制上與輦別無二致。對宋以前乘轎活動的考察，主要從乘輦、輿以及其他轎子的前身展開論述。
輦的記載最早出現在夏朝。
周朝的輦主要為王后宮中所乘，以區別上下尊卑
。此外也作為一種實用性的運輸工具，運載的有人、兵器等。漢代以後，人們主要乘坐車子。乘坐人力牽引的車輛則成為身份高貴的象徵，一般只有皇帝可以乘坐，主要作為皇帝在宮中的代步工具。這時的輦逐漸具有了階級和禮儀屬性，輦也成為皇帝的專用車的稱呼，併為後世所沿用。
漢、魏時期，輦已經有去輪的變化，需要人抬
舁
。大致同一時期，輿的輪子也被去掉。在輦輿演變的魏晉時期，人們就已經有了乘坐輿的現象。不過時人對乘坐肩輿持反對態度。王獻之在乘坐肩輿時，闢疆數之曰：“敖主人，非禮也；以貴驕士，非道也。失是二者，不足尺之
傖
爾”。可見時人是以違反禮法的理由反對乘坐肩輿的，而非“以人代畜”的民本思想。不過人們在有疾的情況下，尚需藉助此類輿以滿足出行需求。
陶淵明患腳疾時，“使一門生二兒輿籃輿”。智效民認為轎子的形成與傳統中國習俗的變化有關，胡床進入中原之後，中國人才由傳統的習跪改為習坐，才有了後來轎子的出現和發展。
朱大渭則更系統地論述了我國跪坐習俗的變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印證了智效民的觀點。
人們跪坐習俗的變化會推進人們對出行工具的重視和改進。其次，這一時期的社會風俗出現奢侈化的趨向。當時皇帝要依賴強大計程車族。
而貴族們在自身地位可以得到保障的影響之下，追求奢華的生活甚至要標新立異，一種相對奢侈和自由的社會風氣便產生了。與此同時，王朝更迭頻繁也使得中央無法制定行之有效的車服制度。
到了唐代，乘輦活動得到發展，形成了禮儀制度。唐代皇帝乘用的有七種輦和三種輿。其中大多數用於禮儀的，唯有腰輿用於日常生活。隋唐時期，國家禮儀活動主要
乘輅
。唐高宗以後乘輦的現象增多，黃正健認為唐代皇帝日常生活中乘坐的步輦是腰輿。皇帝也用步輦召見學士。如唐玄宗想與姚元之論時務，曾“令侍御者抬步輦召學士來”。
這對官員是極大的榮寵，也說明一般的官員是不能隨意乘坐步輦和此類出行工具的。可是隨著民間乘坐簷子的現象越來越多，官府開始允許百官乘坐簷子。
開成五年，官員黎植上奏請求允許不能騎馬的官員乘坐簷子。
它的奏言得到了皇帝的批准，但對乘坐人的身份仍有限制：節度使有疾，亦許乘簷子，不得便乘臥輿，宰相三公師保尚書令正省僕射及致仕官，疾病者許乘之。餘官並不在乘限。其簷子任依漢魏故事，準載步輿。步輿之制，不得更務華飾。其三品以上官及刺史赴任有疾，亦任所在陳牒許暫乘。
病瘥日停，不得驛中停止，人夫並須自僱。可知自此以後，官員乘坐簷子逐漸增多，不過僅限於高階官員在突發疾病的特殊情況下。這是一種對官員乘轎的優待。後世對高階官員優待乘轎的制度亦當肇始於此。唐代女子的出行出現了由乘車到乘簷的變化。自7世紀起，女子乘坐擔子的現象逐漸增多。
後來官府不得已作出妥協，將風俗引入制度，透過擔子的材質和抬擔人數來區分外命婦的身份地位。同時，他指出，擔子的使用十分有限，車在出行中仍佔重要地位。
丞相出行由唐代的騎馬到五代乃至宋代的乘坐簷子的狀況
，這反映出人們出行方式的新動向。而後唐莊宗登樓看到宰相乘坐簷子入宮門時有“所謂似是而非者也”的感慨，可見五代時期乘坐簷子的情況雖然有所增多，但新舊觀念依然有所碰撞。
二、宋代乘轎活動的發展
宋代的乘轎活動延續了唐代的乘簷活動。然而宋代的乘轎活動更為流行，乘轎群體和乘轎區域不斷擴大。面對民間乘轎活動的發展，不同時期宋廷對乘轎的態度有所不同。最終，宋廷也不得不順應乘轎活動的發展。
北宋
前
中期：以特賜乘轎為主，宋廷禁止乘轎活動。
唐代前中期，普通官員和平民是不能乘轎的，即使是宰相也需要經過特許。乘轎被視為一種僭越活動。安史之亂以後，隨著中央控制力的減弱，民間乘轎的風俗逐漸流行，這一狀況一直蔓延到宋初。宋初統治者為了加強中央集權，對風俗習慣的治理已經刻不容緩。但宋初忙於統一戰爭，並未形成嚴格的輿服制度。
