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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講談到，新一屆合縱聯盟初具規模，山東六國只有楚國暫時置身事外。看上去又該興起一輪聲勢浩大的五國伐秦軍事行動，眼看著聯軍組織成型了，也終於向西開拔了，但問題是，5國當中，至少有趙、齊、魏、燕4國各懷鬼胎，只想出工，不想出力。
趙、齊、魏都想借著合縱事業把盟友們牽制住，自己好趁機侵吞宋國領土，燕國則刻意擺出低姿態侍奉齊國，就像當年越王勾踐侍奉吳王夫差一樣，為的只是一旦時機成熟，就捅出致命一刀。那麼可想而知，這樣一支聯軍，無論規模多大，都不可能有什麼戰鬥力的。
這種時候，秦國應該拿出怎樣的應對方案呢？
《詩經》有一句名言：“兄弟鬩（xì）於牆，外禦其務（侮）。”這話的本義是正面表彰兄弟情誼，說兄弟之間就算鬧了矛盾，但面對外人的欺負，還是會聯手同心，一致對外的。這個道理也可以反過來理解：作為外人，不妨先服個軟，等等看，只要外部壓力一消失，兄弟之間又該打得雞飛狗跳了。
等到這個時候，外人再去找兄弟當中的某一個或者某兩三個，擺出拉偏架的姿態，一道收拾另外的兄弟。收拾完了之後，再搞新一輪的分化瓦解拉偏架。這是歷史上不斷上演的經典打法，大到國際戰爭，小到辦公室政治，“吾道一以貫之”，都是這麼一個模式。
所以站在秦國的角度，這個時候與其嚴陣以待，不如握手言和。
於是，秦昭襄王廢除帝號，重新稱王，還分別還給了趙國、魏國幾座城邑，大家以和為貴。轟轟烈烈的一場五國伐秦就這麼草草收場了，只是在合縱陣營看來，帝號也廢了，地盤也收回來了一些，可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再沒有更好的結果了。
但戰國人還沒有寸土必爭的意識，土地和城邑對他們而言可以是財富，可以是棋子，可以是籌碼，可以巧妙投資，可以謀篇佈局，可以當棄子，可以做圍棋術語裡的劫材，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動用工具理性就足夠了，並不容易牽涉價值理性。
以上聯軍伐秦和秦國的應對經過，雖然看似簡單，背後卻是很多學者一點點從《史記》《戰國策》《戰國縱橫家書》等等史料當中小心拼湊出來的，時間線其實很難梳理清楚。司馬光就沒做這麼繁瑣的考據工作了，只是根據《史記》大開大合，完全沒提這一屆的五國伐秦，更沒提秦國割地求和的事情，而僅僅提到秦昭襄王放棄了帝號而已。
如果我們採取治史的角度，那麼就該站在前輩學者的肩膀上，小心翼翼地爭取多破解一點歷史真相。但如果採取觀念史的角度，那麼歷史真相反而沒那麼重要，因為，就算拿出如山鐵證，結結實實推翻了《資治通鑑》的這部分記載，但無論在司馬光以前還是司馬光以後，古代知識分子讀到的歷史大體上就是《資治通鑑》所呈現的這個樣子，他們所收穫的歷史經驗和汲取的歷史教訓也正是從他們看到並相信的歷史敘事版本里邊生髮出來的。
正是他們一代代人的所見、所思、所感，而不是後人考索出來的歷史真相，在他們各自的歷史與人生當中發揮著真實的影響，漸次塑造出一個民族共同的歷史記憶和歷史想象，又在這共同的記憶與想象當中一磚一瓦地塑型出一個民族的性格，或者說國民性。然後像沉積岩一樣，一代又一代人活潑潑的現實，凝結成一層又一層冷冰冰的沉積。而當你我這些知曉了沉積密碼的後人，以溫暖的手掌觸控歷史岩石的橫截面的時候，同樣的歷史記憶和歷史想象才能賦予我們共情和同理的能力，使我們在冷寂中被突如其來的暖流擊中。
所以，《資治通鑑》的敘事，絕不會因為失真而失去價值。我們在《資治通鑑》的記載裡，從秦昭襄王廢除帝號開始，看到了另一種歷史走向：秦國對趙國終於翻臉了，出兵拔取杜陽。戰事持續到第二年，也就是周赧王二十八年（前287年），接連拔取趙國新垣、曲陽兩座城邑。
新垣這個地名值得解釋幾句。古人但凡大規模搬遷，一般會在新址沿用舊名，而為了區別新舊兩地，表示新址的舊名之前會加一個“新”字。所謂新垣，意味著曾經有一個地方叫垣，當地人遷到新址，就把新址稱為新垣。
這其實是全世界地理命名的通例，比如美國的紐約，字面意思就是“新約克”。人名會從地名來，這也是全世界命名的通例，前邊講過一位裝神弄鬼的名人辛垣衍，辛垣作為複姓，就是從新垣這個地名來的。
話說回來，到了周赧王二十九年（前286年），秦國由司馬錯統兵出擊魏國河內地區，迫使魏國割地求和，這回割讓的不是普通城邑，而是魏國舊都安邑。凡是建都的地方，通常都有國君列祖列宗的公墓。魏國把安邑一割，等於把祖墳交給了秦國。但秦國這一次比較溫和，好好收下了土地，把當地居民遷出了安邑，由著他們迴歸魏國。
那麼問題來了：秦國要了一座空城，就讓它這麼空著嗎？
《資治通鑑》沒給解釋，朱熹在編訂《通鑑綱目》的時候感到有疑惑，去查《史記》，於是把司馬光的原話“秦出其人歸之魏”改成了“秦出其人，募民徙之”。經過朱聖人這麼一改，後輩儒家學者又去琢磨其中的微言大義了。但拋開政治哲學不談，只看史實敘述的話，朱熹的修改確實讓事情明瞭了起來。
當然，朱熹的“綱目”必須簡明扼要，所以他還是講得過於簡略了，詳細一點的答案要在《史記》裡找。《史記·秦本紀》有記載說，秦國用爵位來招募人口遷居河東，還赦免罪犯，讓他們遷居安邑。
這樣看來，秦國不但據有安邑，連魏國的河東郡也霸佔了不少。有了新土地，就需要填充新人口。貌似秦國的生育率很高，人口增長快，只要政府給出一些獎勵，就不難把密集起來的內地人口分流到邊境地帶。
用罪犯填充新佔地區，這也是全世界的通例。
同年間，韓國也沒能獨善其身，在夏山被秦軍擊敗。
就這樣，三晉無一倖免，挨個被秦國教訓了一頓，聯合伐秦的時候從秦國佔到的那點便宜倉皇之間就吐了出來。
同一年裡，《資治通鑑》交代的最後一樁大事就是宋國的滅亡，過程很有玄幻色彩，我們下一講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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