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林語堂的生活、事業和感情世界中，在對林語堂是非功過的評價過程中，有一個人一直起著很重大的作用，他就是比林語堂大14歲的魯迅。林語堂與魯迅定交於1925年，到1936年魯迅逝世，其中雖只有11年的時間，但對林語堂來說卻是不同尋常的，這包含著他與魯迅的恩恩怨怨。更重要的是，魯迅對林語堂的影響並沒有因魯迅之死而結束，他一直跟隨在林語堂的身後，也深含在林語堂的靈魂之中。
早在《語絲》期間，林語堂就認識了魯迅，他在《記周氏兄弟》裡有這樣的記載：“單說紹興周氏兩位師爺弟兄，每逢《語絲》茶話，兩位都常來，而作人每會必到。作人不大說話，而泰然自若，說話聲調是低微的，與其文一樣，永不高喊。魯迅則詼諧百出。”
但林語堂真正與魯迅交往起來，還是在1925年魯迅向林語堂約稿以後，這在魯迅的日記中可以看得出來。可以說，這是林語堂同魯迅並肩戰鬥、友情逐漸加深的時期，也是林語堂受魯迅影響最大的時期。而這一時期又可分為兩個時段，一是與北洋軍閥政府及陳西瀅等人作戰的時段，二是在廈門大學與劉樹杞等人抗爭的時段。
剛開始時，林語堂是贊成周作人的“費厄潑賴”（fair play）精神的，《插論〈語絲〉的文體》認為要針對思想不要針對個人，不贊同魯迅的“打狗”思路。但後來，魯迅發表了《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批評了林語堂的觀點，提出為什麼必須痛打落水狗。看到魯迅的文章，林語堂非常贊同魯迅的觀點，最有名的是1926年初林語堂畫了一幅《魯迅打狗圖》的漫畫，發表在《京報副刊》上。這幅漫畫畫的是：魯迅先生手拿一竹竿痛打一落水之狗，而水中的叭兒狗則在水中痛苦地掙扎。這是將魯迅“痛打落水狗”的思想進行了形象的表述。
“三一八”慘案發生後，林語堂與魯迅等人一起撰文痛斥軍閥的殘酷行徑，林語堂寫下了《悼劉和珍楊德群女士》，魯迅寫下了《記念劉和珍君》。值得注意的是，林語堂的文章寫於慘案發生後的第三天即3月21日，發表於慘案發生後的第11天即3月29日，而魯迅的文章則是寫於4月1日，發表於4月12日。這裡雖有魯迅所說的“長歌當哭，是必須在痛定之後的”原因存在，但林語堂比魯迅比所有的作家更早、更迅速地站出來為烈士呼號，這卻是一個事實，從中可見林語堂“打狗”的敏銳性、勇敢性和堅定性。換言之，林語堂這種鬥士品格及精神是與魯迅以前的批評、鼓勵和引導分不開的。
此時，許多進步人士都進入政府的黑名單，林語堂與魯迅都在其間。尤其對林語堂觸動很大的是段祺瑞政府下臺後，奉系軍閥逮捕了一直支援魯迅、林語堂等人的《京報》總編輯邵飄萍，並很快殺害了他。隨後，政府頒佈了“維持市面”的條例，聲言凡“宣傳赤化主張共產者，不分首從一律處刑”。在如此白色恐怖的形勢下，魯迅和林語堂等人不得不設法逃走。由於廈門大學邀請林語堂去廈大做文科主任，林語堂也就答應了這個邀請離開了北京。在北京與反動政府及御用文人的鬥爭中，林語堂與魯迅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因為他們兩人一樣，都有著強烈的政治意識，有著責無旁貸的責任感，有著衝鋒陷陣的勇氣，也有著堅強的錚錚鐵骨，一句話，在與反動勢力毫不妥協的拼殺中，林語堂與魯迅並肩戰鬥，成為兩個英勇的“戰士”。這是二人友好合作的“蜜月期”。從這裡也可看出林語堂精神和性格的一個側面：強烈的“叛逆”和“入世”精神。