為了穩定統治，宋代皇帝對一些剛被征服的南方國主及其親屬給予了一些恩典，恩賜乘肩輿就是其中之一。太平興國四年，蜀被滅以後，孟昶及其母李氏被送至京師。太祖曾多次命李氏“肩輿入宮”。與此同時，對於在外征伐的武將，皇帝也會賜予乘轎權。皇帝允許領兵將領乘轎是一種恩賜，對於穩定剛建立的大宋政權具有重要意義。隨著國家局勢的日漸穩定，太宗朝重新建立嚴格的車服制度。太平興國七年，太宗下詔，“士庶之間，車服之制，至於喪葬，各有等差”。
這是針對唐末五代的僭越之風發布的禁令。當時民間的乘轎活動已有發展之勢。宋初民間的商人和其他階層乘坐簷子有的甚至達到了八個人抬轎。車服制度重建國家禮儀秩序，有利於遏制此類奢靡僭越之風。
這實際上延續了太祖時期奠定的移風易俗的總基調。太祖不僅提倡節儉的生活方式，而且從自身做起。一次，孝章皇后問他，“官家做天子日久，豈不能用黃金裝肩舁？”太祖卻以“為天下守財爾，豈可妄用”為由加以拒絕。太祖希望透過自己的的行為樹立節儉之風，重新建立嚴格的輿服等級制度，進而遏制風俗淪喪之勢。
在禁轎的同時，宋廷卻以特賜的形式保留了部分群體的乘轎權。隨著文臣在國家事務中發揮日益重要的作用，特賜乘轎的群體也出現了新的特點，即由武官轉移到文官集團。曾任宰相的呂蒙正在致仕返鄉之前“肩輿至東園門”。
不過即使是受到皇帝的允許，官員們也會誠惶誠恐。
當時大臣們心中認為只有皇帝才有乘轎的權力，而臣子乘轎則是一種僭越。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宋初重新建立車服制度所取得的成效。文臣之所以有這樣的心理，是因為乘轎體現著皇帝的權威。
官員未經皇帝允許而乘轎是會引發禍端的。一方面說明地方官員已有僭越行為，另一方面也說明統治者對濫用肩輿的行為是無法容忍的。實際早在唐代，安祿山想造反做皇帝，就在軍中坐起了“鐵輦”。宋代官員們謹小慎微的舉動與唐末五代藩鎮割據時期地方官的專橫跋扈形成鮮明的對比。除了“避至尊”的原因之外，士大夫個人的操守也在制約著乘轎活動的發展。宋代士大夫有濃厚的民本思想，他們常常以“以人代畜”為由拒絕乘轎。
實際上“以人代畜”的說法在唐代就已經出現。武后追求奢華生活，想要以人力抬輦。王求禮表示反對，
王求禮反對“以人代畜”的思想，也成為宋代一部分士大夫堅持的原則
。程頤年少在蜀遊玩時就曾以“以人代畜”為由拒絕乘轎。南宋時朱熹在對比宋初與當時乘轎風氣時感慨道：“南渡以前，士大夫皆不乘轎，如王荊公伊川皆雲不以人代畜”。他們認為人力抬轎與自身接受的民本思想相背離。
士大夫的個人選擇是當時乘轎活動的一種遏制力量。這也反映當時官員乘轎活動已有所擴大之勢。宋初，民間還出現了製作轎子的工匠。統治者為了遏制乘轎之風，制轎活動也成為官府打擊的物件。首先，對製作轎子的工匠進行處罰，從根源上限制乘轎活動。其次對已經制成的轎子限期銷燬，明令“過百日而不變毀者坐之”。此外，官府還出臺了一些監管措施，一方面透過官府機構進行監督，另一方面官府鼓勵民眾舉報，對舉報者實施獎勵，“有陳告者賞錢五萬”。
總結
在士大夫“避至尊”的心態和民本思想以及官府出臺的處罰措施等因素的影響下，北宋前中期的乘轎活動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雖然皇帝和士大夫所站的角度不盡相同，但事實證明，他們的舉措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宋代前期關於乘轎活動具體的記載尚少，特賜乘轎佔據著重要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