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學時學歷史，每次學到農民起義的章節，最後基本都會有一段文字來講述此次起義的歷史意義，如果失敗了，一般還會捎帶著講講歷史侷限。說到歷史意義，一般會講諸如“根本上動搖了某某腐敗王朝的統治根基”、“加速了某某王朝統治的衰落和崩潰”、“促進了歷史的進步和發展”等等。
隨著年歲漸長，尤其在讀過很多史料，諸如講述太平天國運動那些令人髮指的暴行時，我對這種意義產生了懷疑。當自己的溫飽都沒有保障時，當然要想方設法捍衛自己生存的權利；當受到壓迫快被逼死時，當然要奮起反抗反對壓迫，這些都是沒有異議的。但問題是，如果反抗邪惡的手段還是邪惡，謀求生存的途徑是剝奪他人生存的權利，就像美國電影《現代啟示錄》裡描寫的，美軍上尉威拉德一行尋找已經失蹤而且已經陷入瘋狂、野蠻、血腥的科茨上校，結果最後威拉德也陷入了瘋狂、暴虐一樣，那麼，這種意義難道不應該澆點冷水降降溫嗎？平日老實巴交的農民，在被一種強大的力量裹捲進來，竟然一個個都變成了嗜血的惡魔，這種歷史觀難道不需要細細反思嗎？
在讀了法國社會心理學家古斯塔夫 勒龐的名著《烏合之眾》後，聯絡上以前讀過的瑞士心理學家榮格寫的《心理學與文學》，於是就有了上邊這些淺薄的思考，於是也就有了這篇文章。
勒龐的《烏合之眾》是研究群體心理的，他所指的群體，指的是“若干個體帶著一個目的聚整合群”，而且一旦成為群體，“就會產生某些不同於民族性格的新特徵”。群體是一個新的生命體，它有自己的性格、情緒、行為模式，例如衝動性、輕信性、情感單向極端化、排異、保守等等。
群體會抑制個人的理性反思能力，一旦進入群體，個體智商就會驟降，就像上世紀末大陸流行的氣功術，很多高官、明星狂熱地吹捧某些神功附體的氣功大師一樣。
群體還容易受暗示，容易受傳染，而且個體會因為成為群體的一員感到力量無窮，即使做出喪盡天良的惡事也會認為在為民除害，為光榮而戰。就像法國大革命時期攻佔巴士底獄，一個平時守法的廚師會在別人的慫恿下殘忍殺害無辜的監獄長而不會感到絲毫的畏懼。
群體容易情緒高漲、激情滿滿，而且會為了一個共同目標而不顧死活，在追求目標的過程中，頭頂上會氤氳著宗教情懷的光芒，豪情萬丈，無論是幹好事，還是行惡果，往往無往而不利。
……
寫到這，想起了德國。
德國，這個出過康德、歌德、席勒、黑格爾的國度，閃耀著智慧和理性榮光的德意志民族，被人詩意地描寫成“在德意志民族的性格里頭，好象有種大森林的氣質：深沉，內向，穩重和靜穆。”的德國，為什麼都是它發動了人類歷史上最血腥、最殘酷的兩次世界大戰？
那個留著一撮鬍鬚，在監獄裡寫出《我的奮鬥》，標榜殺盡猶太民族從而獲得本民族生存空間的希特勒，怎麼會有那麼大的本事，能用慷慨激昂、手舞足蹈的演講、唾沫橫飛的咆哮，就能控制全場聽眾，讓他們一起癲狂？
歌德曾經說過，德意志就個人而言十分理智，而整體卻經常迷路。那他為什麼會經常迷路？
可以從經濟上找原因，也可以從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迷思上找原因，是否也可以從群體心理上找原因？
早於希特勒幾十年的勒龐，在《烏合之眾》裡就指出，群體需要有上層的領導者，這個領導不見得多英明但卻深諳群體心理。此人天賦異稟、氣場強大，他會用斷言、套話和形象以及類似催眠的方式去招攬跟隨者。而斷言，則沒有任何根據，不帶任何邏輯，不帶任何理性。希特勒的演講，就是不在乎邏輯，不講究論證，卻帶著一套歇斯底里的心理鼓動程式。讓人吃驚的是，具有理性的聽眾竟會鬼使神差地被他感染，並趨附於他。沒有任何時候能比此時讓人感慨人類群體智慧的低下了。
勒龐在敘述群體心理的性格特徵、群體思想觀念的形成因素時，一直指出民族性是最大的誘因。而民族性，也可以說成魯迅所說的國民性，或者榮格所說的“集體無意識”。
說到這，就可以過渡到榮格《心理學與文學》中描述的“集體無意識”了。
現代人類認識到，潛意識（無意識）這種東西的確存在。榮格的老師弗洛伊德認為，表面的生活習俗覆蓋了潛意識，潛意識不能侵入到意識中去。藝術家為了挖掘個人的深潛意識，透過半夢半醒的方式進行寫作，穿透表層抵達深層，讓在下意識領域裡躲藏已久的自我來創造藝術。這種藝術也就是超我藝術。於是，產生了各種潛意識外化的藝術作品。
