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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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644年3月，李自成攻克大同、宣府，隨著拱衛京城最重要的兩鎮城池落入敵手，北京城內官民惶惶不可終日，流言四起，皇宮內，大臣與皇帝亂成一團，前線告急的奏疏如雪片一樣飛來，卻毫無辦法。。。
明思宗朱由檢(1610－1644)
最後時刻：3月19日拂曉，紫禁城內外燃起大火， 天色將明，崇禎帝在前殿鳴鐘召集百官，卻無一人前來。皇帝知道大勢已去，說：“諸臣誤朕，國君當死社稷，二百七十年之天下，旦日棄之！”最後於景山自縊。年僅34歲。臨死時，留下遺言：朕死，無面目見祖宗於地下，自去冠冕，以發覆面，任賊分裂朕屍，勿傷百姓一人。隨著年輕的皇帝殉國，
中國最後一個漢族大一統王朝滅亡。
給後人留盡了無數的惋惜。
其實小編認為，在崇禎十七年之前，崇禎皇帝有三次選擇，即使不能挽狂瀾於既倒，至少可以為王朝的喘息增加時間。
一、楊嗣昌的上書
楊嗣昌是明末重臣，字子微，湖廣武陵人。崇禎十年出任兵部尚書，次年入閣。深受皇帝信任。面對內憂外患的時局，他對內鎮壓農民起義，提出了“四正六隅、十面張網”之策（後來這一策略被侵華戰爭時期的岡村寧次學習，從中得到啟發，展開了鐵桶圍攻計劃）。如果執行得力，這會是絞殺農民軍的利計。崇禎十二年，他在一月與七月兩次上書，主張對女真議和，希望將精銳的邊軍以及大批的遼餉供作平定內亂之用。但遺憾的是，由於言官們認為這是屈服於建虜，群情激奮，紛紛上書彈劾楊四昌。楊思昌被迫以總制湖廣軍務的身份，前往湖廣主張圍剿事誼。崇禎十三五月，疾病交加的楊四昌聯名江西巡撫萬銘上書請求“羈縻於外，以圖喘息”。但是上書石沉大海，無果以終。最終，明王朝內外交急，國破君亡。
楊嗣昌的計劃可行嗎？
答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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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行。
可行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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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內外矛盾疊加，帝國的國力只能支撐單線作戰。
小編根據《明史統編》統計了一下，結合《中國經濟史》的部分內容，得出了一個結論，崇禎十年，當時乃舊聽從中央政府命令的（指能夠徵兵役、較多完稅、任免官吏者），僅有63府（不完整），80州，411縣，估計人口在2000萬~3000萬之間，朝廷可徵到的稅折銀為300萬兩，而各項費用包括軍費早已超過了600萬兩，每年防北及遼餉為160萬兩，早已入不敷出，明軍可作戰者，已經不上20萬，軍力早已透支，不可能支援兩線作戰。
（二）
女真受災，有意言和。
中國明朝的小冰期不光葬送了明王朝，也使得本來興旺的後金遭受了持續性的自然災害。《清史稿》與《後金史（滿文）》記載，從努爾哈赤末年一直到崇德六年，東北地區持續性的凍雨以及洪水災害，使女真人口下降了1/3。同明朝持續性的作戰，也使遼東地區叛亂四起。在數次塞庫倫大臣會議上，都有大臣希望能同明朝議和，展開互市交易。雙方的意向，使議和有了機會。
（三）
農民起義勢如烈火，越燃越旺。
崇禎八年，起義軍會師於河南滎陽，兵分三路，一部入陝西，一部進山西，一部攻鳳陽，並一舉焚燬明皇祖陵。高迎祥犧牲後，義軍分為兩支勁旅：分別是活動在中部的張獻忠，以及流動作戰在西北的李自成。崇禎十年，李自成攻入四川，攻克城池四十餘座，使得四川一半州府與中央隔絕，同年李自成攻入甘肅。崇禎十一年，張獻忠全殲明軍主力左良玉部，次年攻入四川。到崇禎十三年，起義烽火席捲了整個西北以及西南、中南，以至於崇禎皇帝在罪己詔中說：“天下之半，悉盡賊寇”。
（四）
皇帝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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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勤政節儉，但又剛愎自用的皇帝，對同女真議和也琢磨難定。事實上，無論是對待同女真人議和，還是南遷，崇禎皇帝態度都是一樣的。他的內心渴求延緩時機，但卻又受制於言官們的言論，以及自己所想象的後果。他在給楊嗣昌的答覆中，已經寫下了“可”字，但是在收到朝臣如水般的彈劾奏章時。又對楊嗣昌說“不要再提了”，卻又數次在平臺召對時言及此事。。。諸如此類的事情還很多。帝國的命運掌握在他的手裡，但是真的掌握在他的手裡嗎？甚至連他自己的命運他都難以掌握。多疑的性格，使他難以果斷絕決。最終被迫接受了命運的審判。
用辯證唯物法來說，做事情要統一兩點論與重點論。東北的邊患是外部矛盾，大明的農民起義以及腐敗的朝政是內部矛盾，也是主要矛盾。當同時解決兩個矛盾不可能時，優先解決那個？自然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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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自成的條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