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萬曆十二年（1584年），二十五歲的大明藩臣、遼東都司建州左衛都指揮使、龍虎將軍、右都督努爾哈赤正式舉兵，以父祖所留下的十三副鎧甲、和大明朝廷為了補償誤殺其祖父、父親，所賜下的三十匹馬、三十道敕書（就是空白貿易合同）為起家資本，開始了整合建州左衛、乃至統一遼東女真各部的漫長征程。
僅僅只用了五年，努爾哈赤便在萬曆十七年（1589年）完全吞併了同屬建州的蘇克蘇滸部、哲陳部、完顏部，並接受了蘇完部、董鄂部、雅爾古部的歸順，建州女真三衛至此盡歸努爾哈赤所有。
萬曆二十一年（1601年），努爾哈赤吞併海西女真哈達部，將勢力範圍擴張到建州之外；萬曆二十四年（1596年），努爾哈赤以釋放之前作戰時俘獲的烏拉部首領布佔泰、並迎娶布佔泰之妹為手段，控制了烏拉部。萬曆二十七年（1599年），努爾哈赤以背盟為由完全消滅了海西女真哈達部。
從萬曆二十六年（1598年）開始，努爾哈赤連續對海東女真（野人女真）用兵，海東渥集部、瓦爾喀部和庫爾喀部在建州女真的連續打擊下紛紛歸附，至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海東女真也全部歸屬建州。
萬曆四十一年（1613年），努爾哈赤完全吞併海西女真輝發部，海西女真四部中，只剩葉赫一部，還在大明的支援下，和建州女真相抗衡。努爾哈赤，已經成為遼東邊牆之外，實力最為龐大的女真地方政權首領。
至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遼東女真各部的絕大部分疆域，都統一於努爾哈赤的建州部之下，僅海西女真葉赫部尚存。努爾哈赤的個人稱謂，也從起初的“大明龍虎將軍、建州左衛指揮使”逐漸拔高為“聰睿貝勒”、“女直國建州衛管束夷人之主”、“建州等處地方國王”。甚至和建州女真關係比較緊密、互為盟友關係的的漠南科爾沁蒙古諸部，給努爾哈赤奉上了蒙古尊號——“昆都倫汗”。
此時，努爾哈赤所領有的土地、管轄的百姓、擁有的軍隊，都是當年起兵之初的上百倍。而建州地廣民悍、兵強馬壯、再用之前部落聯盟時期的落後管理方式、以及“建州衛”這種明顯是大明羈絆藩屬的名義，來管理如此龐大的政權，已完全不合時宜。甚至，努爾哈赤認為“建州等處地方國王”、“昆都倫汗”的稱號，也不能完全表達自己如今的真實地位。
於是，大明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羽翼豐滿的努爾哈赤在赫圖阿拉（今遼寧新賓縣老城）正式建立政權，國號“大金”、自號“大金覆育列國英明汗”，棄用大明的“萬曆”年號，改元為“天命”。
努爾哈赤的建國、改元，標誌著他從此和大明王朝正式分庭抗禮，不再是大明的藩屬臣；而自行稱汗，也顯示努爾哈赤自認已經和大明皇帝、漠南蒙古察哈爾大汗（蒙古正朔所在）相對等，是一個並立政權君主、而非之前“大明建州左衛”的指揮使。
當然，大明朝廷絕不會承認努爾哈赤的自行建立的後金，而是視其為“叛臣、逆虜”，察哈爾林丹汗也對努爾哈赤所建立的後金嗤之以鼻，藐稱其為“水濱三萬女真之主”。不過，後來的事情，大家都知道。
努爾哈赤建立後金政權、並自行稱汗後，立即向原先的宗主國大明發動了進攻，大明萬曆四十六年、後金天命三年（1618年）四月，努爾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誓師，當眾宣讀了討明檄文，同時親率兩萬軍隊嚮明朝遼東諸地發起了攻擊。
