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儒家，大家首先想起的都是孔子和孟子，然而在當時，卻有一位大宗師在儒家學派中地位比孟子更高，這個人就是荀子，也是著名的秦朝丞相李斯和法家大宗師韓非的老師。
只是隨著時代的發展，荀子的地位卻越來越低，孟子則正好相反，地位越來越高，以至孟子成為了儒家學派中僅次於至聖孔子的存在，號稱“亞聖”，而荀子則逐漸隱入塵煙，不為常人所識。這又是為什麼呢？
荀子
深究起來，其實是
因為荀子的“性惡論”，實際上掘了儒家學說的根。
儒家學說在孔子時代，講究“仁”，所謂仁，主要是上位者對下位者的安撫，以維持良好並且穩固的秩序。也就是說，“仁”更多是單向的，而且是自上而下。就正如孔子所說：
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論語·顏淵》）
孔子的“仁”能夠立足的基礎是當時知識教育實際上還絕大多數為貴族或說上位者（也就是孔子所說的“君子”）所壟斷，普通人由於知識不足，自然也不會有太多想法，只能追隨這些君子，服從其教化。
隨著時代的發展，人們發現，只講究上位者對下位者的道德責任不行，因為隨著知識教化的普及，越來越多有自主意識而且狡黠的下位者會出於自身利益的需求而反叛甚至弒殺上位者，所謂“
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
”（《史記》）。於是孟子響應時代的需求，提出了“義”的概念。相比於孔子的“仁”主要約束上位者，孟子的“義”則是對上位者和下位者雙方共同的約束。這樣才能讓上位者感到略微安全。
這種對上下雙方的約束，最突出地就表現在這句話中：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孟子·離婁下》
臣子如果不能按照君父所給的待遇相應地給予回報，則被視為不義。有了對下位者的義務約束，才算是真正完成了儒家學說的閉環。從完善儒家學說的角度來說，孟子的地位註定會非常之高，而且隨著知識教化的普及會越來越高。
孟子
又隨著時代的發展，競爭越來越激烈，人們發現基於人性善良的假設得出的想象與當前“
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
”（《孟子》）的殘酷現實極為不符，孟子可以用“義”對此進行譴責，卻還是無法制止。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懷疑，是否人性本惡，才會造成如此人間地獄。在這種背景下，荀子也就順理成章地推出了“人性本惡”的主張。
終於秦始皇統一天下，形勢發生了徹底的變化，此時上位者（主要是天子或說皇帝）最大的需求不再是兼併詭詐攻伐，而是如何守住天下。要守住天下，就要斷絕臣子的非分念想。如果國君能力夠強，那麼臣子自然不敢多想，但如果國君年少懵懂甚至昏庸闇劣如晉惠帝（“
何不食肉糜
”），那麼怎麼保證天下有才能之人不生輕視甚至覬覦之心呢？
這個問題不僅是荀子一脈包括其兩個傑出弟子李斯、韓非法家一派的根本性問題，甚至是整個中國古代所有歷史王朝最大的死結，幼主弱主當國導致衰敗甚至滅亡的故事不斷迴圈上演。西方古代社會因為依靠宗教、講究“君權神授”靠血統維持所以相對穩固，這也是為什麼西方講究絕對的血統純淨的原因所在。而中國古代社會則因為缺乏高於治權的神權在治權衰弱之時予以保障而時常在治權衰弱之時表現出脆弱性。
法家之所以只能是陰面而非陽面（陽面為儒），根本原因也就在此。法家天天講法術勢，但這一切都只有在國君能力夠強、足夠明智的情況下才有可能，如果國君本身年少無知或者弱智，甚至可能是像秦始皇那樣本身非常強勢也非常明智但還是沒有足夠明智到全知全能，因而也就忽視了一些重大問題，然而正是這些問題導致了秦始皇駕崩之後天下秩序迅速崩潰，那麼法家的這一套體系就會從中心開始崩塌，而且幼主弱主當國的情況在封建世襲制下幾乎不可避免（連最後一個封建王朝——已經進入近代、接觸近代社會的清朝滅亡也都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為連續幾代幼主弱主當國）。
韓非子
孔孟講仁義，至少還對下位者有所約束，使其能夠對心中之惡加上一些道德枷鎖，而荀子講“性惡”，那麼篡弒就幾乎是必然的，因為不僅符合利益，而且符合本性，下位者也就連一絲愧疚都不必有，直接扯下道德偽裝進行篡弒即可。如此則完全破壞了等級秩序的穩定性，而秩序，實際上就是儒家學說的根本，也就是“克己復禮”的“禮”。
儒家學說本來是因為極力維護等級尊卑秩序的穩定性才會被天子所採用（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但現在如果講“性惡論”，卻反而會造成上位者的權威地位更加不穩定，整個秩序也就更加脆弱，因此，“性惡論”相當於直接掘了儒家學說的根。
這是從現實政治需求方面來講，從學理本身的角度來講，“性惡論”其實同樣存在根本漏洞。
儒家所講究的“仁”和“義”其實都是一種美化之後的道德理想模型，它們立足的基礎就是人性的善良。而荀子則破天荒地提出“人性本惡”（“
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
”），那麼“仁”也好，“義”也好，都不再是人先天自然具有的本性，而是後天的教化或約束所致。如果承認“性惡論”，那麼要維持良好的秩序，就必須要有優秀的教化或嚴厲的律法（這也就是為什麼儒家宗師荀子會教出兩個傑出的法家弟子李斯、韓非的原因）。那麼問題就來了，先天本性人人皆有，後天教化或約束的效果卻人人各異，如果教化或約束不成功呢？
孔子講“唯上智與下愚不移”，也就是說，連孔子也都承認了社會上有不可教化的人物存在。在等級社會的穩定秩序之中，普通人（或“下愚”）教化不成功其實問題不大，正如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中所說，“
愚者雖欲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勝，譬之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
”但如果一個天生的上位者（比如古代的天子之子）教化不成功呢？這時候臣下是否應該承認其權威地位呢？又或者是一個能力很強、智力甚至地位也都很高的人，卻偏偏教化不成功，約束也對其無效（總是能巧妙避開），不具有“仁義”，反而為非作歹卻又被昏庸的上位者欣賞而不斷獲得提拔呢？豈不是兩者都會造成很大的危害？
孔子
因此性惡論在封建世襲社會中本身就隱藏了這兩個大bug，一個是天生的上位者教化不成功（所謂的“下愚”），另一個則是下位者如果同樣教化不成功、約束也無效卻因為主君的昏庸或自身善於偽裝（所謂的“上智”）而被提拔到重要位置怎麼辦。“上智”和“下愚”這兩大bug的存在，就會導致儒家學說所維護的等級尊卑秩序徹底崩壞，這也就是在封建世襲情景下“性惡論”在學理上的根本漏洞。而這種漏洞在知識教化越來越普及因而擁有聰明才智的人越來越多的時代就會顯得越來越突出。這也就是為什麼荀子的地位不斷下降的原因。
由此來看，隨著知識教化的普及，孟子的地位自然就會越來越高，而荀子的地位則會越來越低，直到兩者完全無法相提並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