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木/文
直到朋友們整理胡晶晶遺物才發現，原來她一直在服用抗抑鬱的藥。
在電視劇《我在他鄉挺好的》中，朋友的疑惑也是許多觀眾的疑惑，為什麼平日裡看著樂樂呵呵且十分開朗的胡晶晶，會患上抑鬱症？
黑狗
前些年，曾經在《死亡詩社》中扮演老師的羅賓·威廉姆斯身患抑鬱症（他於2014年自殺身亡）；美國著名的喜劇演員金·凱瑞也曾在接受採訪時坦露自己身患抑鬱症……而無論是威廉姆斯還是金·凱瑞，他們的主要工作都是喜劇。為什麼？看起來快樂活潑的人會患上抑鬱症。
這一疑惑，反映了關於抑鬱症的普遍迷思，即抑鬱症在許多人的理解中就是暫時心情不好，過了這一階段心情好些了，問題自然就會解決。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抑鬱症並未被普羅大眾接受為一種疾病，當許多人得知它屬於精神障礙時，又會隨之產生新的汙名。正是這一兩難的狀況，導致許多患上抑鬱症的人，不願意對身邊人透露自己的狀況，就如胡晶晶一樣，還會裝出一副開心活潑的模樣，以掩蓋自己被抑鬱折磨的痛苦。
根據臨床觀察，抑鬱症的典型表現之一，便是持久的心情低落和興趣減退。因此它並不像其他疾病，有著明顯的生理或精神“反常”表現。遭受抑鬱困擾多年的丘吉爾在其回憶錄中，把抑鬱症比喻成一隻和自己形影不離的“黑狗”。隨著人們對抑鬱症瞭解的增加，我們才發現這隻黑狗已經入侵了許多人的生活。
根據權威醫學雜誌《自然》收集的資料，全球有3。5億多抑鬱症患者，每天有3000多人因為重度抑鬱症而自殺，這種病症已經成為全球疾病負擔之首；可是，由於社會大眾對抑鬱症缺乏認知，抑鬱症患者的就診率非常低，大約只有25%的人能獲得有效治療……更多的患者，會獨自待在那座黑狗相伴的島上，其中許多人選擇自殺來擺脫這一漫無邊際的痛苦。
抑鬱症在現代社會的頻發，一方面與醫學和精神病學對它的診斷有關，另一方面也和社會有著密切聯絡。在很大程度上，抑鬱症是一種與外部因素聯絡最密切的疾病。在英國兩位精神病學教授瑪麗·簡·塔基和簡·斯科特合作的《抑鬱症》中，便梳理了西方歷史中對抑鬱症的認知和正名過程。
在希波克拉底時代，他認為這症狀是“黑膽汁”，即體液失衡所致；而亞里士多德也提出過類似的體液觀點；直到托馬斯·威利斯才第一次以化學理論來解釋這種情緒低落和憂鬱。在這些醫生尋找著抑鬱症的生理性病因同時，許多研究者也發現這一疾病和外部社會因素之間的關聯。
暴力轉向自身
弗洛伊德在1917年所寫的其一篇名為《哀悼與憂鬱》（mourning and melancholia）的文章，討論了哀悼和憂鬱的差異，為我們理解現代抑鬱症提供了一個有用的視角，弗氏指出：哀悼是透過對喪失物件一系列行為或儀式而完成的接受過程，即對於失去的或死去的人（可能只是象徵性的），我們透過哀悼這一形式來紀念和追憶，由此使得失去的物件不再困擾我們；而憂鬱，則是這一過程的失敗，即未能透過合適的哀悼過程擺脫困擾，結果導致我們無法接受物件的失去，或是完全不知道自己失去了什麼。最終，這一原本投向他者的怨憤轉入自身，導致自我的喪失。
“在哀悼中，是世界變得貧困和空虛；在憂鬱症中，變得貧困和空虛的則是自我本身”。
弗洛伊德關於憂鬱在個體與外部互動的觀察，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理解抑鬱症的重要角度。當下，城市生活中的許多年輕人，正漸漸成為抑鬱症的高發群體，導致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來自於現代社會生活的結構性變化。
這種結構性變化是指什麼呢？韓裔德國哲學家韓炳哲在其《暴力拓撲學》中，給出了這樣的論斷：現代社會已經從規訓社會變成了績效社會。在規訓社會中，外部他者是影響和塑造我們的主要力量，與其的鬥爭塑造了現代政治與精神的基本結構；但伴隨著市場經濟以及消費娛樂的興盛，邊界和差異性被抹平，來自外部他者的規訓和挑戰隨之消失，我們開始面對自我。
在韓炳哲看來，這兩種社會中的暴力形式已經有所變化：規訓社會存在著排斥性暴力，即建立在我與他者的差異性之上；而在績效社會，排斥性暴力漸漸隱匿，取而代之的是擴張性的暴力——遷徙過度頻繁、消費過度、交流過度、資訊過剩和生產過剩——一種強勢的同化力量。在沒有他者規訓的世界裡，暴力變得內在化和心理化，只能指向自身。
完美自我
