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起隴西：諸葛亮面對的是怎樣的朝堂

編者按：

電視劇《風起隴西》的收視慘淡，開局的魔改也被詬病，但是諸葛亮面對的朝堂和困境卻沒有改變。

方詩銘先生的《論三國人物》中，描述了諸葛亮和李嚴兩個人的關係不睦的緣由。

諸葛亮《風起隴西》劇照

《三國志·蜀志·李嚴傳》說：“（建興）九年春，（諸葛）亮軍祁山，（李）平催督運事。秋夏之際，值天霖雨，運糧不繼，平遣參軍狐忠、督軍成藩喻指，呼亮來還，亮承以退軍。平聞軍退，乃更陽驚，說：‘軍糧饒足，何以便歸？’欲以解己不辦之責，顯亮不進之愆也。又表後主，說：‘軍偽退，欲以誘敵與戰。’亮具出其前後手筆書疏本末，平違錯章灼。平辭窮情竭，首謝罪負。”李平即李嚴，這是他後來的改名。如《傳》所說，李嚴以霖雨軍糧不繼，呼諸葛亮回，“亮承以退軍”。但李嚴知道諸葛亮退軍之後，卻故意驚愕說：“軍糧饒足，何以便歸？”以此誣陷諸葛亮。當這場官司打到後主那裡時，李嚴又說，諸葛亮是假作退軍，“誘敵與戰”。待諸葛亮拿出李嚴的“前後手筆書疏本末”，李嚴的罪行才十分明顯。這裡用了“辭窮情竭，首謝罪負”八字，說明在後主面前，諸葛亮與李嚴曾往復辯難，在大量證據面前，諸葛亮才得以迫使李嚴承認，取得這場官司的勝利。諸葛亮一生中這是僅有的一次。

為討論這個問題，首先得考察李嚴其人。據傳，李嚴是荊州南陽人，年輕時為郡縣吏，以“才幹”著稱。曹操進軍荊州，他入蜀投奔益州牧劉璋，任成都令，“復有能名”。後又奉劉璋之命，在綿竹與劉備拒戰，旋即投降，被任為興業將軍、輔漢將軍。從“興業”“輔漢”這兩個將軍號可以看出，李嚴在劉備心目中是佔有相當地位的。

李嚴《風起隴西》劇照

《李嚴傳》又說：“章武二年，先主（劉備）徵（李）嚴詣永安宮，拜尚書令。三年，先主疾病，嚴與諸葛亮並受遺詔輔少主，以嚴為中都護，統內外軍事，留鎮永安。”劉備將李嚴抬高到與諸葛亮並列的地位，這不但可以與諸葛亮抗衡，而且還可能進一步取代諸葛亮，成為蜀漢首屈一指的人物。諸葛亮上後主的《表》即說明了這一點：“臣當北出，欲得（李）平兵以鎮漢中，平窮難縱橫，無有來意，而求以五郡為巴州刺史。去年臣欲西征，欲令平主督漢中，平說司馬懿等開府辟召。臣知平鄙情，欲因行之際逼臣取利也，是以表平子豐督主江州，隆崇其遇，以取一時之務。平至之日，都委諸事，群臣上下皆怪臣待平之厚也。正以大事未定，漢室傾危，伐平之短，莫若褒之。然謂平情在於榮利而已，不意平心顛倒乃爾。若事稽留，將致禍敗，是臣不敏，言多增咎。”對李嚴的罪狀，諸葛亮概括為，乘北伐之際進行要挾，“開府辟召”，取得與諸葛亮完全同等的地位；同時“窮難縱橫，無有來意”，如上所說，李嚴曾採用各種手段，打擊諸葛亮，反對出軍北伐。由於他“與諸葛並受遺詔輔少主”，李嚴暗示自己應該“開府辟召”，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為什麼李嚴要採用各種陰謀，迫使諸葛亮退軍，以反對北伐，甚至在來漢中之前即“窮難縱橫”，顯示“無有來意”？

為回答這個問題，有必要首先回答劉備為什麼要李嚴與諸葛亮“同受遺詔輔少主”？

《三國志·蜀志·諸葛亮傳》說：“章武三年春，先主（劉備）於永安病篤，召（諸葛）亮於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又為詔敕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對劉備與諸葛亮的這番對話，歷來有各種看法，裴松之注引孫盛的意見是：“（劉）備之命（諸葛）亮，亂孰甚焉！世或有謂備欲以固委付之誠，且以一蜀人之志。君子曰：‘不然，苟所寄忠賢，則不須若斯之誨，如非其人，不宜啟篡逆之途。是以古之顧命，必貽話言，詭偽之辭，非託孤之謂。幸值劉禪闇弱，無猜險之性，諸葛威略，足以檢衛異端，故使異同之心無由自起耳。不然，殆生疑隙不逞之釁。謂之為權，不亦惑哉！’”這個看法有可採之處，概括起來即是“備之命亮，亂孰甚焉”，但實際並非完全如此，孫盛所謂“詭偽之辭，非託孤之謂”，這才真正道出劉備當時的心情，即是說，劉備對諸葛亮是不完全信任的，特別是在身後。如前所論，劉備取蜀，隨之前往的是龐統，為之後繼的是法正。龐統反對諸葛亮“跨有荊益”的策劃，認為“荊州荒殘，人物殫盡，東有吳孫，北有曹氏，鼎足之計，難以得志”。因而將重點完全置於益州，見《龐統傳》注引《九州春秋》；法正是背叛劉璋助劉備取蜀的關鍵人物，重視當然也在益州，與“跨有荊益”的設想所距更遠，但這卻與劉備苟安蜀中的思想完全合拍。從當時的情勢來看，劉備對法正的信任遠超過諸葛亮之上，龐統如不早逝也應該如此，以前已論及，茲不贅述。此後法正早死，李嚴從而被劉備提到與諸葛亮同等地位，以牽制諸葛亮的行動。所謂行動，對內是防止諸葛亮權力過大，影響到劉禪對益州的統治，對外是防止諸葛亮發動北定中原的戰爭，影響到益州的安全。這裡有必要分別加以論證。

