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今天，2021年11月25日，是馬拉多納離開我們一週年的日子。這位起於微末，以驚人足球天賦邁入足壇，在綠茵場爭渡一生的球王已成為一個時代的符號。保馬今日特別推送亓同惠老師的文章《以崇高和絕對之名——懷念馬拉多納》來紀念這位足球傳奇。亓老師引入康德的“崇高”和黑格爾的“絕對”兩個概念重新闡釋了馬拉多納的意義。馬拉多納是一個“崇高”的喚起者，他以精湛的球技征服了對手的擁躉，使觀看者在觀賞比賽的過程中產生一種“消極的愉悅”，由想象力對它自身邊界進行限制和剝奪進而使人獲得一種擴充套件和強力，帶來力量和偉大。他也是帶領那不勒斯從弱旅到摘桂的領航者，以足球為中介，將那不勒斯的市民生活、公民政治和民族情感聯絡熔鑄，與第三世界人民休慼與共，不分彼此，完美而真實地實踐了黑格爾意義上的“絕對”。馬拉多納是天生的鬥士，他背後站立的是“崇高”和“絕對”。正因如此，也許他曾因毒品和醜聞“折戟沉沙”，但這個鬥士絕不虛偽。
本文轉載自“讀書雜誌”公眾號，感謝對保馬的大力支援！
以崇高和絕對之名
——懷念馬拉多納
文 |
亓同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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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凌晨的廣州，依然溼熱潮悶。因從日本回國，在酒店隔離已有些日子，百無聊賴，日夜無常，茫茫長夜正好讀書。幾乎在五分鐘內，手機微信不斷湧來，都是馬拉多納的圖片。直覺告訴我，大事不好。
果然，隨後的訊息鋪天蓋地，馬拉多納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午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去世，享年六十歲。不是，或不僅僅是球星、球王或是足球上帝等或真誠或虛譽的名號，此公對於二十世紀五十至七十年代出生的中國球迷而言，可能有著極為特殊的意義。至少對我來說，馬拉多納一九八六年率領阿根廷隊奪得世界盃的那副模樣，不會也不應該變，所向披靡，將永遠代表著勇氣、未來和夢想。多少中國少年，在一九八六年之後，穿著仿造的阿根廷國家隊藍白間條衫招搖過市，背後的名字全是馬拉多納，在實在提不起精神的時候，想想他，看看他，或可東山再起，或可捲土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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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1月26日阿根廷《號角報》頭版
馬拉多納去世後，各方做出了積極迴應，足球記者、評論專家和相知故交寫出了很多紀念文章，文章以回憶、讚揚、哀嘆和追思為主，顯示出老馬世界性的影響力。其中有位阿根廷學者（身居美國哈佛大學文學教授教席）馬里亞諾·希斯坎德（Mariano Siskind），此君以馬拉多納老友之名，在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四日的《哈佛公報》（The Harvard Gazette）上發表題為《為何馬拉多納重要》（Why Maradona Matters）的紀念文章。
其中提到，馬拉多納“是貝多芬，是在艾比路（Abbey Road）錄音棚錄製白色專輯（White Album）的四條披頭士漢子——約翰、保羅、喬治和林戈，是繪製《格爾尼卡》（Guernica）的畢加索；他是莎士比亞、塞萬提斯、喬伊斯，是博爾赫斯；是聯袂攜手的米爾斯·戴維斯（Miles Davis）和比爾·埃文斯（Bill Evans）；他還有點是安提戈涅（Antigone）”。在把馬拉多納與上述非凡人物相比擬之後，希斯坎德教授說了兩個其他人沒有提及的概念：一、馬拉多納為觀眾創造出一種顛覆個體主觀性的東西，創造出一種康德意義上的“崇高”；二、馬拉多納為觀眾創造出一種世俗化的神聖體驗，創造出一種黑格爾意義上的“絕對”。
