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1593年，50歲的陳振龍頗為艱辛地把“朱薯”藤條帶入家鄉福建時，他一定不知道，小小一根藤條將會在塑造“老大帝國”的過程中，充當至關重要的角色。
當1593年，50歲的陳振龍頗為艱辛地把“朱薯”藤條帶入家鄉福建時，他一定不知道，小小一根藤條將會在塑造“老大帝國”的過程中，充當至關重要的角色。
萬曆六年（1578年），當張居正以福建為試點，清丈田畝、登記戶籍、推行一條鞭法時，來自這個南方省份的訊息讓他“驚詫莫名”、“悲意頓生”：洪武二十六年全國性人口普查時，福建已有81萬5千餘戶、391萬6千餘口；近二百年“生齒漸繁”之後，這個省份的在冊臣民，僅僅剩餘了51萬5千餘戶、173萬8 千餘口。短短几代人時間，戶口銳減了接近六成。
戶口的急劇萎縮，固然出於民間的隱匿瞞報，也折射了這個省份的尷尬境況。令人驚訝的是，又二百餘年後，清道光十四年（西元1834年），福建依舊災荒不斷、瀕臨破產，它的在冊人口卻達到空前的1500餘萬，增長九倍以上。與此同時，全國性戶口也激增七倍左右，達到了驚人的4億900萬。
如此巨大的起伏，遠遠超出了前代經驗。普遍認為，人口激增是那個麻木矇昧、無力自拔的“老大帝國”時代的主要成因之一；而在這一人口曲線的背後，隱藏著許多外來農作物的身影。其中包括番薯。
引種
番薯的引入中國，源於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這一年春天，在呂宋島，當一種叫“朱薯”的農作物進入陳振龍的視野時，他定然會回望四千裡水路之外，家鄉福建那漫山遍野的紅土地。
這一年，陳振龍50歲。他出生於福州府長樂縣的一箇中產家庭，年輕時考取過秀才功名。然而，在他生長的年月，一方面是科舉艱難、“仕途壅塞”，另一方面，經商風潮瀰漫於東南諸省，“中產子弟，什五遊食在外”。不知道什麼時候，陳振龍也開始了他的商人生涯，“往來於閩省、呂宋之間”。
大批閩商前往呂宋，和西班牙人密切相關。在此之前，呂宋僅有華僑“約百五十人”。1571年西班牙船隊征服菲律賓群島後，大量採購生絲、棉布、陶瓷等中國商品。短短二十餘年之內，“閩人以其地近，且饒富，商販者至數萬人”（《明史-呂宋列傳》）。
西班牙人帶來的，不僅有滾滾銀幣，還有原產美洲的一些農作物。史料記載，朱薯進入呂宋，約在1565年。征服諸島後，“紅夷常患糧米不足”，於是大規模推廣種植。到1593年，這種開著淡紫色小花的藤本作物，在呂宋已“被山蔓野”。陳振龍看到，當地土著“隨地掘取”、“以佐穀食”（《金薯傳習錄》）。
朱薯價格極賤，並且極易引種，尺許薯藤便可“隨栽隨活”。然而，將薯藤帶出呂宋，頗費了陳振龍一番周折。《金薯傳習錄》記載：西班牙人“珍其種，不與中國人 ”，他們還在海關層層盤查。賄賂當地土著、“得其藤數尺”後，陳振龍將薯藤絞入汲水繩（另一說“編入藤籃”），混過關卡後，經七晝夜航行返回福州。航船抵達福州的日子，是農曆五月二十一日。幾天後，陳振龍之子陳經綸草擬了一份稟貼，遊說福建巡撫金學曾“行知各屬”、“效法栽種”；與此同時，由於擔心“土性不合”，在紗帽池衚衕住宅一帶，陳氏父子尋“舍傍隙地”，開始“依法栽植”。
四個月以後，朱薯引種成功。經“啟土開掘”，陳氏父子發現，朱薯“子母相連，小者如臂，大者如拳，味同梨棗”。大喜過望之餘，他們給福建巡撫衙門呈上又一份稟貼，宣稱金學曾倘若肯推廣朱薯，將“恩同山海”、“永垂不朽”。對此，金學曾同樣振奮不已，在旌表陳氏父子此行“事屬義舉”之後，他認為朱薯的引種，“ 雖曰人事，實獲天恩”（《金薯傳習錄》）。
當年冬天，來自呂宋的朱薯，被命名為“番薯”。
紅土
對福建生民來說，番薯的成功引種，可謂恰在其時。
引種次年，福建南部遭逢大旱。《漳州府志》記載：“野草無青，禾無收，餓民遍野”。金學曾當機立斷，曉諭閩南各縣廣為栽植。短短几個月之後，番薯大獲豐收，饑民“足果其腹、災不為荒”。
對這個依山傍海的貧瘠省份來說，番薯的種種特性，似乎專為它而生，專為它的禁海時代跨洋而來。
宋元時代，福建曾以通商、貿易、手工業、土特產而富甲天下。然而，進入明代以後，八面來風、萬桅雲集的景象，已經僅僅存在於先人的記憶和傳說，一去不再復返了；自從“禁海令”頒行以來，災荒、饑饉、“產米不敷”、民生蕭條……種種苦難充斥民間，不絕史冊。它丘陵縱橫、紅土處處，只有小片平原和盆地可以種植稻米；它不僅“田狹民稠”，並且土地貧瘠、零碎，“秋收甚薄”。以惠安縣為例，僅隆慶五年（1561年），這個區區萬餘戶口的蕞爾小縣，“須輸入米糧約七萬石”（《惠安縣誌》）。
此外，颱風、暴雨、乾旱、水利不興……所有這一切，註定了這個省份在禁海年月的赤貧破產。而引進番薯後，饑饉漸漸淡出了福建。
它粗生賤養，即使“地屬沙土”也能成活，更不必說丘陵地、紅土帶了；它淺埋土中，風雨不能侵蝕，“兼抗乾旱”；它產量極高，“上地一畝約收萬餘斤，中地約收七八千斤，下地約收五六千斤”……無怪乎，在漳州之後，它迅速蔓延開來，並且成為這個省份此後五百年的民生象徵。
在福建，番薯“初種於漳郡，漸及泉州，漸及莆（田）”。它藤蔓延伸，覆蓋了整個閩南紅土帶。時人的一份筆記記載：“遍地皆種，物多價廉，三餐當飯而食，小民賴之”。隨即，它的觸角又延伸進閩東、澎湖和臺灣。當鄭成功船隊為颱風所困、下令在澎湖籌糧時，糧官楊英告訴他，當地“唯有番薯”（楊英，《先王實錄》）。臺灣的種植也異常普遍。此後，康熙初年，浙江溫州、廣東潮汕種植番薯的記載，也開始漸漸出現。不過兩代人的時間，它已經成為東南紅土帶“民生賴以食”、“旱潦兇歉賴以生”的主要食物了。
在江南的推廣，卻一波三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