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網際網路 網際網路是當代重要的互動式網路，它不只是網路上假設的空間，提供人們虛擬經驗，也是練習社交的場所。早期，美國政府使用 DARPANet 系統來連線遙遠的軍事地點，它利用分散各地的網路配置來抵抗蘇聯的核子攻擊。當時使用的網路結構就是網際網路的前身。後來，這個網路逐漸發展成美國各個大學的學術性網路，接著又開放到公眾領域。現階段的網際網路是一個高度分散的網路，網友能各自修正或更改內容，防止獨大集權的思想和資訊控制。
網際網路的形成，基本上是公眾和大眾文化結合的產物。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賽博朋克（cyberpunk）小說的經典代表作《神經浪遊者》當中，提出了所謂“網路空間”的概念，這個概念影響了許多和網際網路相關的意識形態，包括對網際網路的認知，它是一個不受常規和標準規範的虛擬空間，在網路的世界裡，性別可以被改變，族群不重要，而且法律根本不存在。這些關於網際網路的觀念，雖然引發外界眾多批評聲浪，卻還是持續流傳下來。《神經浪遊者》向世人介紹了一種新形態的科幻小說一賽博朋克。正如它在語言學上的定義，這種小說混合了圓滑的科技和人類粗糙的原始情緒，讓華而不實的科技和最純粹的情感激盪出火花。
吉布森的作品依照這樣的二分法來寫作，透過描述網路世界的平順和人類現實生活中顛簸不平的未來，帶出兩個世界相互的衝突和摩擦，故事中的角色被夾在中間，面對虛擬的網路和真實人生，兩者的界限其實是相當模糊的。 關於網路空間的概念，另一個具有影響力的例子是迪士尼電影《電子世界爭霸戰》。在《電子世界爭霸戰》中，我們進入機器內部的世界，可以看到天資聰穎的電腦工程師被吸入電腦後，如何跟電腦品片和線路對抗，想辦法脫離死板的電子世界。上述例子都是20世紀80年代很受歡迎的視覺文化作品，兩者皆以網路世界的思想觀念為出發點，區隔電子機器和人類世界的不同。電腦無自主活動能力，人類則積極而具有活動能力；電腦只能根據程式運作，人類則有自由意識。
雖然這兩部科幻作品讓兩個天差地遠的概念相互結合，成果也相當卓越，但虛擬世界和真實生活永遠沒有交集。不僅如此，人類的智力和創造力必然會贏過生硬死板的機器。 這些虛擬的世界和現代數位網路中存在的各種互動之間有什麼關聯呢？身為教育者，是否應該強調類似的二分法，偏好傳統所謂“自然”的創作和理念，鼓勵學生親自動手操作，而非利用冰冷呆板的數位科技？在教育的實踐上，有沒有可能模糊這二元關係的界線，承認自然界的運作包含機械科技，透過電腦操作，或許能發展出新形態的創作？說不定真正實踐之後，我們會發現真實的情況遠比我們想象得更復雜？
為了找到這些問題的答案，我們必須先探索連線數位世界和實體教育的互動網路，如此一來，我們才能發展出新的思維並開始善用網路。 如同筆者先前提過，網際網路肯定不是當代唯一重要的網路。目前，全球資本網路促使世界各國重新定義“國界”，為此召開協商，如歐盟和中美洲自由貿易協定（CAFTA）的統一性受到威脅。透過通訊網路，美國的工作能夠外包給地理位置上十分遙遠的其他國家，這麼一來，原先定義的所謂“第一世界”或是“第三世界”國家，“發展中國家”或是“工業化國家”，這些詞就顯得毫無意義。
