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學是如何改變宋代社會價值觀的？理學的現實作用是改變的根本

理學起源於北宋時期，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學說，理學對中國歷史的影響是巨大的。到了現代，理學依然在人們的思維方式，和道德層面有著很大的影響力。《宋史》中有這樣的一道記載：“道學盛於宋，宋弗究於用，甚至有厲禁焉。後之時君世主，欲復天德王道之治，必來此取法矣”。這幾句話說明，“理學”（道學）的作用，在宋代並未得到充分發揮，甚至還受到壓制。但它在當時的作用，仍不可輕視。

理學泰斗們

一、創新並確立儒學正統地位

自從唐代“安史之亂”以後，儒家學說的地位一落千丈，在五代時期，每況愈下。到宋代，經過許多學人特別是理學家們的巨大努力，所以才得以重新振興。可以說，這是自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是儒學從理論到實踐的真正迴歸與變新。

理學在宋代官方的地位，很長一段時間並不顯赫。相反，很多時候是被壓制打擊的。但是，這並沒有影響它不斷髮展完善、逐步佔據主導的程序。宋初“三先生”中，孫復、胡瑗都是布衣，石介又因個人性格、政治見解與權貴不和而受到壓抑，幸運是是他們都以奉儒講學為業，而且都曾任教於太學，這對於振興儒學、端正世風有很大的裨益。

胡瑗為理學發展做出的貢獻：

尤其是胡瑗在為學校建章立制方面所做的工作，更是功德無量的事情。關於胡瑗的貢獻，他的學生劉彝曾經就“胡瑗文章與王安石孰優”的提問，回答過神宗皇帝：

“胡瑗以道徳仁義教東南諸生時，王安石方在場屋修進士業。臣聞聖人之道，有體、有用、有文。君臣父子仁義禮樂，歷世不可變者，其體也；詩書史傳子集，垂法後世者，文也；舉而措之天下，能潤澤其民，歸於皇極者，其用也。……上悅。”（見於朱熹《宋名臣言行錄》）

這段君臣對話的時間是熙寧二年（1069），此時的朝野，遍佈胡瑗的學生，已經成為端正世風、傳播儒學、教化萬民的主力軍。胡瑗為日後新儒學（理學）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群眾基礎。

理學大家周敦頤

周敦頤和“二程”對理學的貢獻：

周敦頤和“二程”，都經歷了王安石主持的“熙寧變法”。在這期間王安石除了在大力推行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的制度變革，還在學術思想上提倡“經世致用”之學，這與理學家（包括正統保守人士）形成激烈矛盾衝突，“二程”等理學家在政治上受到了壓制。

不過，從某種意義上講，這反而促進了理學的發展。因為，一方面“二程”等人賦閒於家，可以專心致志地授徒講學、從事理學理論構建；另一方面，他們這種境遇及堅守品格的操守，增加了人們的同情與崇敬。所以，周敦頤與“二程”成為北宋理學最重要的代表人物，理學在他們手中已經深入人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規範著人們的思想與行為。

朱熹

朱熹對理學發展做出的巨大貢獻：

南宋的朱熹，在承接創制“理學”過程中的壓力也很大。同為著名理學家的陸九淵，用“心學”抑制朱熹的“性理之學”；“事功派”的陳亮，則以“經世致用”、“義利雙行”與之相抗。朱熹與陸、陳二人多次見面論辯、書信往還，但未能說服對方。除此之外，在韓侂冑當權期間，竟然視朱熹的理學為“偽學”，予以嚴厲打擊：

“何澹為中司，首論專門之學，文詐沽名，乞辨真偽。……從遊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丘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遊市肆，以自別其非黨。”就這樣，由“偽學”變為“偽黨”、“逆黨”、“死黨”，以至於“乞斬”朱熹。形勢之險惡可見一斑。然而，朱熹卻“日與諸生講學不休，或勸以謝遣生徒者，笑而不答”（見於《宋史》《朱熹傳》）

上述可見，朱熹表現出一位真正“衛道者”的堅強信念。好在這種局面持續時間並不長，到了理宗當政時代，對理學給予了全面的肯定。這種肯定甚至體現在理宗死後的諡號上

：“理宗未祔，議諡朝堂。或擬曰景、曰淳、曰成、曰允、最後曰禮。議既定矣，或謂與亡金偽諡同，且古有婦人號禮宗者，遂擬曰‘理’。蓋以聖性崇尚理學，而天下道理最大，於是人無間言。”

至此，理學由北宋周、程以來事實上的社會主導學說，成為名副其實的官方哲學。理學的官方正統地位，此後再也沒有受到真正的威脅，直到中國封建社會的終結。

古代文士圖

二、塑造文士形象

文士的地位與形象，自唐代“安史之亂”後，開始大幅度滑落。韓愈所作的《師說》、《進學解》等文，正是文士生存狀況不佳的寫照。到了晚唐五代，動亂的浩劫到了極致，黃巢起義軍到達長安，使得：“內庫燒為錦繡灰，天街踏盡公卿骨。”朱溫因為與手下文士意見相左，便殺死著名文士、投屍於河，並且譏諷：“此等自謂清流，宜投諸河，永為濁流”，在消滅文士生命的同時，更表現出對文士階層的蔑視。

