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起北宋，大多數人印象深刻的，無非是確實繁榮的經濟，常挨蠻夷揍的“慫包”，以及名人輩出的朝政故事。
尤其是宋仁宗在位四十年間，經濟繁榮、社會安定，那些青史留名的“牛人”們，更是像韭菜一樣一茬又一茬地冒出來。忽略掉外交上的“慫”氣，大宋朝關上國門，依舊是繁榮的太平盛世。明朝馮夢龍小說《拗相公飲恨半山堂》稱王安石為“拗相公”，又說“自從拗相公當權，創立新法，傷財害民，戶口逃散”，認為正是因為王安石變法，才讓原本“好好的”大宋突然開始走下坡路。
那麼，作為“千古爭議”第一人的王安石，在當時的環境下，他的變法，到底救了大宋還是毀了大宋呢？其實，宋仁宗在位的“繁榮時代”裡，有兩位頂級名臣的“風光時刻”，就能夠很好地解釋這個問題。
一、北宋表面繁榮、實則積貧積弱
第一位頂級名臣，就是《岳陽樓記》的作者，也是說出“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千古名句的范仲淹。
范仲淹有一次在杭州賑災，作為朝廷負責人的他，非但沒有想辦法救災，反而故意哄抬米價，將物價大幅提高，而且把杭州官府的錢都拿出來，在當地“大搞特搞”各種娛樂活動。面對這種行為，廣大人民無法理解，都在謾罵，罵他勞民傷財，罵他搞得整個杭州雞犬不寧。可是沒過多久，那些人們就驚呆了：因為范仲淹這一系列舉動，沒花國家一粒米，就這樣把災給賑好了。
其實從今天經濟學的角度來講，不難理解，范仲淹的這些舉動是靠消費來拉動內需，透過娛樂專案來增加就業，以工代賑來恢復大宋朝經濟。但是在當時的封建社會，經濟學沒這麼發達，難以理解是正常的事兒，但范仲淹能想到並做到，實屬不易。
看到這裡，也許你會很疑惑，那時候大宋朝不是經濟繁榮嗎，按說賑災錢財是足夠的，何必繞這麼大圈子，搞這一套那麼複雜呢？
可實際上，面對當時鬧災荒的情況，即便是身為朝廷大吏、坐擁富庶杭州的范仲淹，他也沒辦法，從朝廷拿出足夠賑災的錢財來。表面上大宋朝風光無限，實際國家政治管理是有問題的——由於官員太多、幹活太少，長時間官員腐敗，人浮於事，導致政策、制度和錢糧混亂的混亂，欠缺的欠缺。
北宋時的糧食賑濟，就是有名的常平倉制度，在任何一個有實力的朝代，常平倉制度執行得好，平時就有大量的糧食儲備，出現個饑荒災荒，朝廷也根本沒在怕的。可是，這時候由於管理混亂，常平倉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沒得到正常貫徹，沒做好平時的糧食儲存工作。再者，縱然宋朝明令禁止挪用常平倉錢糧，但仍存在嚴重挪用的情況，極大程度影響常平倉功能的有效發揮。
由此一來，北宋的糧倉，經年累月就成了空殼子，表面看似乎很厲害，實際上經不住考驗。而范仲淹“智慧賑災”的背後，就是宋王朝越發嚴重的糧食危機。
而比起這糧食危機來，另一位北宋名臣包拯，即野史裡赫赫有名的“包青天”，卻上演了另一個“高光時刻”。
二、橫徵暴斂，農民起義頻發
當時的“包青天”，所擔任的職責是三司使，換句話說，也就是宋朝的“會計”，負責“管錢”的工作。
“管錢”有條有理的包拯，面對工作也從來都不含糊。由於國家面臨著嚴重的“三冗”問題，國家財政也越來越捉襟見肘，包拯就很負責任地做過一次統計，然後寫了一篇文章。文章大致內容就是說明，當朝官員的數量實在是多，相比40年前增長了三倍多，這樣一來，政府養官的開支也隨之增加，將近翻了一倍，但同時：財政收入也比40年增加了兩倍還要多！明明沒有創收，還多了三倍的官員要養，那麼這些增加的收入是從哪裡來的呢？
包拯的原話就給出了答案：“祖宗之世，所輸之稅，只納本色；自後以矣用度日廣，所納並從折變，重率暴斂，日甚一日，何窮之有！”這也就是說，宋仁宗時代的“表面”繁榮，絕大部分是依靠對百姓的橫徵暴斂得以維持的。
那麼，包拯所言到底是“一面之詞”，還是一語中的呢？看一下當時的嚴苛稅賦就明白了。首先，北宋田賦制度沿襲了唐中期的“兩稅法”，徵收土地稅，分夏秋一年兩次；一般一次徵收一斗穀物，部分地區每畝每年納稅三鬥；這是徵收農民的徵稅。