另一個不受地城限制的例子則是飲關人命的血淋淋的事實，那就是恐怖組織所組成的自發性的“恐怖分子小組”，他們在全球各地同時發動恐怖襲擊，如2005年倫敦地鐵爆炸案和2001年組約“9·11”事件，而這些訊息都透過網路散佈全世界。 上述例子都證實了卡斯特爾（Castells）提出的“網路社會”。這個意思並不表示地球上所有人類都透過相同的科技連結起來，而是人類互動和交換資訊有了全球化的模式，後現代的全球網路成為主流，取代了現代主義者的二元分法。網際網路只是全球化網路中一個最顯而易見的例子，無論在教育的理論推斷或實際應用方面都佔用舉足輕重的地位。事實上，我們身處在不同的網路中，透過網路學習。 現在，人們透過社會學、數學和生物學等不同的學術領域，多方研究網路的世界。 數學當中的“複雜理論”說明了複雜的網路之中的眾多特性。
這與先前提到的很多觀念都有關聯，因此，為了更深入地瞭解如何將複雜理論應用於教育系統的網路，我們應該好好地討論這個議題。 二、複雜性 複雜理論是21世紀最具影響力的數學理論之一，由20世紀50年代的突變理論和20世紀80年代的混沌理論衍生而來。這個理論研究複雜的系統和系統自我組織的特性，已被成功應用於生物學、社會學、經濟學和氣象學等多元領域，而非侷限在某個單一領域的理論發現。
許多將複雜理論運用於多方面領域的學者認為，這個理論解釋了一些之前人們無法理解的系統特色。 複雜理論運用的主要模式是網路。網路有很多不同的組成方式，從最簡單的單向連結各個節點，到錯綜複雜卻有嚴格分層的溝通形式，網路領域所說的複雜性，通常指的是在分散的網路結構中的互動，這些不同的互動發展出反饋迴路，最終演變成“自生系統”（autopoetic），即自我組織的系統。
網路中各種形式的互動不斷演變，集合成網際網路，而這些互動形式整體而言對於研究複雜網路也很實用。吉布森提出“不可想象的複雜性”，即隨著科技進步，多元社會相互交錯，複雜程度也越高。正如複雜理論的觀點所言，網際網路分散的結構可以讓人們更瞭解當代藝術，包含現行實踐的創作、分佈和合作的形式。這些實踐的藝術對網路社會的藝術教育也可能產生影響。
三、藝術作品 第一個要探討的藝術實踐方面是藝術作品的“實質性”。很多藝術家認為，傳統的藝術思維過分強調具體的作品本身，對此他們提出質疑，並發展出新的理念。所謂“網路化的實質性”，指的是運用那些不斷改變、變動和調整的材料作為藝術創作的素材，以及部分現有材料的相關元件資源（上述資源實際可能和素材本身的距離很遙遠）。羅伯特·史密森（Robert Smithsonian）在20世紀60年代提出“非場域”（nonsite）概念，為這種說法提供了相對應的出發點。關於分散的實質性，另一個複雜的例子是澳洲行為藝術家史帝拉（Stelar）創作的“寄生蟲”（Parasite）。
在這幅作品中，施特拉爾克與參觀藝鹿的觀眾和網路上的遠端使用者互動，讓他們利用貼在身上肌肉群的電極片控制身體的某些部位。 觀眾和施特拉爾克的互動，使得身體也成為表演的材料，身體究竟是創作者還是創作的素材，兩者之間的界線越來越模糊。無論是現場或網上的觀眾，都是透過想象和表演者互動，華特·班傑明（Walter Benjamin）認為這大大縮小了人與人之間的距離，而且破壞了藝術品的“風味”（aura）。同樣地，利用遠距教學來打破傳統教育方法的隔閱，或許能借此發展出新形態的教學和互動方式，釋放新科技運用在教育領域的無窮潛力。 筆者認為對藝術作品來說，第二個和作者網路化形態有關的藝術實踐是“互動”，它變成了最重要的中心原則。
