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夏史研究眾說紛紜，不少人質疑夏代在歷史上的存在，這當然是不對的。但是，我們的研究者未能給持懷疑態度的人們以滿意的回答，未能從根本上解除大家的疑慮，這也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一些人自己的研究沒有到位，包括對文獻所載夏的地域在何處，都未能弄清楚，就急急忙忙地拿著錯誤的歷史資訊與某種考古學文化相比對，這樣給出的夏文化或夏代歷史，怎麼能讓人相信呢？
當今的歷史研究，要求歷史學與考古學二者緊密結合。既要充分藉助文獻記載的歷史資訊將考古材料有機地轉化為史料，同時也要充分藉助考古資料，補充、印證或是修訂文獻所載的某些歷史資訊。這就要求我們對文獻與考古資料都要進行充分、認真、仔細的研究，不能出於自己的某種偏見，不管文獻學與考古學本身的規則，隨意找出一兩條文獻與某些考古材料“對號入座”。如果對於文獻或者考古資料的理解出了問題，那是無論怎麼結合也得不出正確結論的。
關於夏的地域，王國維早就有過專門論述。他在所著《殷周制度論》中明確指出：“夏自太康以後以迄後桀，其都邑及他地名之見於經典者，率在東土，與商人錯處河濟間蓋數百歲。”他所說夏的都邑及“他地名”，前者可理解為夏的政治版圖，後者可視為夏的諸侯國所在地域。這兩者都在“東土”，具體地說在古河濟之間，也就是今河南東部及山東西部一帶。王氏說他這些結論均來自於經典，主要是《左傳》《國語》和古本《竹書紀年》，尤其是《竹書紀年》。他在這之前曾對古本、今本《竹書紀年》做過大量研究工作，他的這些說法應是有堅實的文獻基礎。之後，楊向奎又曾作《夏民族起於東方考》，進一步申明，中夏以前，夏之政治中心在今山東，其勢力及於河北、河南。與王氏稍微不同的是，他主張夏晚期的勢力已移居到河東及伊洛，不過“東方仍有孑遺”。顧頡剛對夏地域也有不少論述，其與弟子史念海合著的《中國疆域沿革史》也主張，夏代中期以前，夏王朝的政治中心在今山東省，勢力範圍則涉及河北、河南，至夏代晚期才西移到伊洛河流域。凡此，可見前輩學者對於夏所在地域的認識基本是一致的，即認為夏的大部分時間是在今河南東部及山東西部一帶，至其晚期，則有可能將勢力西移至今河南西部的伊洛一帶，但東方仍保有其部分原有勢力。
然而，我們今天一些主流學者對夏所處地域的看法，卻與上述史學界推崇的老先生的意見全然相左！毋庸諱言，我這裡說的“今天一些主流學者”，主要是指考古界的一些學者，他們一直以為夏的地域一開始就在豫西晉南，從而把這一地區同時代的考古文化（王灣三期文化、二里頭文化）視作夏文化，以至於歷史學者在東方論夏史，考古工作者在西方挖夏文化，這是我們極不願看到的事情。
難道是老先生們的意見錯了麼？不是。是我們今天的學者出了問題，出在對文獻的史料價值沒有一個判斷標準和沒有對文獻認真鑽研上。
即以夏都邑所在問題而言，文獻記載夏的第一個都邑是禹都陽城，而最早記載陽城地望的是《世本》。其專記古帝王都邑的《居篇》說：“禹都陽城，在大梁之南。”大梁是戰國時魏惠王的都邑，在今河南開封南；《世本》為先秦時期的著作，這些都沒有任何問題。可是我們的一些主流學者卻偏要相信三國時期韋昭為《國語》所作的一個注，說禹都陽城在漢代的嵩高山下，即今河南登封境內。到底我們應該相信先秦時期的文獻，還是魏晉時人的說法？應當是不難判斷的一個問題，何況韋昭的這個註解本身也存在著不少錯誤。篇幅所限，不再詳加辨析。