很快地魯迅等也來到了廈門大學，這樣林語堂又能與魯迅一起共事了。那時，由於廈門大學校長林文慶擔心“北京派”喧賓奪主，更由於理科主任劉樹杞掌握著學校財權，並故意與魯迅、林語堂作對，還由於國學院內部人的分裂與內鬥，所以，林語堂和魯迅的宏大志向根本得不到實現。不僅如此，學校還發生了故意刁難魯迅的事件，曾令魯迅幾次搬家，後來竟讓他搬到地下室裡。對於此事林語堂非常氣憤，但也無能為力。就廈門大學這段時間來說，林語堂與魯迅相處得還是很不錯的，他們相互幫助共同對付劉樹杞等人，從而使林文慶和劉樹杞的一些計劃難以實現。
後來，魯迅真的離開廈門大學到了中山大學，而林語堂也告別廈門大學到武漢外交部長陳友仁那裡任職。但半年之後，林語堂就結束了“為官”生涯，來到上海，準備以文為生。因為此時的魯迅也離開廣州來到上海，所以林語堂先去拜訪了魯迅。在這次會面中，林語堂與魯迅、許廣平、周建人、孫伏園、孫伏熙一起合影留念，記下了林語堂與魯迅的友誼。
1927年10月4日攝於上海。前排左起：周建人、許廣平、魯迅；後排左起：孫福熙、林語堂、孫伏園。
但令林語堂沒有想到的是，就在此時，他與魯迅的關係發生了重大危機，在他們之間出現了最為難堪的局面。那是1929年8月28日，魯迅夫婦、林語堂夫婦、郁達夫夫婦被邀請到上海的南雲樓吃晚飯。臨結束時，因為林語堂說了一句什麼話，魯迅站起來訓斥林語堂，而林語堂也毫不示弱，反唇相譏，於是兩人鬧翻了。當時的具體原因、情況是怎樣的，當事人的說法不一，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那就是由於這一次不快，魯迅真的生了氣，他的日記裡以後長時間沒有了關於林語堂的記載，而林語堂也是這樣，長時間與魯迅不相往來。
據魯迅當日的日記載：“席將終，林語堂語含譏刺，直斥之，彼亦爭持，鄙相悉現。”林語堂在《無所不談合集·林語堂自傳附記》中也說過這件事，他說：“有一回我幾乎跟他鬧翻了。事情是小之又小，是魯迅精神過敏所致。……張友松要出來自己辦書店或雜誌，所以拉我們一些人。他是大不滿於北新書局的老闆李小峰，說他對作者欠賬不還等等，他自己要好好地做。我也說兩句附和的話。不想魯迅疑心我在說他。真是奇事！大概他多喝一杯酒，忽然咆哮起來，我內子也在場。怎麼一回事？原來李小峰也欠了魯迅不少的賬，也與李小峰辦過什麼交涉，我實不知情，而且我所說的並非袒護李小峰的話。……他是多心，我是無猜，兩人對視像一對雄雞一樣，對了足足一兩分鐘。幸虧郁達夫做和事佬，幾位在座女人都覺得‘無趣’。這樣一場小風波，也安靜度過了。”且不說這兩個人記錄的細節是否確當，但兩人都生了氣是肯定的。再從文字來看，魯迅認為林語堂是有意“譏刺”，故而罵他“鄙相悉現”。而林語堂說他自己是“無猜”，說魯迅是“多心”，是“多喝一杯酒”。在這中間透出了魯迅對林語堂的“厭惡之情”，而林語堂對魯迅沒有不敬之詞，甚至還帶有“理解”之意，為魯迅讓人落不下臺的大發脾氣尋找理由。林語堂女兒林太乙還說過：“語堂心目中無惡人，他認為魯迅易怒多疑，是因為他身體不好的緣故。”（《林語堂傳》）林語堂沒有將此事放在心上，而是將它看成是“一場小風波”，並說“幸虧”郁達夫做了和事佬，沒讓事態鬧大。但魯迅卻是將此事當成“大事”的，在以後三年多的時間裡，魯迅沒有在日記裡記下他與林語堂有任何交往。
