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秦漢第一帝國，轉變為隋唐第二帝國，其中有幾個關鍵環節。
01
前文說過，在中國古代史中，先後有秦漢、隋唐、明清這三個帝國，也稱之為第一、第二、第三中華帝國。如此劃分，並不是簡單地根據時間先後的排列，而是意在顯示中國歷史的發展線索。
有些人認為，中國古代史沒什麼價值可言，無非是一部無聊的王朝迴圈史——二十四姓家史。這種看法可謂譁眾取寵的典型。實際上，中國古代史包含著內容豐富的制度演進。圍繞著如何組織、管理社會，中國古人進行了大量試錯和改進。三個帝國，在這方面尤其突出。每一個帝國的興衰，都包含著大量的制度知識。
第一帝國的核心問題是如何壓制社會中的豪強勢力。這個問題最終是透過社會大動盪、大清盤來解決的。透過殘酷的肉體消滅，根深蒂固、盤根錯節的豪強勢力，被連根拔起、徹底剷除。
雖然代價高昂，甚至慘重，但困擾第一中華帝國的豪強問題總算是解決了。當然，這麼重大的歷史轉向，不可能一蹴而就，還有不少的“收官”要做。而正是在這種“收官”中，第二中華帝國涅槃而生、華麗登場了。
今天，就來說說這個“收官”過程中的一些關鍵環節。其中的主角是北魏。
02
在北方，因為在淝水之戰中被東晉打敗，前秦不久就七零八落地瓦解了。一度被前秦統一的北方，又陷入亂七八糟的狀態。下一個統一北方的王朝是鮮卑人拓跋氏建立的北魏。北魏這個王朝，在中國歷史上特別重要，起著承前啟後的作用。第二中華帝國的很多要素，正是在北魏孕育發展而成的。
關於北魏，有很多又有趣又有意義的內容。篇幅所限，這裡只重點說說在解決豪強問題上北魏的所作所為。
其實，在解決豪強這個問題上，北魏既往前走了，又大踏步後退了，而正是在這種一言難盡的過程中，隋唐帝國才得以崛起。
先說說往前走的部分。
魏晉戰亂時，大部分“衣冠”逃到南方，但也有少部分世家大族留在北方。這些留在北方的“衣冠”，雖然成了北朝的人，甚至做了北朝的官，可一心向往“正統”的南朝，也很羨慕世家大族在南朝的優越地位。他們很想在北方恢復世家大族往日的輝煌。
這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北魏的崔宏-崔浩父子。他們所屬的清河崔氏是赫赫有名的世家大族之一。
鮮卑人的起點不高，無論是在文化上，還是在治理國家上，都沒多少知識。所以，北魏皇帝很重用崔宏-崔浩父子這樣的名流。名流們也就藉機用各種方法在北方恢復世家大族的勢力。尤其到了崔浩這一代，仗著自己是老臣，對年輕的北魏皇帝不太恭敬——其實是看不起遊牧民族的整個文化。終於，崔浩和鮮卑貴族的矛盾激化，被北魏皇帝下令處死，同時，和崔家有聯姻關係的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等等，一起被滅了族。
這次大“滅族”，是對北方漢人豪強的毀滅性打擊。北方所剩不多的世家大族，更加奄奄一息。這算是北魏在解決豪強問題上的“往前走”。
可是，這個“往前走”並沒有走到底。那個著名的孝文帝拓跋宏出場了。孝文帝雖然是個百分百的鮮卑人，但在撫養他長大的馮太后影響下，對漢文化非常仰慕，所以後來才力排眾議，遷都洛陽，並且強力推行漢化改革。
03
仰慕漢文化，強力推行漢化改革，這都很好，實現了民族大融合。問題在於，在孝文帝的“仰慕”中，也包括對漢人門閥制度的仰慕，覺得這太高大上了，真好，要在鮮卑人這邊也搞這一套。
孝文帝先從姓氏入手。鮮卑人有一百多個姓氏，都被孝文帝改成了漢字，大部分是單姓，少數雙姓。拓跋改成“元”，此外還有九個“高階姓”，包括胡、周、長孫、奚、伊、丘、亥、叔孫、車。這十個姓，是北魏國家最高階的姓。看，這就是建立新門閥嘛。
重建了最頂級的門閥，還不夠，孝文帝要全面恢復門閥制度，於是專門設立機構評定頂級以下的各級門閥，包括鮮卑人和漢人。范陽盧氏、清河崔氏、滎陽鄭氏、太原王氏這些已經奄奄一息的漢人士族，又被重新推舉出來。至於鮮卑人，被評定為門閥的，就更多了。
