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貴族文化的黃金時代：已遠去了

對於“貴族”的概念，中國人已經很陌生了。

雖然現在許多別墅小區，都起“貴族苑”“貴族莊園”“傲城尊邸”之類的名字，今天的中國人也開始崇尚所謂“貴族”生活，但是很不幸，大部分人所理解的貴族生活，就是住別墅、開賓利車、打高爾夫，就是揮金如土花天酒地，就是對人呼之即來揮之即去。

其實，這不叫貴族精神，這叫“暴發戶精神”。

什麼叫貴族精神呢？讓我們先從宋襄公的故事講起。

相信讀過春秋歷史的人都知道宋襄公的“泓水之戰”。透過那一戰，宋襄公被標上了“蠢豬式的仁義”的標籤，成了後世中國人嘲笑的物件。

《韓非子》中是這樣記載這個故事的：

宋國與楚國打仗，宋國軍佇列好了陣，楚國軍隊渡過泓水來交戰。宋國的軍官對宋襄公說：“楚軍比我軍人數多，我們應該趁他們正在渡河，馬上發起進攻，那樣楚軍必敗。”

宋襄公卻回答說：“不行，那不符合戰爭規則。君子說：‘不能攻擊已經受傷的敵人，不能擒獲鬚髮已經斑白的敵人；敵人處於險地，不能乘人之危；敵人陷入困境，不能落井下石；敵軍沒有做好準備，不能突施偷襲。’（“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現在楚軍正在渡河，我軍就發起進攻，不合仁義。等楚軍全部渡過河，列好陣，我們再進攻。”

結果是等楚軍全部渡過河後，雙方才開戰。宋軍最終因寡不敵眾，落得大敗，宋襄公也受了傷，第二年悲慘地死去。

用今人的眼光來看，這位宋襄公確實愚蠢呆板得可以。但是如果我們對宋襄公所處的時代有所瞭解，就會知道他的選擇正是對“貴族精神”的詮釋。

周代文化的首要標誌是“禮”。

封建天下諸侯之後，周公“制禮作樂”，制定了一系列的典章制度，來界定國與國及人與人之間的上下尊卑、親疏遠近。這就是所謂的“周禮”。

因此，所謂周禮就是規定不同輩分的人、關係遠近不同的人，見面該怎麼行禮，平時該怎麼交往。據說這一制度體系完備，煌煌盛美，“大禮有三百，小禮有三千”。

周禮是很有用的。考察西周270多年的歷史，雖然多次有異族入侵而造成政治危機，卻基本沒有卿士大夫犯上作亂，可以說這套禮法制度發揮了重要作用。

在周代上層社會中，“禮”如同空氣一樣無處不在，就如同今天的“錢”無處不在一樣。甚至在戰場上，人們也需要遵守“戰爭禮”。因為周代的歷史記載到春秋時代才開始豐富起來，所以我們今天能看到的材料多數是春秋時代的。但是即使到了春秋，周代的精神風貌依然存在，我們從歷史記載中仍然能清楚地看到這一點。

黃仁宇在《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中說：“春秋時代的車戰，是一種貴族式的戰爭，有時彼此都以競技的方式看待，佈陣有一定的程式，交戰也有公認的原則，也就是仍不離開‘禮’的約束。”

春秋時的戰爭方式以車戰為主，因此必須選擇好一處平坦開闊的地點，雙方約好時間，大致同時抵達，等列好隊伍之後，鳴起戰鼓，驅車衝向對方。這就是所謂的“約日定地，各居一面，鳴鼓而戰，不相詐”。

這種戰爭更像體育比賽，要遵守一定的次序。《左傳·昭公二十一年》記載的宋國公子城與華豹之戰就十分典型。

雙方戰車在赭丘相遇，華豹張弓搭箭，向公子城射來，結果卻偏離目標。華豹動作敏捷，又一次搭箭上弦。公子城一見，對他不屑地大喊：“不更射為鄙！”意思是戰爭的規則是雙方一人一箭。你射了我一箭，現在應該我射你一箭了。你不守規則，豈不太卑鄙了！華豹聞言，就放下弓，老老實實地等公子城張弓，結果公子城一箭射死了華豹。

史書並沒有嘲笑華豹愚蠢，相反卻肯定他以生命維護了武士的尊嚴。

在今人看來，這些老祖宗在戰場上的表現似乎太迂腐了，其實不然。因為春秋以前的作戰方式和戰爭理念都與後世有很大的不同。春秋時期的軍隊都是以貴族為主體，戰士人數不多，幾百輛戰車而已，每次戰爭所用的時間一般不超過一天。

因此，那個時候的戰爭更像是一次大規模的紳士間的決鬥。貴族在戰爭中比的是勇氣和實力，偷襲、欺詐、乘人之危都是不道德的。正如徐傑令所說：“春秋戰爭裡最大的特點，在於講究承諾，遵守信義，不以陰謀狡詐取勝。”宋襄公所說的“不重傷”（不讓人二次受傷，就是不攻擊傷員），“不禽二毛”（不俘虜老年人），“不鼓不成列”（對方沒有排好佇列時，本方不能進攻），和《淮南子》所說的“古之伐國，不殺黃口，不獲二毛”，正是那個時代普遍的戰爭規則。

