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時期,南北爭奪與對峙的“中間地帶”是什麼?

魏晉南北朝時期,南北政權之間沿秦嶺、淮河(江淮)一線的對峙與爭奪向來是學界關注的話題。當時南北政權間的戰爭主要是針對中間地帶的爭奪。所謂“中間地帶”,是指處於分治雙方實際控制區邊緣的緩衝地帶,也是雙方頻繁展開拉鋸式軍事爭奪並長期對峙的地帶。

這一地帶相對穩定,但也時常會隨著南北分治政權實力及形勢的變化而推移。因此,對峙雙方時有進退從而其實際軍事控制線也隨之相應推移的邊緣地帶,即可稱之為南北爭奪與對峙的“中間地帶”。

魏晉南北朝時期,南北爭奪與對峙的“中間地帶”是什麼?

鬱洲島成為南北對峙的“中間地帶”是在泰始年間劉宋失淮北之後。隨著淮北四州及淮西七郡的淪陷,南朝防線步步南撤。宋明帝泰始年間,劉宋在淮陰僑置兗州,在鍾離僑置徐州,在淮東復置豫州,在鬱洲島僑置青、冀二州。

自此南朝陸上主要以淮水,海上則以鬱洲為防線以抵抗北魏。從劉宋泰始以後到蕭梁太清末年,鬱洲一直是南朝對抗北魏的海上防線,青徐豪族及其部曲大量流徙、寄居在鬱洲及其附近。基於南北對峙這一非常因素及特殊的地理條件,鬱洲島成為戰亂時期的海上避難地以及南北交通的咽喉要道。

一、泰始年間青徐豪族的南徙

劉宋景和元年,晉安王劉子勳起兵,同年前廢帝被殺後,湘東王劉或(明帝)即位,改元泰始。泰始二年,晉安王在尋陽稱帝,徐州刺史薛安都、冀州刺史崔道固、青州刺史沈文秀等響應晉安王。

不久晉安王兵敗被殺,薛安都等降,明帝派張永、沈攸之率五萬大軍北上示威,結果薛安都、畢眾敬等降於魏。及泰始四年、五年,經魏軍長期圍攻,冀州刺史崔道固、青州刺史沈文秀也相繼降魏。至此,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並失,“自淮以北,化為虜庭”。

魏晉南北朝時期,南北爭奪與對峙的“中間地帶”是什麼?

淮北失守後,青州與南方的陸路聯絡斷絕,這時濱海的朐山與鬱洲島便成為聯絡南北的重要海上據點。在薛安都降魏後,垣崇祖率領部曲佔據朐山,從而保證了江南與青州聯絡的海上通道。劉善明從弟僧副“將部曲二千人東依海島”,此處海島應即鬱洲島。這一時期青徐豪族的南徙大多由海路傍大陸南渡,鬱洲島正好是適中的據點,由此再逐漸向各地轉移。

此外東晉末年劉裕滅南燕後,原居於青齊的王玄謨、垣護之等家族南遷徐州,他們也屬於青徐豪族的範疇。淮北淪陷後,有不少青徐豪族舉家南遷。他們有的流徙於江淮之間,如垣崇祖等居朐山,封延伯僑居東海,劉善明從弟僧副率部曲二千人經海島投奔淮陰;也有的南渡江左,如明僧紹,“淮北沒虜,乃南渡江”,後居於江乘攝山。

在宋、齊、梁三代史書中,泰始以來南迀的青徐豪族中見於記載的歷史人物粗略統計至少有四十位以上,當然不見於記載的還要更多。這批青徐豪族後來成為蕭道成的軍事基礎,在宋齊之際的政治鬥爭和蕭齊的建立中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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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對於隨後鬱洲島的發展也有著重要的影響。《南齊書·州郡志》“青州”條載:“宋泰始初淮北沒虜,六年,始治鬱洲上。”“冀州”條載:“泰始初,遇虜寇,並荒沒。今所存者,泰始之後更置立也。二州共一刺史。”此處泰始六年或為五年之誤,據《宋書·明帝紀》,泰始五年八月,劉崇智己被任命為僑置的冀州刺史。