循此思路和脈絡，以下以崇高和絕對的名義，懷念馬拉多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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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是距離中國最遠的國家，在南半球截然不同的風土滋養下，馬拉多納可能是其中口耳相傳對中國影響最為深遠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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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拉多納出生地菲奧裡託（Fiorito）
起於微末，少小貧苦，因稟賦絕世才具，初以足球養家餬口，進以足球名滿天下，繼以足球身敗名裂，終以足球封神列位，此種跌宕迷離和起承轉合，正是老馬的人生寫照。據傳老馬故去之前，反覆念想逝去多年的父母，而離世之際只有私人醫生陪伴，妻兒骨肉各自天涯，孤身一人上路，似乎也是他人生的寫照。誰又不是孤身一人上路—而馬拉多納，僅就其不太漫長的一生而言，此種孤身一人卻是抗爭和戰鬥的一生。我們可以從老馬言行的吉光片羽中，追憶體會，而那些已經廣為人知的名場面似乎也無需贅述，只在可能不為人知的細節處投落目光。
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九日正午時分，阿根廷和聯邦德國兩隊在墨西哥城阿茲臺克體育場開戰，這是第十三屆世界盃的決賽。兩球領先的阿根廷在下半場第八十二分鐘被頑強的德國人扳成平局，眼看著阿根廷要被逆轉，僅過了兩分鐘，馬拉多納在中圈輕描淡寫般送出制勝的直傳，布魯查加長驅直入將球打進，阿根廷和馬拉多納一戰功成。
賽後在更衣室裡，從義大利那不勒斯俱樂部追隨而來的理療師薩爾瓦託雷·卡爾曼多，激動地對馬拉多納說：“迭戈，你現在是世界冠軍了！你是世界冠軍！你知道這意味著什麼嗎？”馬拉多納說：“我不知道，我只知道現在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馬拉多納自傳》，譯林出版社二〇一八年版）但是，差不多三十年後，馬拉多納自己說，直到此時才意識到所謂幸福，就是能讓他人感到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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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拉多納自傳：我的世界盃》
左：英文版封面
右：吳寒譯，譯林出版社，2018年
一九九三年九月五日，一九九四年世界盃南美區預選賽阿根廷主場對陣哥倫比亞，阿根廷0：5慘敗，在布宜諾斯艾利斯河床紀念碑球場，悲情瀰漫，全場阿根廷人呼喊一個名字，一個與本場比賽似乎不相干的名字——馬拉多納。要知道，那時的老馬體重接近一百九十斤，早已淡出球場，一九九〇年獲得世界盃亞軍後正過著解甲歸田的日子——可他就在現場，觀眾也知道他在，呼喊他的名字是因為在阿根廷人看來，如果有誰是救世主，那隻能是馬拉多納。這個起於微末的足球英雄，似乎從沒有被弱勢者、卑賤者和受壓迫者忘記，毫不猶豫，老馬在隨後的一週瘋狂減重十一公斤，重回球場，阿根廷透過與澳大利亞的附加賽，一勝一平，搭上了去往美國世界盃的飛機。
復出後的馬拉多納，使得阿根廷脫胎換骨，而對於他自己來說，那是在幼年就已反覆感受過的一種美妙感覺：被信任並承擔責任，先戰鬥，再躲避。（《馬拉多納自傳》）在他和那支阿根廷隊奪得一九八六年世界盃冠軍後，強大的阿根廷隊人才輩出，但在世界盃的爭奪中或是功敗垂成或是早早出局，再與冠軍無緣。一九八六年世界盃馬拉多納以一人之力帶給阿根廷的幸福，一九九〇年世界盃近乎重演。截至今日，仍力道延綿，鼓舞人心。