近年來的“聰明暴民”（Smart Mob）現象就是這個原則實際應用的例子。就藝術製作而言，類似“RTMark”這樣的團體，成了實踐網路化形態的代表。他們的“TOYWAR”計劃幫助了一個藝術家團體“etoy”和網路玩具賣家“Etoy”成功打贏官司，這是藝術家有效利用複雜的社交、法律和科技網路，順利爭取到專利權的例子。 整體性是網路化互動很重要的一部分，在分散的網路中，人們個別輸入的本地化資料也可能散佈至全球。如果網路的整體被視為當代的一種創作形式，每個網路上的使用者都是可以連線到不同機器的個體，而機器同時扮演了提供資訊的媒介和資訊本身的雙重角色，那麼，教育者或許就能認同複雜的藝術教學方法的可行性。
網路化藝術實踐的三個方面跟集體的力量有關，人們認為複雜的網路中存在某種整體的力量。目前，監視錄影器的形式，以及企業蒐集資料的權力和方式，引發人們對公民自由和個人權益等問題的挑戰。自從“9·11”事件發生後，這類的質疑聲浪更盛，國會甚至通過了《美國愛國者法案》（USA PATRIOT Act。）。美國水牛城大學藝術系教授，同時是藝術團體“批判藝術組合”成員的史提夫。庫爾茲（Steve Kurtz）遭到逮捕，這和近代藝術實踐的各種問題有直接相關。
“監視器玩家”（Surveillance Camera Players）和史帝夫·曼（Steve Mann）的作品，便是針對監視錄影器強大的勢力提出直接的迴應，希望在日漸複雜的網路世界，能有機會和這些勢力互動或是對抗。
上述藝術實踐的例子，代表了對藝術的批判，顏度人們對於視覺文化原有的掌控。 類似的策略技巧運用在教育領域，人們可能也會批評教育的場域不該裝設監視錄影器。每一種網路化的藝術實踐，包含實質性、互動和權力的應用，或許都和藝術教育息息相關，因為網路結合藝術製作和接收藝術的過程，這兩種情形都很普遍。
接下來，需要討論的是網路化的實踐方法是否有可能應用在藝術實踐方面。 四、education 當學生在藝術課上使用電腦時，他們能學習到什麼呢？學生們是否僅僅把電腦當作吸收資訊的工具和媒介之一，還是結合電腦的教學方法來改變學生學到的內容？除了直接應用電腦的方式，使用網路化數位科技是否對教學產生社會文化整體層面的影響，改變學生學習的方式、教師與同學間互動的方式，為他們拼湊出新的網路世界，並可能拆解原來的世界？ 這個問題很複雜，然而，透過觀察學生在藝術課堂中運用電腦的形態，我們或許能找到答案。外界反對在藝術課堂上使用電腦的偏見之一，就是人們相信用電腦做出來的作品，不是藝術家真實的創作。
在電腦上用“Photoshop”繪圖軟體做的影像，在完成列印之前，所謂“創作者”根本沒有觸碰到這個作品。網站不是靜物，也不該被視為靜物，不該用相同的方式看待。新媒體該有新的標準和準則，這個問題讓傳統的鑑定專家煩惱了。
如果是數位的作品，探討各種藝術的“要素和原則”是否依然重要？或許並非如此，然而現在還沒有任何新的模式供大家參考。在這個對大敘事（metanarrative）持有懷疑論（skepticism）的後現代主義時代，藝術創作者要能發展出個人化的創作要素和原則，這是很重要的事。事實上，這些原則存在於個別的藝術實踐中，不只適用於大量運用電腦的作者。這對那些習慣線性思考和處理單一任務的傳統作者來說，這種複雜的方式難以想象。 反對在藝術課堂上使用電腦的另一個偏見，和電腦的歷史有關，它被稱為“硬科學”（hard science）。
電腦依據生硬的規則運作，而不像藝術注重“表達”；電腦利用符號系統來運作，而不像藝術憑藉“直覺”。近年來，美國有幾個大規模的美術館展出電腦和藝術相關的展覽，包括三落市現代藝術博物館（SFMOMA）的“101010特展”和惠特尼藝術博物館的“Bitstreams特展”，這些展覽表示認同數位科技也是當代藝術表達的一種方式。然而，還是有很多人認為這種透過科技創造的作品缺乏和人接觸的溫度，一心覺得機器只能作為視覺傳達的媒介，不能用來創作。
