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
宋神宗趙頊二十歲繼位，正是人生好年華。
據記載，他剛繼位便讓人刮目相看，因發出的第一道詔令居然是大行皇帝的喪事從簡。對此，他的解釋是，仁宗皇帝賓天之時，先帝（因不是仁宗親生）要避嫌，不敢裁減。朕卻沒有這個顧慮，正好繼承先帝遺志，厲行節約。
於是大臣們好評如潮。
而且大家發現宋神宗第一仁慈，體察民情恤孤養老；第二謙恭，克己復禮敬畏輔相；第三簡樸，從不大興土木遊山玩水；第四勤政，總是把國家事務放在首位。
看起來這個皇帝不錯。
但是，
這個皇帝死後的廟號卻是神宗。
按照諡法，神宗的意思是“無法評價”。
為什麼？
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在位期間搞了一場變法，引起軒然大波。
自變法開始，反對的聲音就沒有停止過，而且一浪高過一浪。
變法派和反對派就像兩個輪番上場的戲子，你方唱罷我登場。最後，變法以失敗告終。
這場變法就是千百年來爭議很大的王安石變法。
王安石
王安石字介甫，號半山，臨川人。他從小博覽群書，考中進士。據說，王安石原本排名第一，只是由於仁宗皇帝不喜歡他考卷中的一句話，這才屈居第四。宋神宗於熙寧元年（1068年），召王安石上殿對策，這時的王安石已經48歲，此前他多次懇辭進京為官。次年，王安石被提拔為副宰相。熙寧四年，王安石50歲，以宰相的身份掌握了中央的執政大權，提拔的速度猶如坐了火箭。
熙寧二年，史稱熙寧變法的王安石變法拉開帷幕。王安石的得意之筆和最為人詬病的，首推青苗法。
一年當中，農民最難過是在春天。這時，秋糧已經吃完，夏糧尚未收穫，正是青黃不接，春耕夏耘又時不我待。於是有錢有糧的富戶人家，就在這個時候借錢借糧給農民，約定夏糧秋糧成熟後再加息償還。利息當然是很高的，屬於高利貸。
青苗法的構想即基於此。簡單說，就是由政府代替富戶借錢給農民，相當於國家農業銀行以低於民間的利率發放抵押貸款。按照王安石的想法，農民反正要借錢，借誰的不是借？借政府的，安全可靠，利息還低，何樂不為？
經費也不成問題，因為國家在各地都有常平倉和廣惠倉。常平倉，是政府拿出錢在豐年谷賤的時候平價收購糧食，儲存於官方糧庫，等到災年米貴時，再平價賣給百姓。這樣能防止富戶奸商囤積居奇投機倒把，做到物價常平。廣惠倉，則是將無主土地由官府僱人耕種，所得田租專款專用，救濟境內的老弱病殘和災民難民。
王安石的方案，就是將常平倉和廣惠倉的錢，用來做農業銀行抵押貸款的本金。反正兩倉每年都必須賣出陳谷，選在青黃不接糧價飛漲之時出售還可以平抑物價，豈非一舉兩得？
總之，青苗貸款利息較低，農民負擔得起；所賣原本庫中陳糧，國家負擔不重。何況官府借出餘糧，可解農民燃眉之急；秋後收回利息，可增王朝國庫之資。怎麼看於公於私都是好事。
除了青苗法，還有免疫法、市易法、均輸法、保甲法等等。
但這些新政，一經施行便阻力不斷，反對派可謂群起而攻之。
熙寧二年五月，御史中丞呂誨彈劾王安石，八月侍御史知雜事、侍御史和監察御史裡行劉述、劉琦和錢顗三人聯名彈劾王安石，同知諫院範純仁發表公開信彈劾王安石，翰林學士司馬光彈劾王安石，十二月呂公著攻擊變法機構制置三司條例司，蘇軾上七千言書……
熙寧三年與熙寧二年一樣驚心動魄，參政知事趙抃、司馬光、監察御史裡行張戩、林學士、知通進銀臺司範鎮、御史中丞楊繪和監察御史裡行劉摯皆因反對變法遭貶謫……
拗相公王安石
新法推行過程中，王安石就像一個擁有小宇宙的無敵聖鬥士，