接下來談所謂啟都。文獻其實並沒有啟都的記載，可是一些學者卻硬說文獻記錄了啟都，並稱啟都在陽翟，即今河南禹縣。根據是這裡有一個傳說中的鈞臺，可以與《左傳》“夏啟有鈞臺之享”相印證。然而，這些學者引以證明陽翟有鈞臺的所有文獻，要麼是偽書（今本《竹書紀年》），要麼就是晚出之書，其早不過兩晉時期。不知為何先秦、秦漢古籍一句都沒有提到鈞臺在陽翟這樣的話，甚至《漢書·地理志》中也沒有類似的記載，有的卻只是啟活動在今河南東部濮陽到原陽一帶的記錄。這樣一種對待文獻的態度，怕也是難以取信於人吧！
再接下來是太康所都斟尋的問題。《竹書紀年》稱“太康居斟尋，羿亦居之，桀又居之”，斟尋關係到夏早晚兩代君主的居邑。然而斟尋的地望，早期文獻並沒有特別說明。《漢書·地理志》班固自注說它在今山東濰坊附近，又因距中原太遠而難以取信於人。一些學者於是抓住這一點，硬說斟尋在今河南洛陽附近的鞏縣，根據是這附近有地名鄩中，還有鄩水、鄩谷、鄩城之類。殊不知這些以鄩為名的地名，皆因春秋時期周大夫鄩肸在此居住，與夏代斟尋沒有任何關係。其實文獻中自有關於斟尋的線索。按《左傳》哀公元年稱：“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尋，滅夏後相。後緡方娠，逃出自竇，歸於有仍。”稍加考證，便可查出斟尋在斟灌（今河南範縣）與有仍（今山東曹縣）之間，只是這些學者懶得去探尋或故意忽略它罷了，因為這與他們的設計不合。這難道也是對待文獻的正確態度？
其他幾個夏的都邑，如相所居帝丘、帝杼所居老丘、帝孔甲所居西河，均在豫東濮陽至開封一帶，這連堅持夏在豫西、晉南的學者也不否認。結合上述幾個夏都的考證，可見夏的都邑幾乎全在豫東魯西，也就是當時的古河濟之間，王國維的說法是完全正確的。
至於夏的諸侯，包括夏的同姓與異姓的居處，也就是王氏所說的“他地名”，也都在東方的豫東魯西一帶，與夏都如插花般地錯雜在一起。對此，我曾按照王氏所示，對它們一一加以考證，以見王說之不誣。篇幅所限，也不在此展開。
當然，現今學者的這些觀點很大程度上繼承了前輩學者徐旭生、鄒衡等人的說法。我對徐旭生、鄒衡等先生的學問自是十分欽佩，但在夏文化地域這個問題上，卻不敢苟同他們的某些說法。例如稱《逸周書·度邑》所謂“有夏之居”為夏后氏之居處，這就很成問題。這裡的“有夏之居”當為“有周之居”，乃周人在斟酌自己所選東都位置的一句話語。我曾為之專門寫過一篇短文討論此事。楊寬所著《西周史》論周都洛邑時，也是這個看法。他還引用了屈萬里的說法，也與此相類似。可見，此說並非我一人之私見。
還有一句來自《國語·周語》的“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論者亦以之作為夏在伊洛一帶的證據。按稱“河竭”“伊洛竭”云云，本身就值得懷疑。即令承認夏有“伊洛竭”之事，按照文意，也只能認為夏晚期勢力在伊洛一帶，並不能證明夏早期、中期在伊洛一帶。前面也已談到，夏在晚期已經將其勢力西擴至伊洛一帶，或許二里頭遺址便是夏西移所建立的都邑。但是夏的早期、中期是否在豫西，則沒有任何文獻可資證明。
總之，筆者認為，有關夏的地域是當前夏史或夏文化研究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如果對此問題無一個正確的認識，我們怕是永遠無法說清夏在歷史上的存在這個問題的。
作者簡介
姓名：沈長雲 工作單位：河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文章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原標題：《關鍵是要弄清楚夏的地域問題》
2019年05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