正如列夫·曼諾維奇（Lev Manovich）所言，早期的攝影藝術也曾面臨類似的反對聲浪。電腦這樣的媒介究竟能不能用來創作藝術，這點目前仍是見仁見智，但藝術教育者有機會能影響大眾對電腦藝術的態度，包括接受程度或是延續過往的偏見。 關於創造力和電腦運算的二分法，是現代思維下的產物。然而，根據現代計算機的歷史，傳統藝術創作的技術和電腦運算其實有相當緊密的關聯。查爾斯。巴貝奇（Charles Babbage）發明的打卡系統，為早期的“差分引擎”提供編碼，而該系統是由雅卡爾織布機（Jaquard Loom）演變而來，原先的設計是在卡片上畫好提花，再利用卡片輸入到機器，將提花織到布料上，這對於後來發展出可程式設計的計算機有重大影響。
這也破除了計算機運算等同於男性化的偏見，因為在文化上，人們常把織布和女性化連線在一起。事實上，第一個為這些打卡系統編寫程式的人就是位女性——艾達。洛夫萊斯（Ada Lovelace）夫人。 對那些試圖突破過往限制的教育者而言，上述關於數學計算機運算的迷思應該多加表述，也要尊重過去的藝術實踐中確實接納差異和複雜性的例子。網路化形式的教育，其中一個危險之處在於差異都被消除了，教學只剩下二分法的互動模式，學術機構彷彿回到福特主義時代的標準化工廠，就像早期斯金納（Skinner）等有影響力的教育理論學家提倡的偽知識（pseudo-knowledge）。
卡斯特爾提到，“教育系統恐怕是最抗拒新形態組織模式的一個領域，尤其因為高等教育的階級制度已根深蒂固”。雖然，現在有很多網路課程和遠端教育計劃都很成功，有些大學甚至是以網路教學為主，如頗具盛名的鳳凰城大學（University of Phoenix）。儘管在高等教育領域裡網路課程的內容如雨後春筍般蓬勃發展，還是有很多人對網路化的教育形式的未來性存有疑慮。 關於傳統的教育形式和藝術製造的方式，兩者之間還存在另一個距離，這個距離和機械複製的過程有關。
華特·班傑明認為，當人們有能力用機械化的方式來複制一件藝術作品，使得評鑑藝術品的重點從傳統美學和技藝的角度，轉變為確認某個藝術品是否為原版作品。對班傑明來說，經過複製的藝術品，破壞了原始作品的“風味”（aura），卻讓它得以展示在更多觀眾面前。［2］在此過程中，複製的作品反而比原版更有價值。
另外，既然根據新的標準複製品更有價值，那麼原先強調藝術作品所有權和相關許可權的問題，也從單純的美學角度轉變為受到政治性的影響。 遠距教育同樣面臨類似的挑戰，這種新形態的教育模式顛覆了傳統的“原汁原味”的課堂教學，改為透過科技媒介來上課，這樣的作法有些人依然很抗拒。他們認為在電子世界中的互動並非“真實”，缺乏實質的即刻存在感。然而，正如班傑明所言，機械複製產生的距離包含實質上和意識形態上的差異。複製的過程消除了某件物品實質上的差異，而這些差異原本只有少數有勢力的當權者才看得到，因此也降低了“當權者”對這個物品的控制力。此外，機械複製使得新的社會形態得以發展，也讓原先的藝術傳統接受世人新形態的評價。［ 因此，如果我們用更彈性的方式解釋班傑明的說法，遠端教育可以算是變相的複製。
遠端教育在學生和教師之間創造出實質上的距離，使得傳統教室中的“當權者”，也就是教師的權力變得薄弱。透過這樣實質上的距離，教育者的權力得以分散，每個學生都能從教師身上得到知識，正如複製藝術品一樣，每個人都有機會看到，甚至能擁有某件藝術品。遠端教育能不能代表新形態的知識所有權呢？這種對傳統教學方式的挑戰，實際在教育實踐的議題下討論更清楚。