那時的戰爭規則對今人來說已經十分陌生，那個時代戰場上的貴族們的風度和言辭，更是今天的讀者難以想象的。

即便是在血腥的戰爭中，優雅仍然是春秋時代貴族的基本追求。

雖然彼此的目的都是擊敗對方，但他們的言辭仍然處處得體。正如錢穆先生所評價的：“當時的國際間，雖則不斷以兵戎相見，而大體上一般趨勢，則均重和平，守信義。外交上的文雅風流，更足表現出當時一般貴族文化上之修養與瞭解。即在戰爭中，猶能不失他們重人道、講禮貌、守信義之素養，而有時則成為一種當時獨有的幽默。”

瞭解了這些背景，我們就瞭解了泓水之戰中宋襄公的所為並非心血來潮。作為貴族的後代，從小受到嚴格貴族教育的宋襄公，講究貴族風度是他根深蒂固、深入骨髓的觀念。

在戰爭中，他既要取勝，也要贏得“漂亮”，贏得“合理”，贏得“高貴”。甚至在一定意義上，風度大於勝敗。那些今天看起來迂腐的禮儀，其實不僅是儀式和禮節，更是一個階級不可更改的文化信念。宋襄公的“愚蠢”，其實是那個時代貴族風度的光彩流露。

那麼，為什麼今天我們在歷史教科書中公然嘲笑宋襄公呢？

這是由於中國的貴族傳統中斷太久，我們的貴族時代在公元前就結束了，所以今天的中國人確實已經很難理解春秋戰國時代老祖宗們的內心世界。

如果我們感覺宋襄公在戰爭中遵守的這個“不重傷，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的規則過於迂腐，難以理解，那麼，打一個比方，也許就容易明白了：春秋時代的戰爭規則，其實就是中世紀歐洲的“騎士精神”。

中世紀歐洲騎士打仗要遵守的行為準則是：

第一，不傷害俘虜；

第二，不攻擊未披掛整齊的騎士；

第三，不攻擊非戰鬥人員，如婦女、兒童、老人。

宋襄公所說的戰爭倫理，和歐洲的騎士精神非常相似。所以貴族社會有著共通的精神價值。

從這個事實中我們就能看出，我們今天的中國人，和春秋戰國時代的中國人，已經非常不一樣了，精神世界幾乎已經不能相通。

人們津津樂道的一個故事是“子路正冠”。說的是孔子的弟子子路在戰爭中陣亡，他臨死前還不忘繫好被對手砍斷的帽纓，正冠而死。

禮教精神的一個重要原則，就是在任何時候都要保持尊嚴和風度。子路在敵人的刀鋒下繫好帽纓，其實正體現了在死亡面前貴族式的從容不迫。西方的貴族社會也能找到類似的例子。法國大革命高峰的時候，路易十六和皇后都被送上了斷頭臺，皇后上斷頭臺的那一刻，不小心踩到了劊子手的腳，她留下的最後一句話是優雅的道歉：“對不起，先生。”

春秋時代的戰爭中，還有許多有趣的插曲。比如發生在楚國與晉國的“邲之戰”中的一個場景。那場戰爭中，晉國落得大敗，在逃跑時，晉國的許多戰車陷入泥坑，狼狽不堪。楚國士兵不但不乘機追殺，反而還跑上前教晉車如何抽去車前橫木，以便衝出陷坑。晉軍脫離困境後，還回頭對楚軍開玩笑說：“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還是你們逃跑有經驗啊！

其實這種“可笑”的場景在中世紀歐洲貴族的王位之爭中也經常出現。

1135年，亨利一世去世，他的外孫亨利二世和外甥斯蒂芬都認為自己有權繼承英國王位，斯蒂芬搶先一步登上了王位，亨利二世不服，多次領兵前來爭奪王位。在第一次王位爭奪戰中，年僅14歲的亨利二世經驗不足，準備不充分，還沒開戰，軍隊就沒有了糧餉。陷入飢餓、困窘的他，居然向敵人斯蒂芬請求支援，而斯蒂芬呢，居然也慷慨解囊，借錢讓亨利二世把飢餓的僱傭軍打發回家，第一次戰爭就這樣可笑地不了了之。

數年之後，亨利羽翼已豐，捲土重來，雙方再次展開大戰，這次亨利很快取得勝利，斯蒂芬俯首投降。然而，雙方談判後達成的結果卻讓人大跌眼鏡：雙方約定，斯蒂芬繼續做英國國王，不過要宣佈亨利二世為他的繼承人。

這些故事反映出，貴族時代的戰爭與平民時代明顯不同。貴族間的戰爭一般並不以殺戮和徹底征服為目的，而是點到為止。在戰場上，大家是敵人；下了戰場，大家仍然是朋友。

中國的貴族社會在秦始皇統一中國後就基本結束了，而西方一直持續到近代早期，也就是說比中國晚結束了一千多年。

這是構成中西曆史風貌不同的一個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