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多祿歷史影響再評價
1864年1月16日，是成多祿誕辰日。這位一百五十多年前誕辰的鄉賢，他曾經的生命與影響，已是他生於斯終於斯的故鄉吉林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吉林成多祿”——他因吉林而生，吉林因他而名，在他生前，他與吉林就已是不可分割的共生關係。他留下的文化與精神遺產，越來越成為這塊土地上的寶貴財富。
滾滾北流松花江，浪滔盡千古風流，僅數清代人物，以佐命勳臣、武功戰績名世者，吉林幾奪其半；而以文名響譽中原者，不僅數千年來寥寥，有清以來亦無幾人——成多祿為其一。他被後世定論為與王庭筠（金代）、汴永譽（清早期）、鐵保（清中期）為東北有史以來四大書家，實則也是清末以來東北第一書家；而“關東詩豪，孰如君賢”（馬忠駿語）、“詩名被海內外，信可追古人而傳諸後世者”（張朝墉語）、其“高風亮節，不幾與淵明、昭諫（唐朝詩人羅隱）諸詩人並傳千古”（王樹枬語）等的評價，則是當時諸文化名流的蓋棺定論。他是吉林的驕傲，也是整個大東北的驕傲。
詩與書，是中國文化最偉大的成就，能詩善書是成就千古文人最重要的兩翼，缺一不可。歷數千古文人，詩有名而書無聞者有之，書有名而不能詩（或文）者無之。詩書俱能者，被稱“雙絕”。古往今來，詩書雙絕者，在中原可謂星漢燦爛，與之相比，東北可謂星光黯淡，成多祿無論過去還是今天，仍是吉林最亮的星辰。
成多祿的父親母親
成多祿自訂《澹堪年譜稿》，按編年體，記錄了自己一至五十歲的大事記與心路歷程。無疑，這是他留下的寶貴遺產，也是瞭解他最重要的歷史資料。
在《譜稿》中，他出生的年份也即一歲時，他這樣記道：“大清同治二年癸亥，一歲。是年十二月初日（公曆為1864年1月16日）亥時，餘生于吉林城北其塔木屯宅中屋之東偏。其時，先祖妣已近八旬，先君（父親）及先妣（母親）均四十餘，得之甚喜……先君命名曰祿。”
他出生之地其塔木屯，為今其塔木鎮成家村，現隸屬九臺市，在清代隸屬清廷內務府設於烏拉街的“打牲烏拉總管衙門”，他出生之宅，即今成家村得名的“成家瓦房”。
吉林成氏源出中原姬姓，尊周武王之弟、周文王第五子叔武為得姓始祖，“成氏正宗”。吉林成氏始遷祖鳳鳴公，世居山西省洪洞縣，因做官帶家眷遷河南省確山縣。清初，先祖調歸京師，家眷隨之遷往。康熙朝，有八旗實邊之舉，隸新漢軍正黃旗。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先祖鳳鳴撥遷打牲烏拉，帶家眷初居烏拉查裡巴屯，後調其塔木今成家村所在，開荒斬草，落戶紮根，以農為業，生息繁衍，“國家當承平之日，吾成姓之居此山者，凡數十百戶，無一他氏族雜廁其間……”成多祿出生時，其塔木成氏已是一個繁盛的大家族。
吉林作為滿族的故鄉，有清以來，即實行嚴格的“重武輕文”政策。“吉林為關外勁武之區。高皇帝發祥長白，由一隅而有天下，其時佐命勳臣，吉林幾奪其半”，“以武功戰績膺侯、封擁疆寄者，亦復踵接翩聯、棨戟相望……”（成多祿語）但是之於文教，備受抑制，直到同治七年（1868年），成多祿五歲時，才始設文考棚。