對此事郁達夫也談過他的看法，他說：“北新請大家吃飯的那一天晚上，魯迅和林語堂兩人，卻因誤解而起了正面的衝突。……魯迅那時，大約也有了一點酒意，一半也疑心語堂在責備這第三者的話，是對魯迅的諷刺，所以臉色發青，從座位裡站了起來，大聲地說：‘我要宣告！我要宣告！’”郁達夫的話與林語堂比較接近，承認二人是“誤會”，事實上後來魯迅自己也明白是誤會，郁達夫說：“這事當然是兩方面的誤解，後來魯迅原也明白了。他與語堂之間，是有過一次和解的。”（《回憶魯迅》）儘管兩人解除了誤會，但魯迅對林語堂的“反感”卻沒有多大改變，而林語堂也真正認識了魯迅的性格和脾氣，見識了那種“多疑”和“霸氣”，不能容忍，更不給人餘地的做法。所以兩人長時間都沒有什麼交往。因為在朋友之間，重要的是理解和寬容，所謂的做“諒友”而不苛求，就是這個道理。
1932年林語堂創辦《論語》雜誌倡導“幽默”，一時幽默成風，以至於1933年被稱為“幽默年”。在這段時間裡，魯迅參加左聯，成為左聯主將，而林語堂則成為《論語》主帥，在文學觀念上更是相去甚遠。但這時有一事又將他們聯結起來，那就是宋慶齡和蔡元培組織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簡稱為“同盟”。林語堂是“同盟”的宣傳主任，而魯迅是委員。共同的政治志趣又將這兩個長期不來往的老友聯絡在一起。因為宋、蔡二人都是林語堂和魯迅敬佩的人，他們兩人本來也都是光明磊落的，何況民權又是共同關心的話題，所以林語堂與魯迅“化干戈為玉帛”，重歸於好了。
1933年2月17日，英國作家蕭伯納訪滬，受到民權保障同盟成員歡迎。宋慶齡寓所前合影：從右至左：魯迅、林語堂、蔡元培、伊羅生、宋慶齡、蕭伯納、史沫特萊。
據有的研究者說，在這段時間裡，林語堂與魯迅的聯絡增多，往來信件也多起來，魯迅在日記中都有記載。林語堂還客氣地請魯迅為自己辦的刊物寫稿。魯迅也還真為林語堂寫了，但並不是無原則地吹捧林語堂的文學主張及其思想，而是多有批判之意。對《論語》魯迅還不是完全反對，而對《人間世》則是完全不贊同了。如在《“論語一年”》中，魯迅開篇直言：“說是《論語》辦到一年了，語堂先生命令我做文章。這實在好像出了‘學而一章’的題目，叫我做一篇白話八股一樣。沒有法，我只好做開去。”“老實說罷，他所提倡的東西，我是常常反對的。先前是對於‘費厄潑賴’，現在呢，就是‘幽默’。我不愛‘幽默’，並且以為這是隻有愛開圓桌會議的國民才鬧得出來的玩意兒。”“這也可見我對於《論語》的悲觀，正非神經過敏。”在這裡，觀點鮮明，毫不隱諱，更不支吾，顯示了魯迅的直率與坦蕩；但另一面又語含諷刺，表達了他對林語堂的文學觀很是“不以為然”，在“話語霸權”的筆調中甚至有些“嫌惡”含在其中。有趣的是，林語堂把魯迅這些激烈的批評都在自己主編的刊物上發表出來，從中也足見其胸襟。但發表是發表，在文學觀上，林語堂還是固執己見，繼續做自己的事。在這樣近於水火不容的文學觀面前，兩人的友情不得不又淡漠下來。從魯迅日記來看，在1934年後二人的交往就少多了，到這一年的8月底以後記載更是越來越少，並很快中止了。