此外，宋朝還繼承了唐末五代的絕大部分雜稅，除了兩稅，還有丁口稅和各種雜稅附加稅。雜稅簡直多如牛毛，囊括了牛皮、鹽、曲（釀酒所用）等稅收。百姓造就釀酒都要交稅，就連耕地的牛死後，牛皮都不允許農民私自買賣，反而要求上交官府，官府只付很少的錢聊以撫慰。更可恨的是，對於農民來說如同生命般重要的農具，也要徵稅——農具稅，歷代開明君主都意識到這條不合理，也曾或減或免，而宋朝卻依舊需要納稅，而且根據具體情況徵收。
上面這些還遠遠不夠。針對棉帛和糧食生產，大宋朝還採取“和買”“合糴”政策，最初是官府徵購，以錢換物，後來逐漸猖狂，發展為“官不給錢而白取之”。再後來，這一項就成了稅戶的嚴重負擔。此外，還有頭子錢，原本類似一種官民銀錢出納的“手續費”，後來也變了性質，成了農民天賦徵稅的額外稅費。
除了嚴苛的稅賦外，北宋還沿用前朝的“支移”和“折變”來盤剝農民，支移就是以軍事急需為藉口，強迫北方農民繳納穀物到沿邊城鎮；折變是指，官府藉口需要，命令農民繳納指定物資或現錢。這樣一來，就更便利了貪汙腐敗，也更加重了農民的沉重負擔。而原本就存在的“徭役”制度，在此基礎上也更是變本加厲，全部都由貧苦農民來承擔。這些全部加起來，甚至可以說，簡直不給貧苦農民“留活路”啊。
所以在這樣的惡劣生存環境下，最底層的農民們第一個表示不願意，紛紛揭竿而起。宋仁宗統治四十年裡，據統計，北宋農民起義高達四十多次。如果不採取變法改革之類的措施，改變一下當時的社會現狀，大宋朝的江山恐怕早就白白葬送掉了。
三、王安石變法失敗？非也
自古以來，明君都是靠實力來輕徭役、減稅賦，只有暴君、昏君才會橫徵暴斂，大興土木。然而宋仁宗又實在是渴望朝著明君方向發展，面對這樣的時局環境，變法改革似乎已成必然的趨勢。
正如上面所提到，大宋橫徵暴斂、農民負擔極重，而國庫又幾乎空空如也。根據史料記載，到了宋神宗登基後，他向主管財政的三司使問到“國用”，才知道國庫其實什麼都沒有，“百年之積，惟存空簿”，最後只剩下一堆檔案賬本。
於是在這樣的大環境下，王安石勇敢站出來，提出自己一系列的變法改革政策，以發展生產、富國強兵為目的，變法政策涉及到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文化各個方面，很大程度上改變北宋積貧積弱局面，帶來極大成效。
面對王安石變法，後人眾說紛紜。有人說王安石變法是失敗的，可是這種觀點，我卻實在不敢苟同。
雖然在王安石生前，對他變法的反動聲音很大，但當他去世後，變法的效果真的展現出來，過去那些否定他的人都漸漸明白，王安石改革與變法的苦心，並認可了他變法的成果。例如，當時強烈反對王安石變革的，有中書舍人範百祿，還有兩代有名師臣呂公著，以及最具權威性的蘇軾。在後期，他們甚至都成了“王安石變法”的支持者和推崇者。
不可不說的是蘇軾。同樣作為“唐宋八大家”之一，當年正因為蘇軾說了幾句反對王安石變法的話，鬧出“烏臺詩案”，他差點被害得家破人亡，按理說他應該比誰都仇恨王安石變法才對。可是，蘇軾卻這樣說——“吾儕新法之初，輒守偏見，至有異同之論。雖此心耿耿，歸於憂國，而所言差謬，少有中理。今聖德日新，眾化大成，回視向之所執，益覺疏矣。”
因為，這些因反對變法而被貶的人，在從朝堂貶到民間後，卻親眼看到了變法富國強兵的成果。且不談變法期間，北宋“滿血復活”的軍事實力，與對西夏戰爭的戰果；就說一下最基本的經濟，就能明顯看出一二。
史料記載，元祐元年，也就是公元1086年，三司大臣畢仲遊在《上門下侍郎司馬溫公書》中說：“各路受納的常平、免疫、坊場、河渡等錢糧，有數千萬貫，如果全部收歸戶部做經費足夠支用二十年”，而且“三司每年的財政總收入，一半為盈餘”，從畢仲遊向當時宰相司馬光彙報財政工作時，就可以看出變法改革取得的顯著成效的。
而非常諷刺的是，在舊黨廢除王安石新法後沒有幾年，神宗之母高太后去世時，大宋朝“帑稟日益困，農民日益貧，商賈不行”，再度恢復貧窮的狀態，而這個過程，還不到六年時間。
作為“唐宋八大家”之一，王安石的文學名氣響噹噹的。而作為一名政治改革家，歷史理應為他留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在政治變法改革方面，他也有著不可磨滅的成就與業績。雖然王安石有爭議，但這些實實在在的歷史片段，見證的卻是他毫無爭議的，富國強兵的苦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