在有清一代視為龍興之地的滿族故鄉，吉林成氏屬漢軍旗。雖也是旗人，與滿族旗人仍存有等級差異，特別與滿族名門望族之間，更存在著不可逾越的門第的鴻溝。成多祿的高祖父和曾祖父都是未曾入仕的讀書人，從祖父薩秉阿開始仕於鄉，授七品冠帶，至父親榮泰，始有機會在打牲烏拉衙門任職。
清朝晚期，文教儘管仍不為官方提倡，但漢文化的書香，在這一向尚武的滿族故地，不可抗拒地瀰漫、風行。漸漸地，“書香門第”受到至高無上的尊崇，甚至消弭了與豪門望族間的門第界線。父親榮泰，12歲時就以好學名傳百里之外，渴望科舉取仕，但苦無機會，遵旗制學習滿文，在打牲烏拉衙門成為一名“筆政”（筆貼式，最低品級的文官）。榮泰，前後娶兩位夫人，都是滿族瓜爾佳氏（漢姓關）。元配瓜爾佳氏夫人，為呼倫貝爾副都統依某之女，生一子未存，續娶的瓜爾佳氏，即成多祿生母，是烏拉乃至吉林諸關姓中最顯赫的瓜爾佳氏。這個家族從清王朝一位聲名赫赫的勳臣武將額勒登保起（被嘉慶皇帝封為一等侯、三等公）共五輩封侯，被稱“侯關”以區別其他關姓。成多祿的母親為三輩侯次女，四輩侯榮全的胞妹。
父親榮泰為人剛正不阿，不肯同流合汙。同治年間奉詔參與採捕東珠之役，“適有遺珠，競取之，府君（父親）獨漠然，不與校”。有雙城經年不決之獄案，長官為難，榮泰請行前往，親自審訊，“手批口辨，判決如流，遂得平反”。長官因此知道他傑出的才能，不以為重，“而嫉之愈甚”，借榮泰因母親生病回家未及請假而將他罷職，去官時成多祿尚未出生。成多祿出生不久，榮全任伊犁將軍、烏里雅蘇臺參贊大臣，清王朝西北邊疆的封疆大吏。成多祿兒時就顯露出的聰慧天資，也深得這位伯舅的喜愛。成多祿出生時，父親榮泰已四十三歲，小父親五歲的母親瓜爾佳氏也已年近四十了。他們只有一兒一女，除了長自己五歲的姐姐，他是他們已過中年才得到的獨子。他不僅是榮泰及成氏家族的期望，也是母親瓜爾佳氏及其滿族世家的共同期望。
在闔族親睦的其塔木成家瓦房，成多祿在百般寶愛與呵護中長到五歲，還是一個不諳世事的孩童，父親榮泰已開始實施寄託家族幾代理想的教育計劃了。“初學識字，先君（父親）摺紙為範，方寸許，自書而自課之，日廿餘字”。從六歲開始，父親親手抄《論語》，每日一章，且講且讀。至十二月，“四子書均能成誦”，而他最喜歡的是父親教他誦唐詩，八歲時就顯現出非凡的吟詩天賦。
一次榮泰的朋友楊簡齋先生來訪，以“秋郊”為題試他的能力。他即刻吟出“滿地高粱紅，四山榆葉風”，立即贏得這位同治七年進士的高度讚揚，並向榮泰預言，“此子將來必能詩，好好為之”。這一年榮泰也在妻兄、時為伊犁將軍榮全的奏請下得以復官。榮泰有公務在身，但對兒子的教育絲毫也未松馳。除了讓兒子在家墪中就讀，同時“拓榆廬為館”，著意物色可以專門教授並陪伴兒子的業師。
從榮泰這首《送兒子入塾詩》，可以真切地感受到這位父親對兒子的用心：
弓治念平生，傳家重一經。
有師來自遠，勝我訓於庭。
訊息憐雛鳳，工夫問案螢。
何時有心得，歸述阿爺聽。
十六歲時，成多祿參加平生第一次考試——童子試。這次考試，父親為他取名“多祿”，字“竹山”。此一試，他即以“小秀才”之名享譽吉林城，直到二十四歲他赴京朝考因父親亡故而中斷，父親始終是支撐他的一片天和遮風擋雨的大廈……這位終老於六品驍騎校的父親，在九泉之下，終因兒子的政績，而被誥封“中憲大夫”（正四品）。