此後，經過開原、鐵嶺、薩爾滸、遼陽等戰役，後金軍連續擊敗了明軍，攻佔了遼東大片疆域，撫順城以東諸堡，大都為後金軍所攻佔。僅存的海西女真葉赫部也於大明萬曆四十七年、後金天命四年（1619年）被努爾哈赤完全消滅。此後，努爾哈赤將後金國都先後遷往遼陽、瀋陽；後金政權逐步在遼東立穩了根基。
大明天啟六年、後金天命十一年（1626年）正月，努爾哈赤在進攻明朝的“寧遠之役”中，被明寧遠守將、寧前道袁崇煥挫敗，只得退兵回瀋陽，有傳言說，努爾哈赤本人也被寧遠守軍所發射的炮火擊傷。
當年七月中旬，努爾哈赤因身患毒疽（也有野史說，這就是被明軍炮火擊傷後的後遺症），前往清河湯泉療養休息。八月初，努爾哈赤的病勢轉危，只得乘船順太子河返回瀋陽。
大明天啟六年、後金天命十一年（1626年）八月十一，努爾哈赤在返回瀋陽的途中，因病重而死於太子河下游的靉雞堡（今瀋陽于洪區翟家鄉大挨金堡村），時年六十八歲。
當初努爾哈赤建立後金時，曾經依照傳統的女真部落聯盟議事制度舊制，設立了“四大議事貝勒”、“各置官署、按月分直、共議國事”，以輔佐自己治理國政，並參與後金的軍政事務的處理，這也有將他們作為自己備份繼承人的用意。
“四大貝勒”分別是——大貝勒、努爾哈赤次子代善；二貝勒、努爾哈赤之侄、舒爾哈齊之子阿敏；三貝勒、努爾哈赤第五子莽古爾泰；四貝勒、努爾哈赤第八子洪太（即皇太極，蒙古名黃臺吉）。
皇太極生於萬曆二十年（1592年），生母是努爾哈赤側妃葉赫那拉氏（皇太極稱帝后，追尊母親為孝慈武皇后；後世子孫改諡為孝慈高皇后）。自萬曆三十一年（1603年）起，十二歲的皇太極就開始追隨父兄四方征戰。皇太極從小智勇力過人，步騎矢射箭不虛發，深得努爾哈赤鍾愛。
和諸兄弟大多長於勇武、而拙於文治不一樣，皇太極是努爾哈赤唯一一個能識文斷字（指熟練掌握了漢文、漢禮）、研讀詩書的兒子；而在外人看來繁瑣、嘈雜無比的錢糧收支、操執日常庶務等差事，皇太極很小的時候便能主動承攬，並管理得井井有條。
因此，努爾哈赤對這個文武雙全的兒子寵信無比、愛如“心肝”，稱汗建國之後，便越過若干年長的兒子，直接立資歷較淺的皇太極為四大“議事貝勒”之一，參與治理國政。而成為“議事貝勒”後的皇太極，也沒辜負努爾哈赤的期望，在參與諸多軍政事務中，充分展示了自己非凡的才能和老練的手段，後金政權的相當大一部分權力，被皇太極牢牢掌握在手中。
大明天啟六年、後金天命十一年（1626年）八月，努爾哈赤因病（傷）重去世後，後金高層一面為其操辦喪禮，一面緊急召開議事會議，以後金當時所遵循的“部落聯盟推選制”為準繩，推選新的大汗人選。
經過一番激烈的博弈和利益互換，皇太極得到了二哥、大貝勒代善的鼎力相助，代善以“才德冠世，當繼大位”的理由，堅決擁戴皇太極繼承後金汗位。後金其他大臣，也大多歸心於皇太極，對努爾哈赤晚年所屬的多爾袞、多鐸兄弟並不是特別支援。
於是，得到大部分後金貴族、大臣支援的皇太極在“三辭三讓”之後，於大明天啟六年、後金天命十一年（1626年）九月初一“焚香告天”，正式即後金汗位，並按照中原漢家制度，改明年為“天聰元年”。
皇太極繼位後，將父親、“英明汗”努爾哈赤安葬於福陵（今瀋陽東陵）；當時後金建國不久、諸事草創，禮儀制度也不全，所以努爾哈赤死後，沒有在第一時間得到追尊的諡號、廟號，後金上下人等，多以“老汗王”來稱呼他。
繼承汗位後，皇太極繼續展開對大明、漠南蒙古、朝鮮的進攻，後金天聰元年（1627年）正月，皇太極就以朝鮮有“助南朝兵馬侵伐我國；窩藏毛文龍；招我逃民偷我地方；先汗歸天、無一人吊賀”等四項罪名，命阿敏、濟爾哈朗、阿濟格等率軍出征討伐朝鮮，迫使朝鮮仁祖簽下了“入質納貢、去明朝年號、互結盟宣、約為兄弟之國”內容的盟誓，實質上將朝鮮納為藩屬。