在藝術教育的歷史上，大部分的藝術創作都是以物品為主，藝術創作必須展現出對某些特定理念或技術的理解和熟練。如果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加上了不同的評價標準會怎麼樣呢？如果學生創作了一個“分散”（distributed）的作品，無法在同一時間同一地點看到作品的全貌，這種新形態的藝術實質性，是否會引發新的創作和評價藝術的形式？如果學生重視整體性多過個別性，他們創作出來的作品是否更貼近日常生活的網路化實踐，例如，共享檔案或是開放原始碼？如果學生集體創作，他們能不能瞭解多位作者之間有不同的政治影響力？ 班傑明認為，藝術作品複製具有政治影響力的理論，最終並未開花結果。雖然一開始這樣的想法震驚世人，但複製技術這類的科技逐漸影響了人們更為熟悉的社會意識形態。
如果能更完整而準確地運用這些科技，遠端教育或許能產生類似的影響力，有助於發展出新的教育方法和新形態的藝術，而不僅僅是強調過往的傳統。單純使用某種新科技，不代表能引發新的知識論，必須搭配符合當時的時空背景加以實踐，才可能創造出新的形態。［9］ 傳統教育實踐的即刻性和互動性，並不會因為在網路上互動就消失不見。學生依然是學生，不是電腦世界裡面的“0”和“1”，教師也依然是教師。我們傳統上熟悉的角色當然會有所轉變，這些轉變對習慣其他形式互動的人來說可能難以理解。［a］網路世界的空間算不算是社交生活的一部分呢？對從小生長在複雜的數位世界中的年輕時代而言，這些網路上的互動是否再“自然”不過了？他們對於勢力的理解，是否包含了多重觀點？如果藝術教育者希望在未來的教育實踐運用網路化的資源，這些是必須思考的問題。
一、研究、教學與實作：資料視覺化和藝術教育 身為視覺藝術教育工作者，我們對世界的理解往往是用“看”的，而我們對自身的感知與行為也是來自雙眼所見的事物。確實，有很多人認為“所見即所知”（knowing），而且我們通常自訓為“視覺學習者”（visual leamers）。資料視覺化是一個較新的研究與實踐領域，並引發了眾多疑問：“在美術教育的課程中，當一個藝術作品被創作出來之後，學生們能學習到什麼？” 當學生們親眼看到作品，或藉此構想藝術教育發展的情形，這跟教科書上的學問有何分別？視覺化的概念，是否有助於藝術家和藝術教育工作者在專業領域上拓展更廣泛的工作機會？
簡而言之，資料視覺化能幫助觀看者以更宏觀的角度看待藝術作品中的特定事實和資料，並透過視覺的方式理解每件藝術品背後的故事。將抽象的藝術觀念透過作品視覺化，不但可以反映且迫使觀看者深入瞭解藝術教育，而且能提供新的線索，使其觀察原來很難留意到的地方。所謂視覺化，便是利用美學裝置創造出視覺藝術，並置放在它所依存的時空脈絡。 我們將在本文分享一些新的想法及藝術創作的方法，有別於過去以資料驅動，並注重目視證據的視覺化過程，這些新觀點將挑戰以往“看”待藝術領域的角度。我們將提供視覺化資料研究的方式與原則，其中包含：學生自創藝術作品呈現所學；藝術教育之發展；藝術教育者職前實習及人口統計資料。
