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就是那個記者，他還活著

文章轉載，以下以當事人敘述

作者 | 何國勝

做記者兩年，總有人勸我離開這個行業。做新聞很難，真正做新聞的人掙大錢也很難。一件事情，既高難度，又不太像能發財的樣子，在大多數人看來，自然就沒有堅持的價值。不但是浪費時間，似乎還冒著傻氣。這些情形，不待今日忠告，早已明瞭。這個職業的意義，如果僅在於此，當初我就不會選擇它了。這個世界上總還需要一些冒傻氣的人。他們直立，體面，也快樂。

不要成為蜜蜂

我必須說說自己為什麼成為記者，先從最私人化的方面講起。其實，答案不是我自己想出來的，而是遇到的。記得入職培訓時，有位編輯講過這一點，她說成為記者是為了避免成為蜜蜂。我當時聽到，深以為然。

我們應能感到，當下的社會越發像一個龐大的機器，愈發地流水線化。在高度分工和極度追求效率的當下，我們的大部分工作成為這個流水線的一環，人也成了其中一個螺絲釘。

它帶來的問題是，我們無法理解自己工作完整的一面，只能看到自己負責的那小一部分，並日復一日勞動。所以，我們就像是忙碌的蜜蜂，看似勤奮工作，但不知為什麼工作，也不知工作的意義何在。

新聞記者應遵守職業操守 /《覺醒年代》劇照

但記者是個創造性的工作。它直面複雜的社會，人不再是一條流水線上的螺絲釘，生活也不再重複，因為你每天要面對不同的事件和人。而且，一篇稿子的誕生，不是很多人高度分工生產的產品，而是你自己報選題、找採訪物件、寫作、發表。這一整個流程中，記者是有力的主體。

同時，做記者也可以認識到社會的複雜和韌性，你能看到人的頑強、友善和博愛，也看到人的自私、慾望和醜惡。

2021年4月，我跟同事去雲南做過一個讓我終生難以釋懷的報道——父親性侵自己13歲的親生女兒，並將過程拍成影片在網路上兜售。那些影片在發生過N號房事件的軟體Telegram群組中流傳，一些戀童癖們熱烈點評著那些影片。

圖為受害女孩家中的娃娃

我們根據線索找到他們家後，在那裡看到了那個女孩，她穿著校服，扎著辮子，比影片中看著更小。她父親在我們去時早已被警方帶走，老母親並不知道她兒子被帶走的具體原因，也沒有人敢把事情告訴她。

做完這個報道後，我看了差不多整整一週的動畫片來緩解它對我的心理衝擊，因為它突破了我對人性底線的認知。

但這份工作，也讓我看到人的堅韌、毅力、偉大和博愛。

2021年10月，我去甘肅古浪縣八步沙林場，採訪了著名治沙群體“六老漢”及其後人。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整整44年來，六戶人家三代人，一直在當地治理風沙。第二代治沙人郭萬剛告訴我，40多年間，他們治理了20多萬畝沙漠，將原本每年前進7米的風沙線，趕退了20公里。

圖為八步沙林場第三代治沙人郭璽 / 中國林業網

這種堅持很難不讓人感動。我當時問過最年輕的第三代治沙人郭璽，在沙漠種樹最難的是什麼，他說是“等待”。一棵樹種下去，四五年內看不見它的成長，時間似乎在它們身上停止了。

郭璽說，大部分第一代治沙人到死都沒等到自己種下的樹長成能遮蔭擋沙的大樹。但他們還是堅持種，一直種，一直種。

我還在河南鄭州“7·20”特大暴雨災害中，遇到一支救援隊——菠蘿救援，他們來自距離鄭州1400公里外的廣東佛山。災害剛發生時，全國各地救援隊蜂擁而至，可來得快去得也快。約一週後，大部分救援隊回撤。但菠蘿救援留了下來，在河南受災各地奔波，待了整整80多天。隊員們去的時候穿著鮮橙色的隊服，回去的時候早已泛白。

圖為菠蘿救援隊在救援現場集結 / 受訪者供圖

他們幫忙消毒、打撈腐爛的動物屍體、日夜排水、下惡臭的髒水坑疏堵。就算這是有償的服務，也值得尊敬，但他們做的是志願工作，全憑自己的愛心。這是人性的閃光之處，是一種大愛。是記者這個職業讓我看到這些，而我透過報道讓更多人也能看到。

記錄皆有價值

一個人的記憶決定了他是誰以及他是什麼樣的人，一個社會的記憶亦是。所以，從宏觀點的方面來講，我們的職業是在為歷史打底稿。很大程度上，記者就是一個社會最主要的時下記錄者，儘管有的時候這種記錄可能不被人理解。

今年3月，“3·21”東航MU5735飛行器事故後，我和另外三個同事趕去了事發地梧州。

抵達後，採訪家屬的任務落在了我身上。此前，因為採訪家屬是否構成“二次傷害“的問題，已經有同行遭受強烈質疑。我心裡也犯嘀咕，有點拿不準其中的界限。

新聞只有沾染了人性，才有意義 /《掃黑風暴》

但職業本能沒留給我太多思索這些問題的時間，到了現場，記者就要動起來。儘管我就住在安置家屬的酒店裡，可找到家屬採訪，並不順利。酒店裡有很多工作人員，每個家屬也安排了官方陪護人員，正面的接近不太可能。另外，有些家屬處在深度悲痛中，確實無力接受外人的詢問。

我前後向5個家屬婉轉表達了採訪意願，4個都拒絕了，但我沒有糾纏，而是尊重他們的拒絕。後來，那4個拒絕我的家長有事用車，我也主動幫忙，暫做他們的司機。最後找到的一家人接受了我的採訪請求，他們雖承受著巨大的悲痛，但遇難女孩的媽媽想講講自己的女兒，講講她的好和對她離去的痛惜。