天聰二年（1628年），皇太極親自統大軍、征討漠南蒙古察哈爾所屬各部，俘獲上萬人，攻佔敖木倫、席爾哈、席伯圖等處；漠南蒙古科爾沁、喀喇沁、敖漢、奈曼等部，以及漠北喀爾喀部都懾於後金的兵鋒，主動前來參拜皇太極，以示臣服。此次對察哈爾部的用兵勝利，大大打擊了自詡為蒙古正朔所在的察哈爾林丹汗的氣焰，同時也穩固了後金對已歸順的漠南、漠北蒙古各部的統治。
大明崇禎二年、後金天聰三年（1629年），在明朝關寧、錦州防線難以攻破的情況下，皇太極率軍繞道漠南蒙古，毀邊牆攻入大明境內，圍攻京師，這也是後金（清朝）第一次入關伐明，明實錄稱為“己巳之變”。後金這一次入關伐明，一直延續到天聰四年（1630年）六月，才最終撤兵。期間，皇太極還施反間計，假借崇禎帝之手，除掉了大明薊遼督師袁崇煥。
天聰五年（1631年）七月，皇太極召集諸貝勒大臣商議，改定官制、仿照明制設立六部，以承政、參政處理部務。十二月，皇太極接受禮部參政李伯龍的建議，廢除後金政權原有的“大汗與三大貝勒南面共坐、受百官參拜、共理朝政”的舊制，改為“大汗南面獨坐、三大貝勒東西對坐、受百官朝拜”的全新朝會儀制。這標誌後金的政治態勢已經由開國之初的“部落聯盟議政制”逐漸轉為“汗權至上、汗王獨尊”的儒家宗法皇權制，皇太極的權力和地位，因此更加穩固。
天聰七年（1633年），為了一勞永逸地消滅蒙古察哈爾部、將漠南蒙古全部納入自己的統治之下，皇太極於當年發動了對黃金家族直系後裔、蒙古正朔所在的察哈爾部林丹汗的大舉進攻，之前歸附後金的漠南蒙古科爾沁、扎魯特、巴林、奈曼、敖漢、喀喇沁、阿魯科爾沁、翁牛特、阿蘇特諸部，此次也隨後金一起出兵，征討之前所尊奉的蒙古共主——林丹汗。
此戰，皇太極親率後金大軍冒雨西征，窮追林丹汗，從勒鄂漠（今內蒙古克什克騰旗達來若爾）、喀喇莽乃（今內蒙古商都）一直追到歸化城（今內蒙古呼和浩特舊城），歷時四十一天。林丹汗則一路狂奔、望風披靡，不敢和後金軍交戰，最後被迫西渡黃河，遠遁青海大草灘。
後金軍在追擊中，不斷散發佈告、宣揚攻勢，以瓦解察哈爾部屬眾人的抵抗意志。林丹汗逃竄過黃河、避走於大草灘後，察哈爾餘部、及漠南土默特部合計數萬人，全部歸降於後金。
被後金大軍追趕、無奈之下遠遁青海的林丹汗，因部眾散失、缺衣少食而陷入了絕境。天聰八年（1634年）九月，蒙古第三十五任、也是最後一任大汗——林丹汗呼圖克圖，在窮途末路中、因天花之症病逝於大草灘，年四十三歲。
林丹汗病逝後，他的長子額哲帶著林丹汗的遺孀們，準備率所剩不多的察哈爾餘部，從青海返回河套地區，駐牧右翼舊地。當時，漠北蒙古喀爾喀部的車臣汗碩壘得知察哈爾餘部返回河套之後，致信給額哲，請他移帳漠北、重建汗帳斡耳朵。
同一年，皇太極升國都瀋陽為“天眷盛京”，簡稱“盛京”。得知林丹汗已死、額哲將要率察哈爾餘部移仗漠北、企圖繼續保有“全蒙古大汗”名頭的訊息後，為了徹底消除這個隱患，皇太極在天聰九年（1635年）二月，命多爾袞、嶽託、薩哈廉、豪格等人率軍第三次遠征察哈爾部。
當年四月，多爾袞在征伐察哈爾的途中，於西喇珠爾格地方，包圍並俘獲了林丹汗的遺孀、大福晉囊囊（即漢語“娘娘”，本名娜木鐘）。從囊囊口中得知，額哲的駐牧地就在附近的黃河南岸。於是，多爾袞當機立斷，沒有通知其他人前來會合、以免貽誤戰機，而是單獨率軍渡過黃河，向額哲的駐牧地急進。