泰始六年八月,劉崇智又加青州刺史,從此至梁武帝太清末年,青、冀二州刺史皆由同一人擔任。劉宋及蕭齊一代,對鬱洲島上青、冀二州刺史的人選著重使用青徐豪族人士,第一任劉崇智,接著是王玄邈、劉善明、明慶符、崔祖思,這五任在時間上均能銜接,都是青徐豪族。“劉善明為刺史,以海中易固,不峻城雉,乃累石為之,高可八九尺。”劉善明在鬱洲島累石築城,為南城構築之始。這些青徐豪族由於喪失淮北家園,因而對青、冀二州刺史一職也懷有特別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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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齊梁時代的青、冀二州刺史

僑置於鬱洲的青、冀二州在設立之初便與青徐豪族關係密切。二者間這種緊密的關係維持到何時;青徐豪族在治理、開發鬱洲島方面有何功績;在青徐豪族勢力沒落後,青、冀二州局勢又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先看蕭齊一代,任青、冀二州刺史者共有11人,其中青徐豪族集團成員有6位,分別是明慶符、崔祖思、垣榮祖、王文和、崔平仲和王洪範,佔到總人數的一半以上。崔祖思擔任青、冀二州刺史期間,“在政清勤,而謙卑下士,言議未嘗及時事,上更以敬重之。未幾卒,上深加嘆息。”其子崔元祖亦有才幹,齊武帝時,“出為東海太守”,即北東海郡太守。針對當時淮北頻歲不熟,江北荒儉的現狀,上書建議廢除各州間糧食貿易壁壘,“豐儉均之”,從而解決當時青州糧食不足的困難。

崔平仲為崔祖思族人,泰始年間南奔,妻子兒女滯留在北方。王文和,王玄謨同族人,沈攸之事起時投誠齊武帝,“永明中,歷青、冀、兗、益四州刺史,平北將軍。”王洪範的情況有些複雜,他本人並非青徐豪族出身,但他娶了青州崔祖歡之女為妻,因而與清河崔氏間有姻親關係,所以將他算作青徐豪族集團成員。

魏晉南北朝時期,南北爭奪與對峙的“中間地帶”是什麼?

他在擔任青、冀二州刺史期間,為官清正,禁止部下強借百姓麥地種植紅花的行為,不與百姓爭利。值得注意的是,島上紅花的種植與青徐豪族南遷鬱洲密切相關,他們不僅帶來了種植紅花的技術,而且提供了勞動力以及銷售市場等資訊。這對於開發鬱洲,促進鬱洲與江南及青齊地區的交通貿易有著積極的意義。總體而言,這些青徐豪族出身的刺史都較有才幹,清正廉潔。

三、州民反叛與南朝海上防線的消失

宋明帝泰始年間,劉宋在淮陰僑置兗州,在鍾離僑置徐州,在淮東復置豫州,在鬱洲島僑置青、冀二州。自此,南朝陸上主要以淮水,海上則以鬱洲為防線以抗擊北魏。蕭齊一朝,尤其是在齊明帝以前,青徐豪族主要承擔起“淮蕃海捍”的重任。

就鬱洲島而言,青徐豪族或是直接出任青、冀二州刺史,或是間接作為輔助力量維護地方穩定,因而該地區在蕭齊時局勢一直比較穩定。但是進入蕭梁後,鬱洲島及朐山等地卻戰亂頻仍、人心不穩,局勢變得動盪不安,其中天監年間接連的幾次州民反叛引人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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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梁時東莞、琅邪二郡即在朐山,郡民王萬壽等人得知朐山戍將換防後,便暗中將此訊息告知北魏將領盧昶,謀求歸魏。三月二十四日夜,以王萬壽為代表的州郡民同盟軍攻下了朐山城,斬殺琅邪、東莞二郡太守劉晰及將士四十餘人,將其頭顱送至北魏。

盧昶立即派張天惠帶領二百勇士趕赴支援,王萬壽與張天惠內外夾擊,打退了青、冀二州刺史張稷帶領的軍隊,俘虜斬首數百人,完全佔據朐山城,這時盧昶又派傅文驥至朐山據守。蕭衍派出馬仙埤圍攻朐山,令張稷權頓六里負責軍糧物資運輸,並幾次派兵支援。