還是一九九三年，在阿根廷與丹麥隊的一場比賽後，國際足聯主席阿維蘭熱和馬拉多納單獨會面，對老馬說：“親愛的迭戈，我們希望你能成為我們國際足聯這個大家庭的一員。”而馬拉多納回答：“很感謝邀請，但是我只能拒絕這個邀請，因為我已經有自己的家庭。”話不投機半句多，先戰鬥，再躲避。戰鬥和躲避的頭號敵人，用他的話說，正是以國際足聯主席阿維蘭熱、阿根廷足協主席格隆多納和歐足聯的布拉特為代表的官員，他們逍遙自在地看著球員玩命—為了讓歐洲觀眾在晚飯後觀看世界盃比賽，為了贊助費，把墨西哥世界盃和美國世界盃的比賽安排在烈日當頭的中午，高溫酷日，球員們以命相搏。特別是對後來躋身歐足聯主席的普拉蒂尼，馬拉多納更無好感：“但是也有人脫下了球衣，打起了領帶。這個人恰恰就是普拉蒂尼，沒錯，就是他，最惡劣的人。三十年前，這個法國人身上散發著濃濃的香水味，官腔十足。他到底是什麼樣的人呢？可以說他一直是個兩面派，一方面他和足聯的官員們喝香檳、吃魚子醬，把酒言歡；另一方面，他又提出身為球員我們應該舉起自己的旗幟，該罷工時就罷工。他就是這樣，兩面派。”（《馬拉多納自傳》）“喝香檳、吃魚子醬”，“散發著濃濃的香水味”，玩弄權柄或是投靠權貴，為了利益而騎牆搖擺，他們都是老馬一生之敵，最大之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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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卡青年隊主場 馬拉多納包廂燈徹夜長明
對抗所有這些不公不義，對於右臂紋著切·格瓦拉，左小腿紋著卡斯特羅的老馬來說，根本不需要學習和思考，挑戰權貴是他的天性。或由此，給卑微者帶來幸福，給強權握有者帶來煩惱，先戰鬥、再躲避，構成了崇高和絕對的先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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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拉多納的右臂紋著切·格瓦拉，左小腿紋著卡斯特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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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斯坎德教授曾把馬拉多納與幾位著名的足球運動員比較，在他看來，僅就觀賞性而言，貝利和梅西已是頂級水平，但是馬拉多納給出的是一種獨處一檔的美學品質。此種美學品質難以模仿，甚至難以置信，因為馬拉多納展示出的是動搖了觀眾主體性的某種東西，超越了單純的美。或者說，在觀賞馬拉多納的很多節點上，人們在迷失了自我的意義上竟得以自我昇華，昇華出崇高的感覺。
一九八一年四月十日，剛從阿根廷青年人隊轉會博卡青年隊的馬拉多納，首次對陣河床隊，兩隊百年的恩怨使得這場比賽意義非凡。一九〇一年成立的河床和一九〇五成立的博卡，都出身於貧寒的布宜諾斯艾利斯港區，一九三八年河床遷往北部富裕的努內斯區之後，港口的窮人認為河床背叛了他們。自此，身穿白紅色球衣的河床與身穿藍黃色球衣的博卡分道揚鑣，前者代表富人/資產階級/食利者，後者代表窮人/無產階級/苦勞者。形容兩隊的每次比賽，用精彩或慘烈顯然詞不達意，唯有“危險”一詞惟妙惟肖。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初遇河床的馬拉多納，帶著布宜諾斯艾利斯港區窮人的厚望，暢快淋漓地率隊三球獲勝，其中第三粒進球是毀滅性的，過掉門將，過掉最後一名橫在球門線上的後衛，推球入空門。比賽一結束，全場河床球迷為馬拉多納起立鼓掌，絕無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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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敗河床
無獨有偶。一九八二至一九八三賽季西班牙聯賽盃，當時最高身價加盟巴塞羅那的馬拉多納，與皇家馬德里在伯納烏球場相遇，兩隊血戰百年，每一次鏖戰都堪稱西班牙國家德比，可稱舉世關注。是役馬拉多納半場得球，長途奔襲，過掉皇馬門將面對空門，回防的後衛何塞試圖孤注一擲地鏟向已在球門線的馬拉多納，老馬拉球急停，過掉何塞，在皇馬球迷驚歎的狂潮中，推球入網。片刻間狂潮再起，看臺上的皇馬球迷掏出白手絹，揮舞著起立向老馬致敬，漫天揮舞的白手絹是兩個意思：皇馬太爛了，馬拉多納太強了。破天荒的一次，一個巴薩球員征服了伯納烏。