《論三國人物》，方詩銘，北京出版社，2016年7月。

《三國志·蜀志·李嚴傳》說：“（李）嚴與孟達書曰：‘吾與孔明（諸葛亮）俱受寄託，憂深責重，思得良伴。’”李嚴所以致函擬招來孟達，顯然是欲挾孟達自重，所謂“良伴”即指孟達。函中強調“吾與孔明俱受寄託”，顯示他與諸葛亮“並受遺詔輔少主”，具有同等地位，也掌握同等權力，是蜀漢的權威人物。同書《費詩傳》說：“降人李鴻來詣（諸葛）亮，亮見鴻，時蔣琬與（費）詩在坐。鴻曰：‘間過孟達許，適見王衝從南來，言往者達之去就，明公（諸葛亮）切齒，欲誅達妻子，賴先主（劉備）不聽耳。達曰：“諸葛亮見顧有本末，終不爾也。”盡不信衝言，委仰明公，無復已已。’”這個王衝是何許人？同傳又說：“王衝者，廣漢人也。為牙門將，統屬江州督李嚴。為嚴所疾，懼罪降魏。”王衝本來是李嚴的部將，“為嚴所疾”，才投降曹魏的。因而所說孟達降魏之後，諸葛亮“欲誅達妻子”，這個誣衊之語有兩種可能，第一種可能為王衝本人所捏造，第二種可能為王衝聽他人所說，以誅殺孟達妻子這等大事而論，當然是傳自李嚴。王衝自己沒有捏造這類傳說的必要，也知道這不可能取信於孟達，第一種可能是不存在的，因而只能存在第二種可能，即誣衊和打擊諸葛亮，並挑撥諸葛亮與孟達之間的關係（其時諸葛亮也與孟達有書信往還）。

同書《李嚴傳》裴松之注：“《諸葛亮集》有（李）嚴與（諸葛）亮書，勸亮宜受‘九錫’，進爵稱王。亮答書曰：‘吾與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復相解！足下方誨以光國，戒之以勿拘之道，是以未得默已。吾本東方下士，誤用於先帝（劉備），位極人臣，祿賜百億，今討賊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寵齊、晉，坐自貴大，非其義也。若滅魏斬叡（魏明帝），帝還故居，與諸子並升，雖十命可受，況於九邪！’”李嚴的來書雖未能見到，但從裴注可知，第一是向諸葛亮提出“九錫”，第二則是“稱王”，這裡不用多說，主旨是在誣衊諸葛亮，認為諸葛亮將走曹操的老路，即受“九錫”封魏王，進而代漢，企圖取劉禪而代之，這當然引起諸葛亮的極大憤慨，所謂“十命可受，況於九邪！”即是以反面表達了這種心情。李嚴為什麼如此？固然是出於對諸葛亮的誣衊，但也不排除在對諸葛亮試探，企圖進一步加以中傷。十分可能，這類誣衊諸葛亮的輿論是流傳頗廣的。常璩《華陽國志》卷十中《先賢士女總贊·廣漢士女》說：“李邈字漢南，邵兄也。劉璋時，為牛鞞長。先主（劉備）領牧，為從事。……久之，為犍為太守、丞相參軍、安漢將軍。……（建興）十二年，（諸葛）亮卒，後主素服發哀三日。邈上疏曰：‘呂祿、霍禹未必懷反叛之心，孝宣不好為殺臣之君，直以臣懼其逼，主畏其威，故奸萌生。亮身杖強兵，狼顧虎視，五大不在邊，臣常危之。今亮殞歿，蓋宗族得全，西戎靜息，大小為慶。’後主怒，下獄誅之。”所謂“狼顧”，《晉書·宣帝紀》說：“魏武（曹操）察帝（司馬懿）有雄豪志，聞有狼顧相，欲驗之，乃召使前行，令反顧，面正向後而身不動。……因謂太子（曹）丕曰：‘司馬懿非人臣也，必預汝家事。’太子素與帝善，每相全佑，故免。”從這個故事可以看出，司馬懿的“狼顧”，即是具有“非人臣”的相，此後必取代曹氏。這類傳說當時應該流行頗廣，曹操有所聞，藉以觀察司馬懿，李邈也有所聞，卻用來觀察諸葛亮，這與李嚴試探諸葛亮“宜受‘九錫’，進爵稱王”是完全一致的。李嚴當然也聽到過這類傳說，不過不像李邈那樣“狂直”而已。至於“虎視”，《後漢書·班固傳》所收《西都賦》有這樣兩句“周以龍興，秦以虎視”，李賢注：“龍興虎視，喻強盛也。”班固實際的意思是，儘管周、秦都很“強盛”，但周是“龍興”，取天下以德；秦卻是“虎視”，取天下以“武”。李邈認為諸葛亮“身杖強兵”，與秦的“虎視”相同。不但如此，由於“狂直”，李邈還直接將諸葛亮比作欲危漢室的呂祿、霍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