蕭梁與北魏兩方軍隊圍繞朐山的對峙爭奪一直持續到十二月份,魏軍糧草運輸方面先出現問題,“朐山城中糧樵俱竭”,傅文驥無奈投降。魏軍主帥盧昶“本為儒生,不悉軍事”,見傅文驥投降後便帶兵率先逃走,北魏諸軍相繼崩潰。更糟糕的是突然天降大雪,“軍士凍死及墮手足者三分之二,仙埤追擊,大破之。二百里間,殭屍相屬,魏兵免者什一二,收其糧畜器械,不可勝數。”這場戰事可謂是屍橫遍野,血流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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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此激烈的戰事之後,天監十一年朐山民眾又一次以城降魏,不過很快被梁將康絢派兵鎮壓。《梁書·康絢傳》載:“朐山亡徒以城降魏,絢馳遣司馬霍奉伯分軍據營,魏軍至,不得越朐城。”

由於魏軍無法支援,此次反叛很快被鎮壓下去,沒有造成很大影響。天監十二年,鬱洲民徐道角等又夜襲州城,斬殺青、冀二州刺史張稷,送其首降魏。北魏遣樊魯、奚康生等將兵赴之,然魏軍尚未開拔,梁將康絢便派司馬茅榮伯討平此叛亂。

張稷任青、冀二州刺史期間,“不得志,常閉閣讀佛經。禁防寬弛,僚吏頗致侵擾。”鬱洲民徐道角等人應是對刺史張稷放任僚吏侵漁百姓十分不滿,故斬殺張稷而降魏。雖然上述幾次鬱洲島及朐山地區民眾接連的反叛活動均以失敗告終,但是卻透露出一個明確的資訊,即當地民眾對蕭梁政權統治嚴重不滿,希望歸於北魏。

南朝最終失去鬱洲島這道海上防線是在侯景之亂期間。

在侯景亂梁之際,北兗州之人願意響應侯景,由此迫使蕭祗、蕭退出奔東魏。然而在侯景任命蕭弄璋為北兗州刺史後,“州民發兵拒之”,這表明北兗州民眾不願蕭氏為刺史,可見其對蕭梁統治嚴重不滿,州民意願成為這一時期影響北兗州地區局勢的主導力量。其後羊海斬殺丘子英,率其軍降東魏,恐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州民意願的影響。

筆者以為當時青、冀二州的情況正與北兗州類似。青、冀二州民眾早就對蕭梁政權統治極度不滿,希望歸降北魏,所以州民極有可能趁著侯景之亂這一時機發動反叛,而刺史明少遐則無力平定州民,只得被迫棄城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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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明少遐入魏後的境況或可作為輔證,“太子中庶子平原明少遐,風流名士也,梁亡奔鄴,昔因通聘,與休之同遊。及少遐卒,其妻窮敝,休之經紀振恤,恩分甚厚。”

明少遐死後,其妻生活窮困,只能依靠陽休之幫扶,可見明氏無宗族親友在北方,明少遐被迫降魏時情況恐怕相當倉促。太清末,梁武帝任命明少遐為青、冀二州刺史,目的應是借用其青徐豪族的身份,以穩定鬱洲及周邊地區局勢。但是時移世易,青徐豪族作為一個集團既已衰落,明少遐本人在鬱洲地區的影響力也就微乎其微了。

總結

梁末侯景之亂及梁宗室諸王為爭奪帝位而進行的內戰,給東、西魏提供了向南擴張的機會,繼東魏的北齊政權奪取了長江以北的江淮地區,西魏則獲取長江中游北岸地區及長江上游的益州,南朝政權的統治區域從劉宋初期的黃河南岸逐漸退縮到陳朝建立時的長江以南。

值得注意的是,淮北青、冀二州及淮南北兗州等地的情況是當地州郡民眾主動投降東魏,而非東魏主動攻取,這讓人聯想到北魏南境諸州城民的反叛。

魏晉南北朝時期,南北爭奪與對峙的“中間地帶”是什麼?

北魏末年社會動盪,處於南北政權對峙地帶的南方邊境諸州城民活動頻繁,屢屢背叛元魏,歸附南朝政權,州城的得失往往取決於城民的向背。譬如中興元年,南兗州城民王乞德逼迫前刺史劉世明以州降蕭衍,蕭梁派遣元樹入據譙城。

永熙二年,青州人耿翔襲據膠州,殺刺史裴粲,通於蕭衍。東徐州城民王早、簡實等殺刺史崔庠,據州降蕭衍。“淮蕃海捍”、緣邊諸州承擔著軍事防衛的重任,本應是國家政權的有力捍衛者和堅強支柱,最終卻演變為國家體制的敵對者,這一現象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