馬拉多納徵服了對手的擁躉。此時此刻，可以用康德的話語形容這些河床和皇馬球迷了，他們獲得了一種“消極的愉悅”，一種與正常的愉悅不同的感覺，一種難以自拔卻不得不推崇的崇高感—觀看馬拉多納的比賽，完全超出了遊戲的體驗。
如康德所說：“（正常的愉悅）直接帶有一種促進生命的情感，而可以和魅力及某種遊戲性的想象力結合起來；但是（消極的愉悅）卻是一種僅僅間接產生的愉快，因而它是透過對生命力的瞬間阻礙及緊隨而來的生命力的更為強烈的湧流之感而生的，所以它作為激動並不顯得像是遊戲，而是想象力的工作中的嚴肅態度。”因此，在彼時彼刻，河床和皇馬球迷“於內心不只是被物件所吸引，而且也交替地一再被物件所拒斥，對崇高的愉悅就與其包含積極的愉快，毋寧說包含著驚歎或敬重，就是說，它應該稱之為消極的愉快”（康德：《判斷力批判》）。對河床和皇馬球迷而言，此種崇高，甚至帶有些許偷窺般的不道德感，就像馬拉多納的隊友巴爾達諾所說：“迭戈，你踢球的時候就像是跟足球在做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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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服伯納烏
或許還不止於此。順著康德的思路，那些在自然界裡我們習慣於稱之為崇高的東西，其實根本沒有什麼規矩和規律，也幾乎不受什麼客觀原則的框範，它們以極其自然的形式相當主觀甚至武斷地表現自我，它們時常處於康德所謂的“混亂”之中。但是，在這混亂中，“在它的極端狂暴、極無規則的無序和蠻荒中”，崇高油然而起，帶來力量和偉大。
在觀看馬拉多納比賽的時候，如果真的身不由己地感受到崇高，那麼此種崇高卻正好契合康德的預設：（崇高）是既威懾著感性同時又具有吸引力的東西，是透過自己對感官激烈地抵抗而直接令人喜歡的東西。這是多麼矛盾，矛盾中顯露出康德看重的“反思性”，人們觀賞馬拉多納是帶著超越了感官和邏輯之後的反思性想法，這個想法在馬拉多納精彩的表現中得到確認，此種反思從物件性的球員個體上升為某種無限性——他們自己甚至也躋身其中，他們心滿意足地感受到了某種康德的“合目的性”，超然事外卻又感同身受。馬拉多納的表現成為一個自我反思的外在依據，而崇高留在你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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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塞羅那時期
馬拉多納給出了廣闊的想象空間。但就康德所定義的崇高而言，想象力有其極限，而當觀眾努力擴充套件這一極限時最終會跌回自身，並因為無力擴充套件而心安理得地進入一種“動人的愉悅狀態”。馬拉多納實際上成為一個喚起者——喚起崇高。他喚起的崇高是一種消極的愉悅，是一種由想象力自身對它自身邊界的限制和剝奪——但也正因此，想象力和人獲得了一種擴張和強力，它比失去的東西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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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為文學教授，但查閱其研究領域（赫然包含有馬克思主義），希斯坎德想到黑格爾並不奇怪，現代知識體系中的建構者為數不多，黑格爾位居前列。但是，透過馬拉多納在足球上的所作所為想到黑格爾，想到黑格爾複雜而眾說紛紜的“絕對”，較之康德的“崇高”，提升了不少難度。那是一種什麼感覺呢？我想到了幾個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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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1月26日巴西《巴西利亞郵報》頭版