本文亦會討論關於藝術本位研究方法、插畫藝術表現、藝術及批判學習實踐等理論。 二、藝術學生的學習方式和呈現 帕梅拉·泰勒的研究重視藝術的互文性，意即要了解某件藝術品，必須參照它在其他時空環境下的意義，而且每個人對藝術都有不同的詮釋與理解。［2］由此觀念加以延伸，他開始將學生自創的資料視覺化作品視為個人學習的成果呈現。泰勒向接受職前教育訓練的藝術教師交付了任務，請他們從自己的期刊論文中挖掘資料，相關主題包括：藝術教育實習經驗中的學習與成長；透過閱讀和討論進行學習；研究、設計教案及微型教學之學習成果；如何成為一名藝術教育工作者。3——斯特法尼。波薩維克（Stefanie Posavec）和喬琪婭。盧皮（Giorgia Lupi），他們的著作《親愛的資料》於2016年被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列為永久館藏［”。《親愛的資料》收集了一系列手寫的明信片，內容是兩位居住在大西洋兩岸的藝術家寫給對方的私人資訊。
這兩位藝術設計師每個禮拜蒐集生活中的各種資料，在明信片上以手繪的圖畫記錄下來，然後寄給對方。明信片上不同的郵戳、刮痕，甚或是不小心被撕破或折到的痕跡，都是“資料”的一部分，表示明信片經過緩慢的運輸過程才傳遞到彼此手中。 資料視覺化理論學家羅伯特·柯薩拉（Robert Kosara）、費爾南達·B。維埃加斯（Femanda B。 Vitgas）和馬丁。瓦膝伯格（Martin Wattenberg）認為，波薩維克和盧皮的明信片計劃是一種資料視覺化的藝術形態，因為這兩位設計師的概念發想來自藝術批判和美學的觀點，並且“重新應用科學方法……來引導分析推理，鼓勵藝術家重視創作題材的情境意涵”。
泰勒班上的準藝術教育工作者創造出來的藝術資料視覺化作品形形色色，包括大型的拇指印、移動裝置、手工扎染的衣服、抽象拼貼、透視畫、曼陀羅、刺繡畫、Wordles文字雲產生器，還有疊合了樹木、植物、風景等視覺象徵作為連結的概念地圖。其中，兩位準教師解釋了他們的作品： 我把指紋上所有的紋路線條集合起來（圖1），然後依據資訊的多家分為四個類別……在我成長的過程中，我的指紋結構，手指的每條紋路都是形塑我成為藝術教育工作者的其中一部分“資料”。 我的資料視覺化作品是一幅倒數日曆（圖2），上面有許多可撤式的摺頁方格，分別記錄了不同的時刻。
在最上方寫到“開放成長”，這句話有很多層含義，意思是我對成長為一名藝術教育工作者及做人處世都抱持開放的態度。此外，我指導的學生也能對我開誠佈公，最後是觀看者必須親手搬開這些摺頁，才能讀到我的每個成長時刻。 ——2016年12月16日，私人通訊。 雖然手作藝術品的價值很重要，然而，更有趣的是手動挖掘資料的意義。根據資料視覺化設計師斯特法尼·波薩維克（Stefanie Posavec）所言：“透過閱讀或重讀文字，我得以加深對於某特定文字或是創作題材的理解，這是使用計算機程式分析文字做不到的境界“”。準教師們不僅閱讀（read）、重讀（REread），甚至反覆審視（REview）2他們在班上學習到的東西，包含曾經討論規劃和做過的一切。
他們將這些經驗加以歸類、分析、合理化、評斷，最終以批判性的手法創造出視覺化的作品，呈現他們課堂上所學——這些都需要高度的綜合思考分析能力‘’。 圖1 準教師選擇用指紋作為資料視覺化創作的視覺象徵 確實，透過手作形態來達到資料視覺化，這樣的意涵已經超越單純體現學生在視覺藝術教育之中的所學。正如斯特法尼、波薩維克和喬治·盧皮（Giorgia Lupi）所說，“藝術學生可以運用資料作為其自身藝術創作的題材、技巧、工具或是媒介”。在響應自己和他人的藝術作品時，學生更可以融合資料視覺化的概念，發展出藝術批判理論模型，或是將資料當作初期架構或規劃的工具。除此之外，資料視覺化是一種強而有力的手段，有助於視覺化閱讀、學習和研究。
