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洪武建國以來，明王朝穩健行走了兩百年，沿著歷史的軌跡步入了晚年。在這個關鍵節點，朝中出現了兩位名垂青史的官員，一位是大興改革的張居正，一位是以清廉著稱的海瑞。
張居正在世的時候，用強硬手段對財政、軍事、吏治進行了雷厲風行的改革，尤以在財政方面推行的“一條鞭法”著稱。“一條鞭法”並不是張居正提出的，但卻是他首次在全國推行。此舉不僅大大簡化了稅制，方便徵收稅款；還使地方官員難於作弊，進而增加財政收入。
張居正是一個能力卓絕、能幹實事的官員，在世的時候包括萬曆皇帝在內的所有人都對他少有異議（除了一兩次重大人事任免之外）。但在張居正去世之後，情況卻馬上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
大風起於青萍之末，張居正去世之後，萬曆皇帝忽然發現，一直嚴厲教導自己的張居正似乎並不像自己想象中那麼廉潔公正；於是下了一道重新丈量全國土地的詔書，拉開了倒張序幕。在張居正去世半年之後，他就被蓋棺定論為接受賄賂、放縱奴僕欺壓百姓、賣官鬻爵、結黨營私、妄圖把持朝廷的欺君毒民的居心叵測之人。
且不說張居正是否居心叵測，但能確定的是他在私德方面確實存在問題。張居正死後不久，萬曆皇帝便發現張居正私生活非常奢靡——他不僅積斂了無數珍奇古玩，還蓄養了許多絕色佳人。張先生原來是一個這樣的人，那一刻，年輕的萬曆皇帝想必非常失望。
張居正的行為完全不符合君子之道，不符合明朝對官員的基本要求，倒張也就自然而然了。不過，另一位名臣海瑞，在私德方面不存在任何問題。史家對他的蓋棺定論是：
盡忠如螻蟻，盡孝似禽獸
。
海瑞一心為民、憂國親民、不畏權貴、為官清廉，被稱為“海青天”。無論是在他生前還是死後，都有很多人想要弄倒他。他本身官也不是特別大，巔峰時期也不過是二品的巡撫。但是，就是沒有人能弄倒海瑞。因為海瑞跟張居正不一樣，張居正表裡不一，但海瑞卻是真正的一心為民、不畏權貴、敢於死諫、公正廉潔。
自洪武開國以來，本朝的官員待遇普遍非常低，以至於不得不依靠“常例”之類的收入維持生計。海瑞當縣令以來，就主動廢除了自己的“常例”並一切灰色收入。他吃的是粗米飯，穿的是粗布麻衣，蔬菜是自己種的，很少買肉。等到他死去之後，人們發現他比一般的窮書生還窮，只有一張葛布帳子和一個破竹箱，也沒留下錢辦喪事。
海瑞自身如此節儉，對上面和下面的人來說都不是一件好事，下面的人戰戰兢兢害怕被海瑞查處，上面的人從海瑞這裡撈不到油水。因此，海瑞每到一個地方，當地的官員就巴不得他被調走。到了京城之後，同樣如此。這是因為實在無法從海瑞身上挑到毛病，弄不倒他就只能弄他走了。
比如海瑞在淳安任上時，總督胡宗憲的兒子路過淳安時作威作福，海瑞絲毫不看胡宗憲的面子，沒收了他帶的幾千兩銀子。海瑞說：胡總督巡視時，曾命令路過的地方不許鋪張，現在這個人如此鋪張，一定不是胡公子。胡宗憲吃了這個啞巴虧，多少有些懷恨在心，想治一治海瑞。
海瑞自幼喪父，由母親一手拉扯大，對母親孝順得不得了。有一次，胡宗憲聽說海瑞母親要過生日了，便想從這個事中挑挑海瑞的毛病。結果，胡宗憲派人一打聽，才發現海瑞不過是買了兩斤豬肉給老母親過壽。當然，官員們依然有辦法對付他，彈劾不了就想辦法讓他升官離任，給他一些沒有實權的位置。
海瑞不僅無比廉潔，還做了很多實事。其實這也很好理解，他做官時比不做官時還窮，之所以要做官，為的就是給百姓幹實事。
海瑞在淳安知縣任上時，清理積案，平反冤獄，在整個嚴州府都有盛名。當時嚴州府各縣遇有疑難案件，一般都會選擇送到淳安縣處理。海瑞在興國知縣任上時，懲處了兵部尚書張鰲的侄子張魁、張豹。當時他們以買木材為名，到處坑蒙拐騙，但官員們都不敢懲處他們。
海瑞在應天巡撫任上時，發現當地夏、秋兩個季節雨水很多，致使田地被淹、糧米漲價，於是海瑞疏浚了淞江和白河，使百姓得到實惠。此外，海瑞還全力摧毀豪強勢力，推行“一條鞭法”，安撫窮困百姓，使窮人收回被豪強傾吞的土地。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海瑞這樣一位堪稱模範的官員，雖然很難讓對手找到槽點，但卻也沒有什麼朋友。事實上，在他生前，朝中也幾乎沒有人以他為榜樣，大家對他的態度與其說是敬重，倒不如說是害怕，而且是那種帶有嫌棄意味的害怕。包括曾被他死諫的嘉靖皇帝，他雖然沒有殺海瑞，但一直把海瑞關在大牢中，直到駕崩。