用漫畫畫出了馬拉多納的“上帝之手”
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二日，還是正午時分，阿根廷和英格蘭展開事關生死的八進四之戰。賽前的鋪墊充足而濃烈，一九八二年的英阿馬島之戰的記憶在，對於戰敗的阿根廷而言不僅沒有淡化反而更加強烈，想到復仇，是如此自然而然。因此，馬拉多納在其自傳中寫道：“在一九八六年的世界盃賽場上，我腦海裡想的並非我們正在為了迎接戰爭勝利而戰，而是為了那些戰死沙場的阿根廷士兵而戰，為了讓這些軍人的家人得到安慰，我們也必須把英格蘭從世界版圖上抹去，當然，只是足球世界的版圖。在那一刻，把英格蘭排除在世界盃門外就等同於讓英國投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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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行至下半時，馬拉多納前場搶點高高躍起舉起前臂，將皮球送進了英格蘭的球門。裁判對此沒有任何表示，預設進球有效。後來接受採訪，他說：「一半是上帝的手，另一半是我的頭。」
那場比賽的過程和結果世人皆知，它告訴世界什麼是“一半是魔鬼，一半是天使”：馬拉多納在下半場第六分鐘先是用手打入一球，稍後，他匹馬單槍，奉獻出迄今為止世界盃史上的最佳入球，“上帝之手”和“世紀進球”只間隔了四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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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帝之手”四分鐘後，馬拉多納又創造了連過五人的“世紀進球”。
但與“絕對”相關的，卻不是這兩個進球，不是馬拉多納的阿根廷如願以償的“復仇”，而是賽後的一些事情。馬拉多納回憶，賽後在回到更衣室的途中，一個英格蘭隊員（史蒂夫·霍奇）問他是否能跟其交換球衣，老馬說可以，然後他們就交換了球衣。之後英格蘭隊的其他一些隊員也來到阿根廷隊員的更衣室，彼此交換了球衣。這些回憶，完全超出了人們對兩隊視同仇敵的預判，非常正常地、像普通球員一樣地完成比賽的所有環節，而此後很多年，參與比賽的所有英格蘭隊員沒有一個詆譭過馬拉多納。
由此聯想到法國和德國多年的恩怨情仇，當拿破崙策馬柏林街頭的時候，一個歐洲頑固封建勢力的摧毀者，一個黑格爾親眼所見的活生生的“馬背上的世界精神”，竟然受到德國人的歡迎。法軍就像阿根廷隊，馬拉多納則是拿破崙，從足球的競技層面說，身經百戰的英格蘭球員在馬拉多納那裡似乎觸控到了“歷史終結”的意義，前無古人後無來者，這就是絕對？
這種感覺，也被一九八四至一九九一年間的義大利北方足球豪強們頻繁體會。一九八四年七月五日，二十四歲的馬拉多納加盟義大利南部小球隊那不勒斯，八萬球迷彙集在當地的聖保羅球場，恭迎駕臨。要知道，那時那不勒斯隊，一個義大利南方產煤城市的球隊，在義大利足壇幾乎是“屈辱”地活著：他們每到富裕的北方城市比賽，每當遇到諸如尤文圖斯這樣的傳統豪門，對方的球迷都會打出侮辱性的標語，並從看臺上扔下肥皂——骯髒的、挖煤的、土鱉的那不勒斯人，先用肥皂洗洗乾淨吧。當馬拉多納帶領那不勒斯一個接一個地擊潰北方諸強，並在一九八六至一九八七和一九八九至一九九〇賽季兩奪義大利甲級聯賽冠軍（這是這支球隊唯一的兩次意甲冠軍）之後，馬拉多納在那不勒斯城成為信仰，成為凝結所有共識的代言者。透過工作—技藝，馬拉多納把那不勒斯的市民生活、公民政治和民族情感聯絡了起來，他極為罕見地成為某種精神或信仰的代表者，成為道成肉身在世間的孤證。