宋之初對文士的重視：

趙宋立國之初，痛切反思了前代的致命失誤，深知要想達到長治久安，必須重用文士，以加強教化、統一思想：“……以《論語》、《孟子》為門，《大學》、《中庸》為準，故其事父則孝，事君則忠，世之所謂道學者也。”就這樣，在趙宋王朝的支援之下，接續與建構儒家思想文化體系、鞏固新生大宋政權的大幕漸次開啟，文士們登上舞臺，開始重塑和展示自己的形象。在這一過程中，理學家發揮了主導與示範作用。

理學對文士形象的重塑：

品德修養，是衡量文士的重要標準。文士的基本品質，體現為固窮苦學：“石守道（石介）學士為舉子時，寓學於南都。其固窮苦學，世無比者。王侍郎聞其勤約，因會客，以盤餐遺之。石謝曰：‘甘脆者，亦某之願也。但日享之則可，若止修一餐，則明日何以繼乎？朝享膏粱，暮厭粗糲，人之常情也。某所以不受賜。’便以食還。王益重之。”

曾被宋太祖請到宮中講學的王昭素：“少篤學不仕，有至行，為鄉里所稱。常聚徒教授以自給，李穆與弟肅及李惲皆常師事焉。鄉人爭訟，不詣官府，多就昭素決之。……昭素每市物，隨所言而還直，未嘗論高下。縣人相告曰：‘王先生市物，無得高取其價也。’治所居室，有椽木積門中，夜有盜者抉門將入，昭素覺之，即自門中潛擲椽於外，盜者慚而去，由是裡中無盜。家有一驢，人多來假，將出，先問僮奴曰：‘外無假驢者乎？’對雲‘無’，然後出。其為純質若此。”（見於《宋史》《王昭素傳》）像這樣以個人品德影響大眾的例子，在宋代文士中數量不少。

著名理學家的個人修養：

相對於普通儒士，著名理學家就更加重視個人修養。舉幾個例子：

周敦頤“人品甚高，胸懷灑落，如光風霽月。廉於取名，而銳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菲於奉身，而燕及煢嫠；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見於《宋史》《周敦頤傳》）

與朱熹為師友之交的蔡元定，在韓侂冑打擊“偽學”時，被貶謫道州：“州縣捕元定甚急，元定聞命，不辭家即就道。…元定賦詩曰：‘執手笑相別，無為兒女悲。’”前往貶所途中，他還不時向討教者講學釋疑。並且“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表現出對信念的執著。（見於《宋史》《蔡元定傳》）

宋代的文人士子，注重以自己的品德修養，為大眾樹立榜樣，真正承擔起了文化使者、社會脊樑之職責。

學識超群，是文士必備的基本素養：

在宋代重文的氛圍中，書讀得多、記得牢、知識豐富的人很多。北宋前期的何涉：“父、祖皆業農，涉始讀書，晝夜刻苦，泛覽博古。上自《六經》、諸子百家，旁及山經、地誌、醫卜之術，無所不學，一過目不復再讀，而終身不忘。人問書傳中事，必指卷第冊頁所在，驗之果然。”但他並非書呆子，考中進士入仕不久，“范仲淹一見奇之”，請他參與應對西夏的軍事籌劃，“時元昊擾邊，軍中經畫，涉預有力”。何涉的人品很好，“長厚有操行，事親至孝，平居未嘗談人過惡。所至多建學館，勸誨諸生，從之遊者甚眾。雖在軍中，亦嘗為諸將講《左氏春秋》，狄青之徒皆橫經以聽”。（見於《宋史》《何涉傳》）

宋末的王應麟，“九歲通《六經》，淳祐元年（1241）舉進士，從王野受學。調西安主簿，民以年少易視之，輸賦後時。應麟白郡守，繩以法，遂立辦。諸校欲為亂，知縣事翁甫倉皇計不知所出，應麟以禮諭服之”。可見，王應麟年雖少而已具施政之才。面對“事舉子業者，沽名譽，得則一切委棄，制度典故漫不省，非國家所望於通儒”的情況。他在中第之後“閉門發憤，誓以博學宏辭科自見，假館閣書讀之。寶祐四年（1256）中是科”。王應麟的著述極多，包括《困學紀聞》、《小學紺珠》、《玉海》等二十餘種。（見於《宋史》《王應麟傳》）