林語堂與魯迅再次疏遠的直接導火索是關於翻譯問題。魯迅是實在看不過林語堂對“幽默”、“閒適”和“性靈”之類的倡導，而向林語堂提出他最好是不要搞這些“玩意兒”了。因為在魯迅看來，這些“玩意兒”實在是沒有意思，與其做這種無聊的事，他建議林語堂還不如去翻譯英國文學作品有益。但林語堂卻回答魯迅說，他現在還不想去做翻譯，等老了以後再來翻譯點西方文學。這一下魯迅又誤解了，他誤以為林語堂是在嘲諷他，因為魯迅一直非常重視翻譯工作，並將翻譯看成是為革命“運輸軍火”，他疑心林語堂說他是老了。魯迅對此大為惱火，他在1934年8月13日給曹聚仁的信中說：“語堂是我的老朋友，我應以朋友待之。”“這時我才悟到我的意見，在語堂看來是暮氣，但我至今還自信是良言，要他於中國有益，要他在中國存留，並非要他消滅。他能更急進，那當然很好，但我看是決不會的，我決不出難題給別人做，不過另外也無話可說了。”這倒是實話，魯迅確實如兄長對待弟弟一樣不希望林語堂走得太遠，更不希望他“誤入歧途”，作為一個老朋友將自己的意見毫不隱諱地和盤託給林語堂，其心誠可敬矣。但林語堂的回答卻讓他又誤解了，因為林語堂自己本無諷刺之意，他只是表達自己的想法，並沒有想那麼多，他說：“現在我說四十譯中文，五十譯英文，這是我工作時期的安排，哪有什麼你老了，只能翻譯的嘲笑意思呢。”（林太乙《林語堂傳》）
有一次，曹聚仁請客，林語堂和魯迅都在座，因為席間有幾位廣東客人在興奮地旁若無人地講廣東話，林語堂於是“幽”了他們“一默”，就插進去用英語跟他們講，結果把那幾個廣東人嚇住了。沒想到魯迅看到林語堂如此，不明真意，竟然放下筷子，站起來責問林語堂：“你是什麼東西！你想借外國話來壓我們自己的同胞嗎？”結果林語堂大吃一驚，不知說什麼好。沒有與魯迅對抗，只有忍而不發。（參見施建偉《林語堂傳》）魯迅還有一事對林語堂頗多誤解，那是“同盟”成員楊杏佛被殺，在兩次追悼入殮會上，第一次林語堂沒有參加，於是魯迅這樣說林語堂：“這種時候就看出人來了，林語堂沒有去。”其實在第二次林語堂參加了，魯迅不知。（參見倪墨炎《為林語堂辯證一件事》）林語堂的女兒林太乙亦在《林語堂傳》中稱，楊杏佛被殺，林語堂是想去憑弔他的，但因門外一直有人監視，未能成行。等監視人走了，這才趕去。
當魯迅在上海去世時，林語堂正在美國的紐約。聽到這個訊息，林語堂驚愕而又感嘆，他於1937年1月1日發表了《悼魯迅》一文，其中雖有不贊同魯迅文學觀和性格脾氣等的方面，但對魯迅卻懷著崇敬的心情，他深情而又富有個性地說：“魯迅與我相得者二次，疏離者二次，其即其離，皆出自然，非吾與魯迅有輊軒於其間也。吾始終敬魯迅。魯迅顧我，我喜其相知，魯迅棄我，我亦無悔。大凡以所見相左相同，而為離合之跡，絕無私人意氣存焉。”“然吾私心終以長輩事之。”在美國講演中國文學時，林語堂還高度評價魯迅，認為魯迅的短篇小說在現代中國還是最好的。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文中林語堂還表達了超越他與魯迅關係的闡述，那是對生命易逝、人生短暫的深沉感喟。那就是：“夫人生在世，所為何事？碌碌終日，而一旦瞑目，所可傳者極渺。若投石擊水，皺起一池春水。及其波靜浪過，復平如鏡，了無痕跡。”如果從此角度來看，在魯迅生前，林語堂與他有些無休止的爭執，那時是如何認真而起勁，自己敬愛的“師長”已死，林語堂若有所悟：隻影孤身一人遠在異國還在繼續著自己的行旅，而魯迅卻到了另一個世界，他們在這人世再也不能相見了。
本文節選自：《閒話林語堂》，作者：王兆勝，出版社：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