更為可貴的是，馬拉多納以其絕倫無比的足球技能，在那不勒斯建成了一個黑格爾念茲在茲的主客不再兩分的世界，它以足球為中介，所有人物我兩忘，投入其中，不分彼此。以至於一九九〇年世界盃半決賽，當意大利足協把比賽地設在那不勒斯聖保羅球場時，當對陣的雙方是馬拉多納的阿根廷和義大利隊時，那不勒斯球迷不知道該支援誰——那個帶來榮耀的王者此時成為義大利之敵，但那不勒斯人心有感懷的，卻正是這以一己之力造就那不勒斯希望的老馬。此刻，馬拉多納與那不勒斯人民，似乎完美而真實地實踐了黑格爾的絕對，我是我們，我是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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駕臨那不勒斯聖保羅球場
回到黑格爾，現代社會是一個“所有的原子個體一律平等，都像每個個體一樣，各算是一個個人”（黑格爾：《精神現象學》）的時代，是一個個體擺脫了家庭的中介和羈絆而直接現實化，也是一個返回空虛命運的必然性而重又做回自我意識之我的時代。在黑格爾看來，這個時代是一個後倫理時代標榜普遍性和整體性的贗品，不再有欣悅的戰慄混合著驚懼的肅穆，人們不再在休慼與共中不分你我。而所謂絕對，是一般性/普遍性對特殊性/個體性的征服，是人類身為倫理性整體對各種理性的卻散亂瑣碎知識的重建，是為獲得承認而不惜死戰而終局於自由的期許，都指向那個整體的倫理性家園。以足球為中介，馬拉多納在經歷了家庭、球隊、國家、受苦的第三世界人民、所有受壓迫者多重維度遞進後，對絕對的演繹，淋漓盡致。
如果確如博爾赫斯所說，“神的背後是另一個神”，那麼“足球之神”馬拉多納背後站立的，是崇高和絕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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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馬拉多納以創紀錄的轉會費來到意甲那不勒斯俱樂部，並率領球隊分別在1987、1990年兩奪意甲冠軍。為紀念馬拉多納對於俱樂部的突出貢獻，那不勒斯宣佈封存阿根廷人所穿的10號球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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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拉多納曾說，他跟切·格瓦拉一樣，都是玻利瓦爾的後繼者。做過拿破崙侍衛的玻利瓦爾，當年是否追隨主公前往柏林？在臨街樓上觀望拿破崙騎馬進城的黑格爾，是否看到了玻利瓦爾？此後，玻利瓦爾孤身重返美洲，試圖把拿破崙在歐洲的解放事業重現，這是歷史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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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拉多納是那不勒斯的上帝
抗爭，並因此尋求解放，馬拉多納是個天生的鬥士。著名導演阿斯弗·卡帕迪爾在其拍攝的紀錄片《迭戈·馬拉多納》中讚譽馬拉多納是一個“國際共產戰士”：“這個胖乎乎的男人在足球場上掀起了類似墨西哥大起義那樣的風暴，因為他是足球天才……他曾因個人習性問題離過幾次婚，可他也會突然接受宗教的洗禮……他也許是個天生的鬥士，說不定馬拉多納會鑽入密林中手持武器與敵人搏鬥。”當然，這個鬥士一身的毛病，甚至劣跡斑斑，吸毒、私生子、和黑手黨稱兄道弟，等等等等。然而，這個鬥士絕不虛偽，二〇〇一年十一月十四日當老馬在糖果盒球場正式退役時，他說：“我錯了，也付出了代價，但足球本身完美無瑕。”
魂歸故里，馬拉多納可獨自一人清靜地聆聽潘帕斯草原上的風起雨落了，自在自由。獨自上路，如馬爾克斯在《百年孤獨》中所說：“生命中曾經有過的所有燦爛，原來終究，都需要用寂寞來償還。”此前的燦爛都要歸於平淡和寂寞。馬拉多納或許可以同樣援引馬爾克斯的話，遙相呼應：“如果上帝賞我一段生命，我會簡單裝束，伏在陽光下，袒露的不僅是身體，還有我的靈魂。”（馬爾克斯：《告別信》）有靈魂的生命，如果呈現出了崇高和絕對，那就是自在自由。
再見，馬拉多納。
馬拉多納（宋曉軍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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