後世的歷史學家，大多也只是稱道海瑞的清廉，而少有人說他是一個值得世人效仿的好官或能臣。在《萬曆十五年》中，著名歷史學家黃仁宇用了一章的篇幅講海瑞，塑造了一個極具戲劇張力的海瑞形象，非常具有歷史厚重感。
但黃仁宇並沒有稱海瑞為模範官僚，而是稱他為“
古怪的模範官僚
”。我們知道，模範本身應當是正統的，是值得大家學習的。在這之前加個“古怪”，味道就完全變了。海瑞是一個奇葩，難道大家也要跟著他成為奇葩嗎？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因此，海瑞實在稱不上模範，只是一個空架子，一塊貞節牌坊。
海瑞是當仁不讓的清官，但清官並不意味著好官。海瑞幹了一些實事，但這些實事卻沒有長久地發揮作用，作用僅限於他在那個地方的時候。對此，黃仁宇先生是這樣說的：
海瑞的信條和個性使被人遺棄，沒有人按照他的榜樣辦事。他的一生體現了一個讀書人服務於公眾而犧牲自己的精神，但這種精神的實際作用卻微乎其微。他可以和舞臺上的英雄一樣，在情緒上激動大多數的觀眾；但是，人們評論他的具體措施時，卻不會有太大分歧。他的所作所為無法被接受為全體文官的辦事制度
。
事實上，海瑞的每一項主張， 每一個行動，都使朝中同僚感到無比緊張，他們不得不處處防著他，躲著他，繼而結成同盟對付他。而在海瑞去世之後，滿朝同僚中只有極少數人感到可惜，大多數人是感到鬆了一口氣，終於可以不再見到他了。
這充分說明，作為一個管理者，過分嚴格要求自己，又希望別人跟自己一樣，這是行不通的。就好像有的領導每天自己工作十幾個小時，只休息四五個小時，也以同樣的標準去要求別人，怎麼行得通呢？
對此，我們不能簡單地將海瑞比作屈原，不能簡單地說一句“舉世皆醉他獨醒”。因為海瑞那種苦行僧式的做法，多少有點違揹人性。明朝官員的俸祿極低，低到不能維持正常的生活。這從海瑞本人的事例中就可以看出，他極端節儉，又沒有子女，曾經拿過二品和三品俸祿，但死去後連喪葬費都不夠。其他的低階官員，如果只靠俸祿，那就更慘了。
洪武皇帝朱元璋將官員的俸祿定得如此之低，其實是在逼大家貪汙。因此，雖然朱元璋制定了非常嚴苛的制度懲處貪汙，但貪汙之風在明初就氾濫成災了。海瑞沒有意識到一切的根源並不是大家的道德敗壞了，而是整個制度存在問題。他寄希望於將一切恢復到洪武初期的樣子，甚至要恢復殘忍的“剝皮食草”之刑。海瑞完全不知道，自己真正要對抗的是什麼。
海瑞的另一大壯舉是將被豪強侵吞的土地還給窮人，但其實取得的成效也非常微弱。當時的社會中並沒有信用借貸機構，每個人有了錢後都可能會將錢借給別人，抵押物是土地，回報則是高利率，這就註定了民間土地要被不斷傾吞。
海瑞的出發點是好的，但卻沒有意識到，剝削是一種延綿數千年的社會現象，到了明朝時更是成了上層家庭經濟的基礎。對此，黃仁宇在《萬曆十五年》中這樣評價道：
海瑞捲入大量的紛爭之中，孤軍奮鬥，遂使自己陷於不能自主之境。以個人力量對抗強大的社會力量，加之在具體處理訴訟的時候又過於自信，既沒有對地方情形做周密的考察，也沒有宣佈法律準則，更沒有建立專門的機構以做出公正的裁決，他的失敗是註定的
。
這樣看待海瑞，似乎缺乏歷史的同情，有點站著說話不嫌腰疼。但對我們來說，黃仁宇的這些觀點無疑打開了一扇大門——從人性的角度，從社會風氣的角度看待歷史。這一點對許多歷史學者產生了重要影響，比如易中天。易中天曾直言：《
易中天品三國》就是受了黃仁宇的影響，當時看了《萬曆十五年》後非常驚詫，“啊，原來歷史可以這樣寫”
。
就我個人的閱讀經驗而言，《萬曆十五年》實在是一本不可多得、發人深省的好書。它不僅講述將明末的那段歷史講得非常有趣，不僅刻畫了萬曆皇帝、張居正、海瑞、申時行、戚繼光、李贄等人的歷史形象，更是給我們提供了一種看待歷史及歷史人物的新視角，並能夠真真切切地使我們從歷史中汲取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