毫不留情地一個一個肅清了變法路上的一切障礙。而他也正是那種為了主義和主張可以放棄一切的人，包括生活情趣和個人享受，當然，也包括親朋好友。只是他不知道，在失掉一個又一個朋友、同事、甚至學生的時候，失敗的種子也悄悄埋下。
熙寧五年，朝中對王安石已是怨氣沖天
。積怨總是要爆發的，只看什麼時間，什麼方式。
熙寧六年，身為監察御史裡行，且支援新法的蔡確突然站了出來，彈劾宣德門騎馬事件中討好王安石的開封府，讓王安石不得不吞了一口惡氣。
究竟蔡確為什麼彈劾開封府，動機不好確定，但沒有疑問的，是王安石的不得人心。甚至當宋神宗就此事詢問宦官們意見時，宦官們一致跪地流淚要求宋神宗罷免王安石。
不難看出，王安石已經幾乎把所有人都得罪完了，就連同一戰壕中人也開始離心離德。
熙寧七年，王安石的學生，安上門監鄭俠獻流民圖請廢新法。
之所以
一根小小的稻草能夠壓死駱駝，並不是稻草有多重，而是駱駝早已負載太多。
鄭俠雖不是最後一根稻草，但駱駝的倒下，似乎已成定局。
這一年，王安石終於被貶為江寧知府，離開了相位。儘管這不是最後的結局，他本人也在十個月後官復原職，但顯然已經風光不再，與宋神宗關係也大不同於前，以至於在一年多後再次被貶到江寧，永遠離開了政治中心。而失去了這個主心骨，改革其實已難進行。
近千年來，
王安石是一個頗有爭議的人物，他和他的新法一直遭人詬病，人們把他當作歷史上最大的奸臣，認為他的新法“禍國殃民”，北宋滅亡的責任也要讓他承擔，《宋史》對他全盤否定。
王安石下臺後，
司馬光對王安石新法全面反攻倒算，凡是王安石主張的他就推翻，凡是王安石廢除的他就恢復。
如果說王安石是寧可得罪所有親朋好友，也要將變法進行到底，那麼，司馬光就是拼了命來唱反調，累得吐血也要把那些新法都推翻了。
而梁啟超卻一改近千年來的否定而為肯定，高度稱讚王安石變法“
實國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譽之社會革命”
，他把青苗法和市易法看作近代“文明國家”的銀行，把募役法視作“與今世各文明國收所得稅之法正同”；並以為保甲法“與今世所謂警察者正相類”。在他眼裡，
“今世歐洲諸國，其所設施，往往與荊公不謀同符”。
他還將王安石視為千古一人，感嘆“悠悠千祀，間生偉人”， “而國民所當買絲以繡，鑄金以祀也”。
在他看來，王安石無人能比，如果在堯、舜、禹之後尋求一個完美之人，那麼只有一位王安石可以勝任。
梁啟超
解決爭議的關鍵問題在於，新法究竟是不是良法，是不是醫治宋朝積弱沉痾的“良方”？
但這個問題，猶如之前我們所看到的爭議一樣，無法得出結果。
梁啟超認為，從挽救當時的形勢考慮，新法的利還是大於弊的。而易中天說，王安石變法直接或間接導致了徽宗的亂政和亡國。
也許本身就不僅是對與錯的問題，而是在對與錯之外，還有其他的答案。
不管怎麼說，可以肯定的是，
王安石是改革家，他創立新法，沒有一絲一毫是為個人謀利益，沒有一個不是以國家得到利益、百姓得到幸福為前提。
王安石去世後，司馬光寫信給呂公著：介甫道德和文章都有過人之處，只是性格有點問題。如今仙逝，朝廷又在撥亂反正，那些無恥之徒必定趁機詆譭。因此，拜託仁兄奏請天子對介甫優加厚禮，以彰節義，以正世風。
蘇軾則認為王安石：名高一時，學貫千載；智足以達其道，辯足以行其言；瑰瑋之文足以藻飾萬物，卓絕之行足以風動四方；用能於期歲之間，靡然變天下之俗。
對於王安石及其新法是非對錯，歷史雖無答案，人心卻自有天平。
參考：梁啟超《王安石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