四月二十八，多爾袞悄悄抵達了額哲的駐牧地，並趁著大霧，將額哲的營帳四面包圍，隨後命人做出進攻的態勢、威懾額哲。之後，多爾袞再派額哲生母蘇泰的弟弟南楚（已經歸降後金）進入額哲的營帳內勸降，並申明只要額哲歸降，定厚待優撫，倘若負隅頑抗、必“盡誅之”。
於是，在打不過、又逃不掉的無奈境地下，額哲和母親蘇泰（海西女真葉赫部末代首領金臺石孫女）只得放棄抵抗，出降多爾袞。至此，綿延四百年之久的蒙古汗國正式滅亡，漠南蒙古全境皆歸於後金版圖。
天聰九年（1635年）十月，因為徹底平定了漠南蒙古，所以皇太極把後金的族名從女真（諸申）改為“滿洲”，以示“滿覆天下”之意。十一月，額哲奉嫡母囊囊、生母蘇泰等林丹汗遺孀，從河套抵達瀋陽，歸順後金，並用白駱駝馱著蒙古的聖物——嗎哈噶喇金佛、金字大藏經、傳國玉璽，進獻給後金大汗皇太極。
值得一提的是：額哲所獻的“傳國玉璽”，並非是中原王朝已經遺失多年的那方具有傳奇色彩的“傳國玉璽”（和氏璧），而是當年元世祖忽必烈所制的“大元傳國玉璽”，璽文為“制誥之寶”；此璽在明軍北伐大都時，被元順帝帶往漠北，此後一直在歷代北元皇帝及蒙古大汗手中傳遞，一樣具有相當大的“皇權、汗權”象徵意義。
對於哈噶喇金佛和金字大藏經，皇太極特別重視，敕建了蓮花淨土實勝寺，用以供奉這兩件聖物，蓮花淨土實勝寺一直儲存到今天，就是“瀋陽皇寺”。
而對於額哲所進獻的“北元傳國玉璽”，皇太極更是欣喜若狂，這意味著“天命”、“道統”已經由蒙古汗國轉移到“大金汗國”，從此後，自己不僅僅只是後金的大汗，而是領有漠南、漠北、海東、黑水諸地，堂堂正正的上國之主了。
天聰九年（1635年）十二月，以出征得勝歸來的多爾袞為首，後金文武群臣向皇太極聯名上疏，以“察哈爾歸附、漠南一統”、及“獲北元傳國玉璽”為由，恭請皇太極“早登大位”、“早正尊號”。接到奏疏後，皇太極內心無比喜悅，但還是按照禮制“再三辭讓”。
天聰十年（1636年）正旦，皇太極在大朝會結束後，留下熟悉儒家宗法禮儀制度的漢官儒臣范文程、鮑承先、寧完我等人，就“早正尊號”之事向他們踢出諮詢，漢官們對此事都表示贊成，奏請皇太極“早行大禮”，以名正言順。得到訊息後的滿洲貴族們也由薩哈廉出面，向皇太極奉上諸貝勒的“請上尊號”親筆誓詞；漠南、漠北外藩蒙古諸貝勒、臺吉們聞訊也不甘落於人後，隨即上疏，請為皇太極上尊號。在全部的程式走完之後，皇太極同意了“群臣所請”，下詔將“更定尊號”，以“承膺天命”。
經過三個多月的緊張籌備，後金政權的自我升級準備基本完成；大明崇禎九年、後金天聰十年（1636年）四月十一，皇太極親至盛京郊外、舉行盛大的登壇祭天儀式，滿洲諸貝勒大臣，外藩蒙古諸貝勒臺吉，漢軍都元帥、諸總兵官等共同觀禮。
祭天儀式結束後，群臣向皇太極正式奉上“勸進表文”，其中滿語表文由和碩貝勒多爾袞代表滿臣奉上，蒙語表文由土謝圖濟農巴達禮代表蒙臣奉上，漢語表文由都元帥孔有德代表漢臣奉上，群臣還給皇太極上尊號為“寬溫仁聖皇帝”。
另外，屬於後金藩臣的漠南蒙古十六部四十九旗，以察哈爾首領額哲為首，在尊奉皇太極為“皇帝”之外，還特別給皇太極奉上了蒙古汗號——“博格達車臣汗”，以示皇太極今後將取代傳統的黃金家族，成為新一代蒙古共主。
這也成為了定製，皇太極之後的歷代清朝皇帝，都擁有蒙古汗號，“滿蒙一體”得到了最具體的體現——
崇德帝（皇太極）——博格達徹辰汗
順治帝（福臨）——額耶爾札薩克汗
康熙帝（玄燁）——恩赫阿木古朗汗
雍正帝（胤禛）——納伊拉爾圖託布汗
乾隆帝（弘曆）——騰格里特古格奇汗
嘉慶帝（顒琰）——薩伊什雅爾圖伊魯格爾圖汗
道光帝（旻寧）——托爾格勒特汗
咸豐帝（奕詝）——圖格莫爾額爾伯特汗
