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過連續三篇文章（詳見相關文章），我們詳細介紹了元惠宗（元順帝）統治時期的問題，總體上他一輩子都在宗室、權臣、後宮、太子、太監的裹挾與監視中，有權的時間比較短。但是，1340年到1350年，這十年應該是他真正作為皇帝的十年。在脫脫地協助下，元惠宗開始了“至正更化”（至正新政、脫脫更化）。
至正新政不能沒有元順帝的功勞
至正新政的根本就是“附會漢法”的繼續，對儒家化繼續推行。例如恢復被權臣伯顏廢棄的科舉制，設立國子監和宣文閣、恢復太廟祭祀制度、對太子加強儒家化教育、破除對原南宋轄區的百姓的歧視；編撰遼宋金史書；允許民間養馬；減稅；平反冤獄、整頓吏治等。
對於元史有些許瞭解的人知道“至正新政”，但許多專家和愛好者往往認為那是脫脫的功勞。問題不能如此看，正如“商鞅變法”“王安石變法”等諸多變法一樣，如果沒有秦孝公、宋神宗的支援怎麼可能有這樣的變法、那樣的變法？秦孝公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人，在中國歷史上唯一獲得巨大成功的變法就是“商鞅變法”，而商鞅沒有秦孝公的支援根本不可能實行變法。
同理，王安石變法的失敗，也是因為宋神宗的問題。
無論什麼變法，只要是規模比較大的、時間比較長的改革，其實質就是最高統治者和變法的執行者之間在看待一些問題時有著高度的一致。無論是至正新政還是脫脫更化或是比較折中的至正更化，元惠宗和脫脫在“附會漢法”問題上是高度一致的。從元世祖忽必烈開始，這一政策就在皇權層面延續著，而且就皇帝本身來說延續是主流。
元順帝繼位前、繼位時，天下已經出現異動，作為一名支援“儒家化”的皇帝，元惠宗、脫脫等人也認識到了必須搞好“民生”問題。在當時，因為紙幣政策失敗，元朝的通貨膨脹問題非常嚴重。上文“元順帝一生何以悲慘？諸王、權臣、後宮、太子、奸臣全齊”已經談了糧價問題。
除了糧價以外，鹽作為元明清時期重要的稅源之一，也有著大量貶值的經歷。例如至元十三年九貫買一引，到了至正十二年竟然漲到了一萬零八貫一引的地步。
糧食價格、鹽價都屬於必需品之一，他們都有著嚴重的通貨膨脹，那麼，其他相關產品也是如此。這就造成流民問題必然出現，農民起義也就在所難免了。
伯顏（影視劇）
元順帝出生前後的農民起義
1294年，湖廣、遼陽地區頻發反抗，由此掀開了元朝的亂世序幕。
1295年，山東、江西等地爆發起義。平陰縣女子劉金蓮、贛州劉貴、江南地區也先後爆發。
1296年，贛州劉六十起義，乃是中期較大的農民起義。這些起義規模相對較小，在元朝強大的軍事打擊下很快就被鎮壓下去。對元順帝和元朝來說，最為致命的是黃河水災問題及其引生出的紅巾軍大起義。
黃河中下游地區因為河沙衝擊導致地上河問題，其實，元朝的各級官員也不是擺設。早在1310年，河北河南道廉訪司就對黃河可能發生水災的必然性也提出警告，元廷也進行修修補補，但收效甚微。脫脫執政以後，開始加大對黃河問題的關注。然而，因為治水失敗，黃河在1344年爆發大規模洪水。
因此，元朝的經濟命脈京和大運河被擠斷。造成大量的糧食、日常用品絲綢、奢侈品等無法北上，特別是每年歲米五百萬石。除此以外還有生活必需品鹽場被淹沒，元朝的財政收入大幅度降低，通貨膨脹更加嚴重。這些問題，再加上貪腐遍地、軍費擴張、佛事享樂、大規模賞賜、冗官冗員問題更是問題嚴重。
吏治不修一切白搭
元末紅巾軍大起義許多人都認為是賈魯治黃導致，賈魯的治河政策從當時的治河手段、思想上看是可圈可點的。這正如京杭大運河一樣，在修的過程中沒有處理好，但修的結果是正確的。
這就告訴我們一個道理：執行過程非常重要，對歷史、對政策、對解決問題僅看“結果”的觀點是有問題的。但你不去關注執行的時候，告訴別人怎麼做後就去睡覺了，等你醒來後就會發現：目標很明確，過程卻造成目標尚未達到，就已經歪到八千里外。
黃河水災的爆發不是賈魯治黃造成，而是治的過程吏治問題的負面性發揮到極致。“人群聚集”本身就容易出事兒，你再不好好管理、強硬管理，不出問題才怪。劉邦因為如此起義、隋末農民大起義也是如此。
同時“至正新政”的失敗也是導致紅巾軍大起義（1351—1363年）爆發的重要原因。
“至正新政”的失敗也是最大功臣脫脫之死造成的。1355年，“脫脫更化”的執行人被臨陣換將、罷職流放。1356年，脫脫被冤殺。脫脫的死，也讓一些對元朝還有一絲忠心的漢臣，逐漸走向反元道路。
這一切既有元朝固有的文化思想沒有統一而造成內鬥、內亂，又有吏治不修的原因。
還是那句話：吏治不修一切白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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