但是，個人潛意識裡邊夾雜著很多偶然性的因素，就像很多意識流小說會給讀者帶來閱讀上的障礙，因此，個人潛意識並沒有普遍的研究價值。
在這種前提下，榮格提出的“集體無意識”，可謂高明的多。他認為只有由種族的發展歷史沉澱成的深層心理才值得深入研究。
在榮格看來，集體無意識與個性心理相反，具備了某個範圍內所有地方、所有個體皆有的大致相似的精神價值和行為方式，是無意識的深層結構，它是先天的，而且普遍存在於該集體每個人的身上。由於榮格的立論依據的主要是考古學、人類學、神話學，因此，他的集體無意識學說又天然地溝通了文學和藝術。
榮格的這段話可謂意味深遠：
詩人是否意識到他的作品與他一起出生，生長和成熟，他是否以為他的作品是他透過構思從虛無烏有中創造出來的，這都無關緊要。他的看法改變不了這樣一個事實：他的作品超越了他，就像孩子超越了母親一樣。創作過程具有女性的特徵，富於創造性的作品來源於無意識深處，或者不如說來源於母性的王國。每當創造力佔據優勢，人的生命就受無意識的統治和影響而違背主觀願望，意識到的自我就被一股內心的潛流所席捲，成為正在發生的心理事件的束手無策的旁觀者。創作過程中的活動於是成為詩人的命運並決定其精神的發展。
不是歌德創作了《浮士德》，而是《浮士德》創造了歌德。
《浮士德》除了作為一種象徵，還能是什麼呢？我所謂象徵，不是一種寓言，其所指早已為人們所熟知，而是一種表現。它所代表的東西尚未認識清楚，然而卻根深蒂固地存在。
這裡有某種東西，它活在每一個德國人的靈魂中，而歌德則促成了它的誕生。我們除了把他們視為寫作了《浮士德》和《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的德國人外，還能把他們想成是什麼人呢?
這兩部作品都接觸到某種在德國人靈魂中激發出反響的東西，也就是一度被雅可布 布林克哈特稱為“原始意象”的人類導師和醫生的形象。人類文化開創以來，智者、救星和救世主的原型意象就埋藏和蟄伏在人們的無意識中，—旦時代發生動亂，人類社會陷入嚴重的謬誤，它就被重新喚醒。
榮格說的真好，“這裡有某種東西，它活在每一個德國人的靈魂中，而歌德則促成了它的誕生。”因此“不是歌德創作了《浮士德》，而是《浮士德》創造了歌德。”
榮格說的真妙，不是德國人寫不出《浮士德》和《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
我們不妨模仿榮格的口氣，也這樣說說——
不是美國人寫不出《老人與海》。因此，不是海明威創作了《老人與海》，而是《老人與海》創造了海明威。《老人與海》裡邊那個老人，每取得一點勝利都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但他從不被命運屈服，無論在怎麼艱苦卓絕的環境裡，他都憑著自己的勇氣、毅力、智慧進行了奮勇的抗爭。他是一個勝利的失敗者，也是一個失敗的英雄。這正是美國人的集體無意識。
同樣的道理，不是中國人寫不出《阿Q正傳》。因此，不是魯迅創作了《阿Q正傳》，而是《阿Q正傳》創造了魯迅。儘管我們不得不承認，《阿Q》寫的是讓人感覺不舒服的中國人的國民性。雖然刻畫的也是農民，但阿Q不是典型的農民形象，而是象徵著整個國民性。用假想的勝利來自我安慰的“精神勝利法”，也是我們中國人集體無意識的一部分。
中國人的集體無意識或者說人格結構中最積極的一面，是幾千年前古人提出的“君子”。其反面，就是“小人。”對這兩種人格做出最精彩詮釋的，還是孔子。“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君子成人之美，小人成人之惡。”“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慼慼。”用和小人的對比來定義君子，因此說到底，還是孔子機智。
結語：任何民族的民族性或者說集體無意識中都有善的成分，也有惡的成分。但我堅信善良是人的天性，也是民族的天性。如果非要抬槓，那麼我只好模仿法學中論述犯罪的名言：“不存在根本性的邪惡，因為所有的邪惡都是正義的缺失。”來說一句：“不存在根本性的惡，因為所有的惡都是善的缺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