後來，我寫成一篇

《小豬，來生要幸福》

的報道，透過她父母、好友的講述，簡述了一個懂事、可愛，對未來充滿期待的24歲女孩戴小珠的短暫人生。很多人在文章底下留言說看哭了。

圖為戴小珠喜歡的玩偶 / 受訪者供圖

報道發出幾天後，小珠的姐姐跟我說，“謝謝你寫了這個故事，以後我們想她時還可以翻出來看看。”那時我覺得，所有的付出都值了。

這就是記錄的意義和價值。有了這樣一種核心的支撐，我們便不在意那些角落裡敲擊鍵盤肆意攻擊的聲音。

只有做事的人才會遭受非難，歷史向來如此。

知易行難

做新聞，做記錄，重在求真。但求真這件事，知易行難。

一是難在高昂的經濟成本。

現在的人們習慣了在網際網路上工作，因為這樣成本最低，深入現場是需要高成本支援的。常常，一篇報道的成本，足以支付一個體面的白領一個月的工資。

幸運的是我們會被告知，為了真相，這些都值得。

《沉默的真相》劇照

二是難在揭示真相的道路百折千回。

我常做社會新聞領域的深度報道，所以難免多點輿論監督的題材。坦率地講，我們這類記者，不太受被監督方的待見。很多時候，採訪都是要藏起身份，“低調”進行。有時還要鬥智鬥勇，突破各種限制。

這種限制，不僅來自事發地的管理方，也來自新聞當事人的心理設防和模糊的線索屏障。

有的時候，採訪像是探案。

《新聞記者》劇照

去年4月，我和同事做父親性侵女兒那個報道，最初只是有人報料，知道到事發在雲南，但具體的地方未知。為了確定具體的位置，我們反覆觀看那個父親上傳到短影片平臺的作品，從其中尋找蛛絲馬跡。

後來，我們在其中看到一個洗車店的招牌，透過地圖搜尋，大概確定了一個地方。接著，再透過地圖的實景功能，對比影片中出現的環境和我們初步確定地方的實景地圖。最後，確定事發地在雲南的宣威市。去到那裡後，又想出了各種既不暴露身份、也不傷害當事人的方法接近他們，交叉驗證事件的真實性。

在雲南這件事之前，我還去遼寧撫順報道一個小學班主任兼語文老師因借錢參與網路非法博彩，欠下鉅額債務無法償還後自殺的事情。這個老師從小順遂，大學畢業後成為當地最好小學的老師，並廣受讚譽。在外人眼裡，她一直是那種別人家的孩子。

圖為當事人生前任教的小學

但不曾想她深陷網路博彩詐騙的漩渦，借了學生家長和友鄰共數百萬的借款、賣掉了家中兩套房、婚姻破碎、跟兒子關係疏遠，最終自殺身亡。

這件事前期的採訪頗為順利，但後面一直無法聯絡到這位老師的家屬。他的二婚丈夫早對她沒了感情，連骨灰盒都不捨得買，採訪也是拒絕。可沒有家屬的聲音，這篇報道就不完整。後來，一位同行在網路上找到了這位老師掛出的賣房資訊，其中有小區的名字和房內照片，但具體樓棟和房號未知。

我們透過賣房資訊裡的圖片中窗外的景象，確定了樓棟，又透過窗外的柵欄確定了樓層。然後忐忑地敲開門，果然是她家，她兒子和老母親住在裡面，但對方一聽是記者就關上了門。我們在門外等了良久，最後留下一張紙條離開，表達了善意和採訪請求。我們剛下樓往小區外走，同行的電話響了，是對方打來的，說他們願意聊聊。

那個時候我明白，只要保持真誠和善良，採訪就總是有可能的。

直立著，崇仰著

“我弟弟有個案子，希望您能關注下”“我被公司提前退休，您能不能報道下？”“有個當事人在直播間打賞，被騙了20幾萬，能不能關注下？”

我會不斷地收到這樣的資訊，接到這樣的電話。

我為被人信任而自感安慰，但我們並不總能幫得上忙，不可避免地要學會拒絕。

儘管有合理的拒絕理由，但每一次的拒絕仍然讓我感到無力。接著，一種拷問就會接踵而至——這麼多的求助無法迴應，那記者的價值在哪裡？這似乎是個普遍的質疑，這兩年我看到很多事件中，罵記者似乎成了一種正確。不能否認這其中有現實背景，但憑此否認記者職業的價值是不恰當的。

因為我體會過這個職業帶給自己和他人的價值與意義。

電視劇《不知道就好的事》聚焦記者的成長之路

今年6月17日下午，郭姐給我發微信：“剛才菏澤市檢察院給我打電話了，抓住人販子了，已經把人交到菏澤市檢察院了，我太高興了，太激動了。”郭姐是我之前報道的一個拐賣案件的當事人，她的經歷像極了電影《盲山》。13歲被拐到山東農村，14歲育有一子，期間自殘自殺都沒成功，後被警方和父親解救時遭到村民阻攔······

幾十年後，她決定報案追究人販子的刑事責任。事件經報道後，山東公安高度重視，3月立案，人販子於6月落網。

郭姐說，等案子結了要來廣州感謝我們，我婉拒了。我說，只要對她過去受的苦有個交代，就是最好的謝意。

8月12日，此前的一個採訪物件李思俠阿姨也發來微信，說想和我聊聊心情。當時，她因舉報石料廠環境汙染反被起訴的案子經過無罪宣判後正在申請國賠。但這個過程讓她又想起了往事，心裡煩躁，想跟我聊聊近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