孝文帝如此熱衷重建門閥，可把那些漢族士人樂壞了。崔浩等漢人念念不忘但沒辦成的事情，居然被拓跋宏這個鮮卑人給辦了。真是大快人心啊。
讀者可能以為，孝文帝這麼一折騰，魏晉以來北方全面走下坡路的豪族世家，就會全面復興了。本來基本解決的豪強問題，又“一夜回到解放前”了。
根本不是。
經過魏晉以來五胡亂華，和北魏前期對世家大族的殘酷屠殺，在北方，世家大族就算沒有徹底滅絕，也在事實上退出歷史舞臺了。流水落花春去也，門閥制度已成殭屍，再怎麼人工呼吸，也救不活了。
孝文帝在評定新門閥時，主要根據的是家族中是否有人擔任過北魏的高官。而且，門閥評定一定要經過皇帝批准。這等於是人為扶植起了一批皇權下的新貴。這可不是東漢以來那些源遠流長、不受皇權制約、獨立性很強的老世家大族的真正復活。
所以，雖然孝文帝熱衷於門閥和“血統論”，但他實際上做的，卻是在做“假古董”“山寨門閥”。在北魏，門閥制度形還在，神已散。所謂的北朝新貴，都是粗俗的暴發戶——New money。
所以，北魏對門閥制度，雖然表面上先抑後揚，好像最終還是大退步，實際上卻是在為第二中華帝國徹底剷除世家豪強奠定基礎。
04
這種奠定基礎，更重要的是在土地制度和基層政治體系建設上。
現在，南方的宗族勢力要遠遠強於北方。但在魏晉時期，正好相反。北方的宗族勢力遠遠強於南方。原因很簡單，魏晉以來，北方陷入長期戰亂。在亂世中，國家不可靠，人們能依靠的，只有宗族。以血緣為基礎的宗族力量成為人們安身立命須臾不可離的條件。
當時的北方，各地遍佈大小宗族建立的塢壁，估計和和後來福建等地的土樓差不多。同一個宗族的人，集中居住在一起，建成類似城堡的守衛工程。
和宗族、塢壁相應的基層制度是宗主制。應該和歐洲的封建領主差不多，以塢壁為核心，控制周圍的土地，獨立性很強，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戰亂時期，國家衰弱，類似的東西一定會出現，並做大。
如果長期這樣下去，宗主制會產生出新的豪強權貴——東漢後期就是這樣。這和孝文帝人為評定出來的新門閥，可不是同一回事。土生土長的豪強，對皇權的獨立性很強。
針對這種宗主制，北魏推行了均田令。這是中國歷史上首次由國家大規模推行均田令，也開創了後世多次實行均田令的先河。關於均田令的詳細內容，這裡就不展開來說了，概括起來就是一句話“由官府按人頭分配土地”。你要是願意說成“耕者有其田”，也差不多。
和後世的土改一樣，土地制度的變革，要想真正有效，不能單獨實施，必須有基層治理變革作為配套。在北魏，那就是“三長制”，在社會基層設立黨長、里長和鄰長。五家定一鄰長，五鄰定一里長，五里定一黨長。一級管一級。三長的主要職責，就是給朝廷統計人口、土地數量，收賦稅。
基層治理有了“三長制”，土地上則實行了均田令，地方上的宗主、塢壁也就被釜底抽薪了。北魏國家有了直達基層的治理和稅收體系。中國從此走上了和歐洲封建領主-貴族制完全不同的發展道路。強國家、豪強被抑制，以自耕農為政治基礎，成為中國國家的主要特點。看，北魏這個朝代的歷史作用很重大吧。
我們甚至可以說，新中國的土地改革加人民公社，實際上有著源遠流長的歷史脈絡。只有國家直接控制和分配土地，並建立起強有力的基層組織，才能真正壓制住地方上的豪強勢力，才能完成國家的整合。
當北魏完成了這些重要的工作以後，即使孝文帝想要重建門閥，即使地方上還有大大小小的豪族勢力，但通往第二中華帝國的道路已經基本打通。
不過，在這條道路上，接下來還有一些有趣的事情要發生。如果沒有這些有趣的事情，就不會有氣象雄渾的隋唐帝國。
關於這個，下一篇文章接著說吧。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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