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劉哲 文章來源：劉哲說法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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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會以偏狹的、落後的觀念來看待他人和新生事物，這是人的偏見。
而司法機關如果抱著狹隘的、保守的觀念來辦案案件，那就是司法的偏見。
而偏見是一方面是思想跟不上時代，另一方面是自以為正確的，完全不能動搖和溝通的傲慢，一種自以為是。
因此傲慢和偏見往往如影隨形。這個可以舉出很多例子。
1.外地人就得捕
比構罪即捕更為根深蒂固的是外地人就得捕。
這主要是對流動人的恐懼，總有一種先入為主的觀念，犯罪主要是外地人進行的。而且外地人在本市沒有戶籍，沒有固定的職業和住房，因此不能保障其到案，一放就跑了。實踐中，確實有一些嫌疑人一旦取保之後就以為沒事了，就回到原籍就不回來的。
但其實本市戶籍，也有一取保就會跑到外地的呢。根本無法因為戶籍而確定其是否逃跑。
事實上，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流動人口比例在大中城市不斷提高，北京非本市戶籍的常住人口占到38%，上海則佔到42%，也就是將盡一般的人口是外地人。
事實上，從人口統計上來說普查時點實際居住在本市的、離開戶籍登記地滿半年及以上外省市戶籍人口，就算本市的常住人口。
注意，這就要常住人口。簡單使用外地人已經不準確，因為其雖然戶籍沒有遷入進來，但其人長期在本市生活，甚至家庭就按在本市，有些已經買了住房，有些雖然由於購房限制尚未買房，但也是居住了很多年，有穩定的工作和收入來源，在本市有穩定的社會關係。
而這些不應簡單以沒有戶籍就完全抹殺。
簡單的以戶籍劃分本地人和外地人，進而判斷是否符合逮捕條件的，是以傳統的、固化的社會管理模式開看待現在開放的、流動性的社會管理模式，那必然是一種偏見，不符合社會的發展趨勢，也不符合法治文明的發展趨勢。
實際上，實質性的把握其社會關係的穩定性，住所、職業的穩定穩定性，才是真正符合少捕慎訴慎押的精神，也符合現代社會開放文明包容的本質，那就是動態治理，而不是靜態治理，是柔性治理，而不是機械治理。
2.流動人口是不穩定因素
外地人都要捕的深層次心理還在於對人口流動的恐慌，害怕不好管理，動起來就增加了風險。
但是不動起來哪有活力啊？
市場經濟的根本特徵就在於資源的動態配置，其中勞動力就是重要的生產要素。
這也是這幾年在很多城市都是出臺多種措施吸納人才，很多城市只要本科學歷就能落戶，因為在出生率下降，人力資本越來越稀缺的時代，人才是最最寶貴的資源。當然並不是所有城市都認識到這個問題。
也不是所有司法官都認識到這個問題。
我們有時候只是看到了流動人口帶來的犯罪和負面因素，忽視了流動人口帶來的創造性、創業機會和就業機會，這些其實與所帶來的犯罪呈一定的正相關關係。
比如人多了好的機會多了，騙的機會多了，偷的機會也多了，人多了發生衝突的可能就會增加，故意傷害、尋釁滋事的可能性就會增加，駕駛人員和車輛增加，危險駕駛的比例就必然相應的提高。
這是如影隨形的，你不可能只要好的，不要不好的，即使你提高學歷門檻也一樣。這是一種犯罪飽和理論，需要城市進行綜合性治理，而不是簡單減少人口就能解決的。
如果過大力度的減少人口，那麼在減少犯罪發生的同時，還可能會降低城市的效率，提高城市執行的成本，最後算起來也未必是划算的。
一些大城市的司法機關很繁忙，案子很多，好像犯罪在高發，但還是無法阻擋外來人口聚集的腳步，這說明這個城市有活力，這個活力必須容忍一些負面效應，不能進行因噎廢食的治理。
如果你完全排斥外來人口，最終會使整個城市的經濟凋零，我們想象那些人口淨流出的城市，他們是沒有什麼外來人口，犯罪也相應少了，但是有人會願意去麼？
3.被害人都是有理的
很多被害人會經常說一句“誰讓我被騙了？”“誰讓我被盜了？”意思就是我是被害人，你就得管我。
有些司法官也被他們虎住了，也不敢說話。
被害人的合理權利是要維護，但並不意味著被害人所有行為都是對的。
首先，被害人因為受到犯罪的侵害，是嫌疑人侵犯了他們的利益，而不是國家侵犯了他們的利益。
因此是嫌疑人對其負有賠償義務，不是國家對其負有賠償義務。特殊困難的情況下，可以為其申請司法救助。但這並不是意味著，對於所有案件的被害人，在嫌疑人無法賠償的情況下，司法機關都需要對其進行賠償。這一點不要搞混淆了。但是努力追贓肯定是必須的，但是很多經濟犯罪的嫌疑人隱匿財產的能力都很強，完全追贓非常難，尤其是涉眾型經濟犯罪，更是難上加難。
其次，並不是主張權利的人就是被害人。
我就見過，一個人把自己的錢借給別人，別人被騙了之後，他跑到司法機關主張權利，非要把他當作被害人。事實上，他只是被害人的債權人，他沒有被騙，是他的朋友被騙了。案件本身跟他沒有直接的聯絡，他完全可以向其朋友主張債權，這是完全有法律保障的，但他向司法機關主張權利並沒有任何法律保障。還有的被害人不出面，被害人的親友出面，有些甚至岳父岳母出面主張權利。對於這些主張人應該要客氣的，但是要把錢直接賠償給他們就麻煩了，這個也是要注意的。
再次，不要以為傷的重的人就是被害人。
有些就是既害人，只是倒打一耙。原來正當防衛條款用不起來，很多時候是結果來論本害人，這顯然是不公平的，也不是不講道理的。還是要把案件的起因搞清楚，用事實證據說話，結果只是一個方面，最重要的是過程。透過證據還原真相之後，那就該誰是被害人誰就是被害人，與傷的輕重並沒有直接的關係。
最後，更不是鬧得越厲害得越有理。
很多沒有道理的一方面，有時是被害人一方面，有些是嫌疑人家屬一方，往往透過鬧的方式給司法機關施加壓力，比如逼著向更高階的機關反映情況，堵大門，圍堵司法人員，甚至傷害、殺害司法人員的方式來讓司法機關向其壓力屈服，為了避免矛盾升級，平息輿情，從而遷就其不合理的訴求。這其實是干擾獨立行使司法權的行為，一旦遷就不僅影響個案的公正性，而且容易形成危險的先例，從而鼓勵這種施壓比賽。當然必須承認，有些情況的反映是確實有道理的，但我們評價是否有道理必須根據事實和證據，而不能根據反映的激烈程度來判斷。
時代在發展，司法必須跟上腳步，以老眼光看人，以老方法辦事是無法適應公眾對司法的新需求的。
所謂扭轉司法的偏見，就是放下司法的傲慢，以虛懷若谷的姿態，以海納百川的心胸，來擁抱變化和發展，以供給側結構調整的方式來滿足人民群眾這一輪的司法消費升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