三、文學研究視覺化 藝術教育專業領域的視覺化研究使得人們意識到準確理解圖形的重要性，包括以往研究忽略的部分，因而，這樣的實踐對於發據研究知識當中隱藏的特性而言尤其重要。（為了將研究知識更具體地連結整體趨勢，格羅多斯基（Grodoaki）、戈斯（Coss）和威爾科克斯（Wilcox）的研究團隊在《藝術教育研究》期刊中前十年的論著，運用了科學計量學，即一種網路分析的形式進行研究［“。科學計量學需要在知識網路之中連結文獻目錄［ERR》，而這些參考文獻為《藝術教育研究》中的文章提供了可輕易識別並具一致性的連結。 研究網路的視覺化非常適合分析藝術教育領域的知識［叫明》，這些視覺化的網路得以呈現出單篇文章和整體研究之間的互動作用，表現出不同研究論著的關聯及區別“”。
而這種網路視覺化的概念，日漸廣泛地被應用在分析人文和社會科學的領域研究網路視覺化造就了複雜的文獻網路生態，將《藝術教育研究》期刊中論述之互相關聯的知識描繪出來［m］。視覺化網路有兩個最重要的特色，即“邊”（edge）和“節點”（node）。所謂“節點”，指的是網路分析的內容，通常以單獨的形狀來呈現，而《藝術教育研究》當中的“節點”則是一個個代表不同文章的圓形。網路中的“邊”指的是“節點”和“結點”之間直接或非直接的連結，直接連結的“邊”顯示了順序和影響。
雖然第一年的文獻網路相當複雜（圖3），我們仍能依據三種主要形態加以分析：星形網路（star network）、線性網路（linear network）、環狀網路（circle network）。透過排刷不同形態的網路，有助於我們理解網路如何傳達或隔離特定的研究知識。 七、視覺化關於知識的知識 透過視覺化文獻網路強調知識之間的連結，可以解識出文章中具有價值的觀點。 並且注意到原先被忽略的部分，用這種方式來“看”藝術教育，使得作者與觀看者得以互相分享反饋，而且重視實證本位的反思。例如，研究前十年以星形網路為主流，使得獨立研究文化崛起。
這意味著以往重視可複製的研究設計，精煉知識使之具有可歸納性和可轉移性，這樣的思想已不再是研究的重點［20］。反倒是前十年居於弱勢的環狀網路，在研究發展的過程中十分重要，作為特定知識的“證據優勢”（preponderance of evidence），即提供了有力的證據幫助理解該項知識（3）。 上述研究發現說明，在新研究的發展過程中，研究學者可能會將現有的知識網路視覺化，其目的在於強化現有網路或是創造新的環狀網路，以加強藝術教育知識的可歸納性和可轉移性【28】。這樣的研究方法需要持續而精確地釐清知識的含義，並且透過完善規劃連結的研究知識網路將它清楚地表達出來，透過此方法，學者得以在專業領域上做出更強而有力的推斷［*］。視覺化不只有利於形塑研究，同時能促使藝術教育工作者思考他們教學的脈絡，達到個人反思的效果。
八、藝術教育領域的學校區域設定程式碼和教師實習 資料視覺化是一種新興的方法論，可以運用在不同的教育領域，尤其是關於教師培訓方面。本文將分享一個實際案例，藉以闡述不同的開放原始碼軟體（open source software，OSS）程式所造的影像，如何作為藝術教育工作者的實習教學的依據。這種研究方式來自兩所美國中西部大學院校，結合了無數實習教師的經驗。這兩所學校的學生組成主要是中產階級的白人，而這些學生的成長背景不是鄉村就是郊區。很多學生在實習分發階段，都很擔心自己可能會被分發到都市或內城區的學校。 依據美國國內的人口統計資料變化研究，這些案例並非罕見地“離群值”（outliers）。