母親瓜爾佳氏的影響則是潛移默化的。母親“生平天懷淡定”，馭下仁慈，出生貴胄名門，丈夫被罷職去官成為布衣，她仍安之若素，在家對長盡禮盡孝；對待下人仁慈寬厚，對待窮親故舊，慷慨賙恤，完全出於至性。來家中吃住的姻親不斷，廚房就食的人常滿，她從不以煩言相加，以怒氣待之；在家內如此，待家外鄉鄰亦出於同樣至性。成多祿八歲時，被罷職多年的父親，因時任伊犁將軍榮全奏請復官入京引見，二月入京，十二月乃還。這一年又遇大災，遠近村民無糧可食，成家存米穀較多，母親讓家人用倉賑濟村民，村民們由衷地稱他們為“成善人家”……她亦因兒子，死後被誥封為“恭人。
成多祿生命最後的絕唱
1928年的農曆十月，病重的成多祿，于吉林松花江畔（西大街二十一號）的家中。彌留之際，看著日前隨著秋天飄零的黃葉一同到來的寄自哈爾濱的書信，迴應唱酬之念，仍飽滿地充溢胸中。自視到奄奄一息的生命光焰將熄時，他以僅有的力量，最後一次提筆，寫下平生最後一首詩（書）——《寄遁園》：
黃葉下紛紛，書來哈爾濱。
九秋相憶地，千里未歸人。
病起燈無焰，吟成筆有神。
獨留松柏意，奇氣總輪囷。
這是他寄與遠在哈爾濱的“遁園”主人馬忠駿的最後一份詩稿，是與黑龍江“遁園吟社”諸詩友的最後一次唱和，也是他留給這個世界的最後一件遺書。馬忠駿在其上題跋道：“澹翁短律甫至，而訃音隨之……”當時尚在遁園的詩友陳瀏看到此書，看到墨跡間奔騰的松柏般的浩然之氣，感到每一筆都“森森如劍戟”。他難以相信這會是一個人生命將息時的絕筆。
僅僅兩個月前，成多祿還在遁園以《和定山餞別之作兼呈遁園半園兩老人二首》與馬忠駿、陳瀏、張朝墉餞別。陳瀏，這位與成多祿同年出生、同為“乙酉拔貢”、喜歡以“同年”相稱的江蘇江浦人，用成多祿《寄遁園》同韻，像以往無數次唱和一樣，鄭重寫下成多祿已無法看到和迴應的和詩——《追和成澹翁同年》：
君真厭世紛，我尚滯松濱。
泉下添高士，尊前少故人。
哀音出詩句，老筆見精神。
相向傾肝膽，昏燈照鬱囷。
成多祿的絕筆與陳瀏的唱和均為馬忠駿收入《遁園雜俎》卷六。
“遁園”是馬忠駿辭官歸隱後於距哈爾濱八里的馬家屯置地所建的居所。這位遼寧海城人，1900年庚子俄亂時？，以卑微職位挺身而出擔當和談使節，據理力爭，與俄軍達成停戰協議，而名動關東。後歷經社會變遷、官場迭宕，在東省？特別區市政管理局局長任上辭官退隱，於園中營建園林、菜圃、亭臺，並建“生壙”。遁園初成，馬忠駿向成多祿求銘。時成多祿已是東北赫赫有名的第一書家，在京師及江南亦深有影響。不僅東北各地，在江南如杭州等城市名園和京師名所，所書碑刻、匾額至今仍有跡可尋。成多祿應馬忠駿所請，不僅親自為遁園及生壙書銘，還積極代馬忠駿向在京師的時賢耆老如林琴南（著名翻譯家）、柯劭忞（學界泰斗）等求書索文，並對馬忠駿所為一切，常常有感而發，直抒胸臆，寄之以詩。受他影響，除東北眾詩友“聞風興起，詩筒相屬於道”，成多祿在京原“晚晴簃詩社”的詩友也加入進來。張朝墉（北京漫社社長）不僅首先響應，“又從而張之”，發起《遁園生壙徵文啟》，備受矚目敬仰的文章鉅子王樹枬，“首寵以大篇，而海內耆彥紛紛以遁園為星宿海”，向遁園彙集……
