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就是權貴們的圓桌會議

莫言曾經說過，歷史就是一個謎。人們要在解讀歷史的時候破解謎題，但是他只是從一個文學家的角度來看待歷史，並沒有從政治和經濟方面來看待歷史。或許，歷史更像是權貴們的圓桌會議。

歷史就是權貴們在深宅大院裡舉行的圓桌會議，只有透過重重門檻，擠到桌子邊，才有討論歷史的資格。如果擠不進去，就自己寫歷史，弄成民間野史，民間文學史，空投到歷史圓桌上。在圓桌會議旁討論的都是有身份有地位的權貴們，他們才具備修訂歷史的話語權。離開了權貴們的身份，只是探討會議的形式和內容似乎不得要領。

在古代，經濟方面佔有優勢並不一定會獲得政治的庇護，只有在政治上獲得了地位，人們才會獲得經濟方面的實惠。簡單地說就是有錢了不一定會有權，但有權了就一定會有錢。畢竟，古代官僚系統漏洞多多，監督檢查機制也不是很健全，甚至很多時代根本就沒有監督檢查機制，就更別提什麼懲治貪腐官員了。在重農抑商的社會，官僚成了人們仰慕的物件，也是人們認為的成功的參照物。如此一來，社會精英們都要去做官，而不是去經商謀求個人發展。而經商基本上成了名聲上不道德的代名詞，畢竟在人們的觀念裡有著“無商不奸”的觀念，而商人確實要說謊話，不然就賣不出好價錢，而且還會折了本錢。還不如做官來得順利，只要進入官僚系統，就會一輩子衣食無憂，還會利用手中的權力發財致富。而書寫歷史的恰恰是這幫充分享受制度福利的發財致富的官員們。

為了標榜自己的身份，為尊者諱，為長者諱，就要改寫歷史，用了曲筆，用了委婉的敘述方式，甚至故意刪削一些不利於本階級統治的事實和言論，只是進行片面敘事，還要改寫很多敘述方式，很多語言的運用頗費思量，那麼，這樣的歷史就只能是權貴們自己討論的歷史了，而不是和普通人息息相關的歷史。而真實的歷史並非只是權貴們的歷史，畢竟權貴們只是人群中很少的一部分，而大多數人都不是權貴，都是沒佔有什麼財富的普通人。歷史是以他們為主的運動過程，而權貴們只是起到了一定的領導作用，究竟這種領導作用有多大，又起到了怎樣的具體作用，就不是當權者一面之詞所能說清楚的了。需要全體人民說好，才是真正的好，或者說需要絕大多數的人說好才是真正的好。但是，廣大的人民群眾已經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喪失了主動權，就連基本的話語權都被剝奪了，成了“沉默的大多數”，只能任人擺弄，卻沒有什麼意見和行動。於是，歷史就成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權貴們喜歡怎麼打扮就怎麼打扮，和其他普通人沒有什麼關係。

那麼，權貴們所謂的歷史就那麼光鮮嗎？當然不是，他們自身的來源就很可懷疑。以民主國家自居的美利堅的首批白種公民多是海盜和流放者，華盛頓、傑弗遜等大名鼎鼎的英雄加紳士之先祖恐怕就是殺人越貨的刑事罪犯。中國的秦始皇和劉邦都是野種，就連被譽為農神的后稷以及商朝和周朝的始祖也是野種，很多王朝的開國皇帝都是手刃無數反對者的劊子手。歷史的程序就是這樣，從邊緣到中心，從觀眾到演員，從強盜到紳士的程序。哪怕是一個像劉邦一樣的無賴，也保持著為了個人私慾而向歷史挑戰的權利。人們都可以挑戰權威，挑戰歷史，只是要有那個實力，還要等到那個合適的機會。要是貿然行事，就會被權貴們聯合絞殺，得不償失，還身敗名裂。

當代知識分子分為兩類，一類是迷信歷史，以歷史人物自居，覺得歷史繞不開他，非得用相當的篇幅寫他不可，殊不知歷史就像流水一般，哪怕你變成巨石，橫檔在中央，它照樣繞開你朝前流淌；另一類知識分子就是不信歷史，甚至認為沒有歷史也一樣活得好好的。不迷信歷史當然是好的，辯證地看待歷史也是有必要的，看到歷史中的“名利”二字比什麼都重要，而魯迅在《狂人日記》中表明瞭自己的態度，看到了歷史的“吃人”二字。如此的深刻，比起胡適的“歷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莫言的“歷史就是一個謎”要好得多，也更真實。

雖然歷史的運動不以單個人的意志為轉移，但是作為少數人的權貴們卻可以輕易改寫歷史，誤導大眾，當然也為他們的子子孫孫提出了一個可供效仿的模板。可悲之處恰恰在於如此的範本與模仿，不管你選擇何種姿態面世，都逃不出對歷史人物的仿效，除非什麼也不幹，那也會被懷疑是對以“隱”博取名聲的隱士的效仿。以至於，很多人用歷史演義中的人物和局來對照當下，居然能夠一一對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