顯然，韓炳哲對績效社會中個體心理結構的討論，受到弗洛伊德關於憂鬱症的影響。在韓炳哲看來，現代績效社會所導致的典型症狀便是抑鬱症。在現代社會的“自由”中，個體被追求“完美自我”的績效催促著，壓迫不是來自外部、來自他人的命令，而是更多來自於自身的追求，從而導致自身筋疲力盡。
這不就是我們當下生活的主流樣式嗎？所謂的“996”和“內卷”，關於工作、關於教育、關於住房……甚至感情的焦慮，處處展現出我們為了追求“美好生活”而不斷加碼績效，無休止地奔波。
《我在他鄉挺好的》勾勒的績效社會中，幾個女主人公為了能夠留在北京、且有一份體面的工作而拼了命地努力——這當然無可厚非——恰恰在這裡韓炳哲提醒我們，這一“自由選擇”所隱藏的危機：追求這些目標所帶來的壓力，不像規訓社會中來自他人的要求，而是我們的心甘情願。在績效的擴張性暴力中，我們是積極主動的參與者，在這自我剝削中，個體既是自己的主人、也是自己的奴隸。正是這種強烈自我剝削和暴力壓迫，常常導致抑鬱。
弗洛伊德觀察到，抑鬱患者往往對自己的評價很低，且大都會出現強烈的自卑傾向。對於自我不完美的焦慮和痛苦，來源於績效社會對“完美自我”的推崇和建構，當心靈從“物件喪失”轉向“自我喪失”，抑鬱症這隻黑狗，會威脅每一個個體。
在2011年由堺雅人和宮崎葵主演的日劇《丈夫得了抑鬱症》中，堺雅人扮演的男主角幹夫，便在平靜且規律的生活中患上了抑鬱症。妻子對辭職在家休養的丈夫說：“如果痛苦，就不要努力了，保持平常心就好”。
實際上，幹夫在工作上的努力，儘管能夠帶來每月的工資以供家庭和生活開銷，但工作本身卻給他帶不來任何快樂和自我滿足，這樣的工作本身就是壓迫。
透過努力創造美好生活，看起來天經地義，當個體將其內化為信念和理想時，“暴力”的種子也就種下了，當我們十分努力卻無法實現美好生活時，挫敗和痛苦便會猛烈襲來。現代績效社會中個體的心理模式，即自我壓迫。
在《丈夫得了抑鬱症》中，幹夫失去的就是對於自我的接受，他覺的自己一旦不工作就沒有價值。如果不是妻子以離婚相威脅，他依舊不願意辭職在家養病。而在這“無所事事”的居家階段，幹夫漸漸獲得了快樂和安慰，開始尋找到自我的意義。
這部劇是對當下績效社會的強烈反叛，我們或許可以得到這樣的啟示：構成個體和人生意義的，並不是各種“完美自我”，看似美好的目標中，包藏著對自己過分的要求和傷害。 “做一個不完美的自己”、“人不努力也是可以的”，這些看似消極的話，也是對抗績效社會壓迫的重要手段，對於正遭受抑鬱症折磨的人來說，擺脫對“完美自我”和追求，或許是離開那隻黑狗的第一步。
笑臉面具
《丈夫得了抑鬱症》之所以感人或被稱作治癒，也與故事中妻子對丈夫的耐心與呵護有關。抑鬱症讓幹夫不想起床，只想一直睡覺，感覺一切都無意義和無趣，充滿了強烈的自殺念頭……這是一個非常灰色且陰鬱的狀態，如果不是妻子的堅持，幹夫很難自己從其中走出來。
在為《抑鬱症》所寫的序言中，中國科學院院士陸林提醒道：抑鬱症患者需要正視自己的疾病，積極尋求專業人士的幫助，全程配合醫生的治療，而不是把自己困在只有自己和黑狗的孤島上”……可是，正如我們看到的諸多抑鬱症患者的自白，他們自己往往很難堅持治療，有人陪伴十分重要。
為什麼看起來活潑開朗的人會患上抑鬱症？或許我們該反思對“快樂”的過分推崇。在眾多情緒譜系中，快樂往往有著積極的意義，而與之相反的一些情緒：如心情低落、憂鬱與悲傷，常常被忽視其積極意義。某種程度上，相比於“快樂”，悲傷與憂鬱提供了心靈狀態更復雜的樣貌。
績效社會的人際關係情態，也潛移默化地加劇了一種現象，我們常常評價某個人“想太多”、“太脆弱”、“玻璃心”，使得他們被貼上標籤和汙名化，導致抑鬱症患者或潛在患者，有了更深一步的恐懼，害怕被認為“意志力軟弱”或“生活能力差”，從而使得抑鬱被深深地隱藏起來。
績效社會要求人們多呈現笑臉，對同事、對客戶、對路人、也對朋友……這些在日常生活和人際關係裡被賦予了太多積極意義的“笑臉”，也讓許多抑鬱症患者戴上笑臉面具，深深隱藏心靈的重壓，最終導致悲劇。胡晶晶雖然一直在微笑，我們卻很難從這張面具臉上察覺到她的心靈。
所謂“入門各自媚，誰肯相為言”，2012年，一位微博名叫“走飯”的南京女孩因抑鬱症自殺後，她最後一條遺書微博下的評論區，便成了許多網友的樹洞，人們在其下坦露自己遭遇的困難、痛苦和無奈，由此相濡以沫獲得些許安慰。
抑鬱症，像一面鏡子般照射著績效社會、照射著處於其中的每個人。當一切都變的相似且不斷重複的時候，瑣碎、膚淺、無聊和無趣成為生活的主流。在這樣的“群時代”，個體該如何自處，如何消解“完美自我”的迷惘與缺失。
那隻黑狗虎視眈眈，我們卻往往視而不見，依舊無知無覺地耗盡自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