時成多祿已寓居北京賢良寺，加入大總統徐世昌組建的“晚晴簃詩社”，參與《晚晴簃詩匯》選詩工作，並組建“九九社”。1920年六月，徐世昌起用宋小濂為中東鐵路督辦，成多祿任中東鐵路董事會董事，開始在北京與哈爾濱之間頻繁往來。這時昔日龍沙？舊友因時局變化與生活變遷，紛紛來到北京，1921年七月，他與張朝墉組建了“漫社”。在遁園與漫社之間，成多祿是兩社的主唱，還是哈爾濱與在京詩友間溝通的橋樑。就這樣，在國家混亂多變的背景下，中國海內眾多文人墨客、名賢詩人云集到遁園，在一向詩星寥落的哈爾濱乃至東三省的上空，形成空前絕後的星宿之海。
歷史地看，遁園可謂清末及民國時期，於國家危難之際和前所未有大變革之際，以“兼濟天下”之心，或為生計所迫，宦遊或流落於此的文人們的精神家園。其中多數人來自關內。在東北這文化開化最晚的荒僻之壤，他們不是以“流放者”，而是甘願出關而來的文人，種種歷史與時代原因，一時令哈爾濱“星漢燦爛”。遠離故土的文人墨客，於此吟詩、作畫，詩書唱和。唱和之作始由成多祿倡儀，匯而付梓成《遁園雜俎》。《遁園雜俎》今傳世文集兩卷、詩集十卷。
1925年的冬天，馬忠駿帶著收集到一起繕寫編競後的詩文，滿懷熱切的心情，從哈爾濱專程赴北京成多祿所居之“澹園”，即“十三古槐館”，請為之做序並刊刻。成多祿在《遁園雜俎》序中道：“……今國內亦多故矣。集中諸賢，類多有田而不得歸者，遁翁（馬忠駿）抑何其幸也……餘雖不文，固始終其役者也……”
《遁園雜俎》可謂民國時期乃至東三省有史以來前所未有之絕唱，是一部展現清末民國背景下的中國文人、知識分子心靈真相的秘史，是積澱數千餘年的中國傳統文人“齊家治國”、“兼濟天下”與“獨善其身”、“歸隱園林”情致最集中最豐富的呈現，是歷史轉折時期中華傳統堅守者集體精神的縮影，是留給這個世界寶貴的文化遺產……成多祿不僅是《遁園雜俎》積極的參與者推動者，他在生命已“病起燈無焰”時，仍以《寄遁園》，完成“始終其役”的承諾……）
1928年的冬天，成多祿的逝世如巨星隕落，哀悼的巨瀾如隨之到來的北國漫天的大雪。
在北京、瀋陽、哈爾濱各設專點接受唁文的同時，隆重的公祭儀式在吉林舉行。公祭儀式持續五十餘日，與成多祿、宋小濂共同成就“吉林三傑”之名的徐鼐霖主持祭禮，作《代漫社諸友祭成澹堪文》，又作《祭澹堪文》，哀悼兄弟般的知己；
陳瀏作長篇《誄文》“灑涕陳詞”，及輓詩長句八律，“……從今夜夜空江上，把酒臨風只哭君……”；
王樹枬作《像贊》呼道：“天地晦塞兮，風瀟雨悽。滔滔天下兮，君將安之。維道不施兮，維志不移……君既長往兮，吾誰與歸……”
馬忠駿《像贊》題道：“雜俎之刻，君開其先。續之再三，君絕筆焉。關東詩豪，孰如君賢……”
1928年十一月三十日（1929年1月10日），成多祿的靈柩從吉林啟行，從冰封的松花江上回歸其塔木成家瓦房祖塋。
當時，除了省內外各界士紳名流，正主政東北的張學良亦派人前來弔唁，並派衛隊護靈至塋地……
據老輩人回憶，靈柩路經其塔木時，全鎮商戶自發歇業，遠近鄉鄰沿途路祭，夾道迎送至成家瓦房（今成家村）祖塋……
其塔木成家瓦房，是成多祿的出生地與歸宿地，吉林是他人生的起點與生命終點，他是故鄉其塔木與吉林永遠的驕傲。他的一生，是有史以來中國東北知識分子對中華傳統文化最優秀的繼承者與傳播者，是清代對東北由重武抑文到文教倡興過渡時期文人士子命運的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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