美國就讀公立小學的白人學生比例，從2002年的59%降至2012年的51%，預估2024年會降到46%。教師的人口組成特性則是越來越多元化，不過程度有限，因為根據2012年的統計，美國仍有82%的教師是白人（美國教育部，2016）。因此，我們必須考慮到白人教師和白人學生的比例變化，這點非常重要，因為這不只影響幼兒園到高中的教育（PreK-12），也會影響到學術界和教師培訓計劃。
學校區域設定程式碼是美國聯邦政府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採用的數字編碼系統。 現在最新的系統是都市中心區域設定（urban-centrie locale，UCL）程式碼，這種系統“以城市的角度為優先，綜合學校的大小規模和其位置與非都市區的距離，依序編碼“［”。每所學校依據不同的變數劃分為城市、郊區、小鎮及鄉村等類別，其中各包含三個變異體，共有十二個編碼。 這種編碼方式起初是在一篇博士論文當中應用，後來經過修改，運用在另一個不同的大學，並參照最近透過的edTPA教師表現評量標準，來考核實習教師的上課情形（3）。此種架構有益的部分在於，這使得教育界日漸重視“情境化學習”（context for leaming），迫使實習教師們必須刻意考慮到學校的地理位置和人口組成。準教師們必須利用edTPA評量標準的檢核表，以簡易的方式分辨都市、郊區或鄉村。
上述策略導致人們很容易將這三者視為自然演進的結果，並引匯出先前對於都市空間的假設以及對實地訪查預先的期望。 雖然，這三個一組的編號和學校區域設定程式碼使用了相似的編碼規則，但從語意學的角度來看，還需要更深入的分析和反思。因為在設定學區程式碼時常會用到方言，而這些用語，包括都市邊緣、大城市、小鎮、大都會、郊區等都蘊含不同的意涵。每位學生會拿到一張學習單，我們先透過各種問題來蒐集學生們過去對這些區域的理解或誤解，接著再請他們親自探訪這些地區的學校。
另外，學生們也會拿到學校分配的名單和所有美國教育統計中心（National Center of Education Statistics，NCES）的學校代號，他們的任務是挑出心目中認為最能準確反映現狀的學校並圈選出來。在開放式作答的部分，學生們必須以視覺的方式描繪出當他們聽到都市、鄉村和郊區三個詞彙時，腦中所想象的畫面。我在他們從小就讀學校的學區也做了類似的事，藉此建立他們關於選定觀察學校的立場與觀點。總而言之，這樣的活動能輕易地獲取他們對參訪學校過往的經驗及未來的期望值，也為他們實習結束後再回到這些學校立下了基準。 班級拿到了他們家鄉的學區和參訪學校的確切的MCL和UCL區域設定程式碼，然後他們必須針對這些程式碼是否符合他們所認知的學校代號，依據準確程度提出反饋意見。所有的代號都經過非常具體的評估標準，且通常與學生們真實的生活經驗相反，因此，對大多數人來說相當麻煩。
九、總結 藝術界有越來越多人對於這種透過視覺的形式來理解、體驗並呈現外在世界的方式感到有興趣，我們認為這代表藝術教育領域的教學法，將逐漸偏重於資料視覺化。現今資料能以各種形式取得，十分便利，而且科技不斷進步，我們深信及時瞭解資料視覺化的發展，將使其能有效運用於幼兒園至高中階段（PreK-12）的教學、學術研究、課程倡導、小區空間、專業發展等其他領域。前述例子只是目前藝術教育領域蓬勃發展的研究方向之中少數的案例。我們建議更多學者重視藝術視覺化的研究與應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