同治帝（載淳）——布倫札薩克汗
光緒帝（載湉）——巴達古爾特托爾汗
宣統帝——哈瓦圖猷斯汗
接受了群臣的“勸進表”後，皇太極正式“踐天子位”，將自己的稱號由“大汗”升為“皇帝”；同時，皇太極借用“五行相替、五德輪換”之說，將國號由“大金”改為“大清”（大明屬“火德”，大金屬“金德”，火克金；大清“從水德”、水克火；所以皇太極才改國號為“大清”，以剋制關內的“大明”）。皇太極就是清朝實際上的開國皇帝——清太宗。
另外，還有最重要的一點——清太宗在登基稱帝、更改國號後，又將原先所使用的“天聰”年號改為“崇德”，並且當年即改元，即以天聰十年四月以後為崇德元年，而不是以明年為“崇德元年”。
崇德，意在“崇尚德禮、仰慕教化”，清太宗選取這個年號，其含義十分深刻，這表示他和他所建立的大清王朝，已經不再是低大明一頭的地方政權，而是要和大明平起平坐、分庭抗禮的海東大國，其皇權的正統性和合法性不容置疑。
正式稱帝后，清太宗繼續發動對朝鮮、大明的戰爭，以擴大清朝的影響力和勢力範圍。就在剛剛改元的崇德元年（1636年）十一月十九，清太宗以朝鮮使臣在自己的登基典禮上拒不下跪、“敗盟逆命”為由，決定出兵討伐朝鮮。十二月初二，清太宗親自率軍渡過界江、長驅直入，十二天就抵達朝鮮王都漢陽，將朝鮮國王仁祖包圍於南漢山城中。
經過近兩個月的圍困，崇德二年（1637年）正月三十，困坐孤城、大勢已去的朝鮮仁祖被迫出城求和，徒步前往清軍大營拜見清太宗，伏地請罪。清太宗先降旨赦免仁祖，然後雙方築壇盟誓，朝鮮廢棄大明年號，改用清朝“崇德”年號，將大明曆代皇帝所賜的誥命敕印全部交出，奉清朝為正朔，定時朝貢，並送質子二人赴盛京。從此後，朝鮮正式成為清朝的藩屬，一直到二百多年後的甲午之役。
除了降服朝鮮之外，清太宗還在崇德年間繼續發動了三次入關伐明作戰（之前還有兩次，是在後金天聰時期），分別是崇德元年（1636年），以阿濟格為主帥的入關作戰， 崇德四年（1639年），以嶽託為主帥的入關作戰，以及崇德七年（1642年），以阿巴泰為主帥的入關作戰。
清軍這三次入關作戰，再加上崇德六年（1641年）的松錦大戰，極大地消耗了本來就透支嚴重的大明國力，使得明清之間的戰略態勢明顯向清朝一方傾斜。清軍透過一次次獲勝，已經佔據了除寧遠一地之外的全部遼東疆域，在和龐然大物大明王朝的對抗中，清朝穩穩地佔據了上風。
可就在大明搖搖欲墜、即將全面崩潰的前夜，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清太宗在準備第六次入關伐明的前夕，突然罹患急病、醫治無效，於八月初九駕崩於盛京（瀋陽）皇宮，時年五十二歲；“山峻則崩，木高則折，年富則衰”，他一生的功業，就此戛然而止。
清太宗猝然而逝後，圍繞著皇位的歸屬，他的長子肅親王豪格和十四弟睿親王多爾袞之間發生了激烈的爭鬥，幾乎釀成火併。最後，在宗室元老禮親王代善、鄭親王濟爾哈朗的調停之下，多爾袞和豪格叔侄各退一步，都不再謀求皇位，而是採取折中協議，以清太宗第九子福臨入繼大統，承襲皇位；福臨即清世祖順治帝。
清太宗駕崩次年，即大明崇禎十七年、大清順治元年（1644年），大明京師被大順農民軍攻克，崇禎帝自縊殉國，大明中樞覆滅。隨後，清軍在明寧遠團練總兵吳三桂的引導下，擊敗了大順農民軍，由山海關進入中原，先控制了京師及北方，然後再發兵南下，用將近二十年的時間，消滅了南明政權，成功取得了天下。清朝也成為了中華歷史上，最後一個封建王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