重視學問的宋代文士：

宋代文士不同於唐代的崇尚才情，而是重視學問。所以在理學家（如周敦熙、張載、程頤、朱熹）、文學家（曾鞏、蘇軾、黃庭堅）、政治家（王安石、司馬光）之中，都有許多飽學之士。即便如此，仍難免受人指責。比如歐陽修，身為北宋詩文革新領袖，學問當然很好，但據說曾被劉敞譏諷為：“可惜歐九不讀書”。

劉敞譏諷歐陽修是否屬實暫且不論，不過他以知識博洽著名、被歐陽修佩服，確是實情。史稱劉敞“學問淵博，自佛老、卜筮、天文、方藥、山經、地誌，皆究知大略。……朝廷每有禮樂之事，必就其家以取決焉。為文尤贍敏，掌外製時，將下直，會追封王、主九人，立馬卻坐，頃之，九製成。歐陽修每於書有疑，折簡來問，對其使揮筆，答之不停手，修服其博”（見於《宋史》《劉敞傳》）。學問如此淵博的，當然不止劉敞一人。由此，可見宋代文人知識水平之高。

承師傳統，是文士存身立命的原則：

讀書人的知識學問，得之於授業之師，而繼承為師之學、傳遞學術之統（學統），是後學者的重要任務。這一任務的完成，須由師與生雙方共同擔當。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程頤及其學生。

程頤以誠、敬為立身之本，“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為師，其不至乎聖人不止也”。他對自己要求極嚴，對別人（特別是學生）要求也是一樣。“程門立雪”的故事，經常被用做說明程頤“師道”之嚴的例子。這則故事傳達的主要資訊，既有為師者“尊”之意，也有為徒者“敬”之意，正是彰顯了程門特色。程頤對學生的耐心教育和嚴格要求，得到了相應回報。

比如楊時，在南渡之後，“東南學者推時為程氏正宗。……凡所論列皆切於世道，而其大者，則闢王氏經學，排靖康和議，使邪說不作。凡紹興初崇尚元祐學術，而朱熹、張栻之學得程氏之正，其源委脈絡皆出於時”（見於《宋史》《楊時傳》）。

楊時的學生羅從彥，“以累舉恩為惠州博羅縣主簿。聞同郡楊時得河南程氏學，慨然慕之，及時為蕭山令，遂徒步往學焉”。楊時在仔細觀察之後，非常喜歡這個學生：“惟從彥可與言道。”而羅從彥也特別崇拜老師：“初見（楊）時三日，即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最終羅從彥得到了楊時的真傳。朱熹曾評價說：“龜山（楊時）倡道東南，士之遊其門者甚眾，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仲素（羅從彥），一人而已。”（見於《宋史》《羅從彥傳》）

接下來，羅從彥的學生李侗亦復如此：“年二十四，聞郡人羅從彥得河、洛之學，遂以書謁之。……從之累年，授《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彥好靜坐，侗退入室中，亦靜坐。從彥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久之，而於天下之理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條序，從彥亟稱許焉。……其接後學，答問不倦，雖隨人淺深施教，而必自反身自得始。”朱熹的父親朱松與李侗為摯友，“雅重侗，遣子熹從學，熹卒得其傳”（見於《宋史》《李侗傳》）。以上就是從程頤到朱熹的“學統”承傳之狀。

尊師重道、承傳學統，這一意識的樹立與踐行，在“程門”、在理學系統，乃至在整個宋代的學人、學派之中，都發揮著重要作用。它與重品德、重學識一起，成功塑造了宋代文士的豐滿形象，也支撐起了宋代的學術文化大局。

三、引導大眾價值觀念

價值觀是人們對各種事物的基本看法、評價標準與選擇取向（如真與假、善與惡、美與醜、是與非等）。價值觀的形成，受制於所處的環境（自然及社會環境、社會地位、生活條件等）。所處環境相同的人們，會形成基本相同的價值觀念。每一社會發展時期，都有大眾共同認可的價值標準。社會流行的價值標準，會影響到個人價值觀念的確定，也會傳演到下一社會階段。

宋代儒學家對於馮道對看法：

宋代所承接的五代，是價值觀完全淆亂的時期，因此必須啟用新的社會價值觀念予以取代。在宋代（特別是北宋時期），人們對五代時期的馮道關注較多，透過對馮道的看法，就可以得知當時社會價值觀的表現及轉換情況。

馮道曾以宰相的身份，奉事五代時期的“四姓九君”。對於馮道的這種表現，宋初時期的觀點比較一致，認為他屈己以事人，為天下百姓做了不少好事。明確對馮道進行嚴厲批判的是歐陽修，他認為馮道是個“無廉恥者”。

馮道

不過，與歐陽修同時稍後的蘇轍，則不認同這種觀點。蘇轍在《馮道》一文中說：“馮道以宰相事四姓九君，議者譏其反君事讎，無士君子之操，大義既虧，雖有善不錄也。……甚矣！士生於五代，立於暴君驕將之間，日與虎兕為伍，棄之而去，食薇蕨、友麋鹿易耳。而與自經於溝瀆何異？不幸而仕於朝，如馮道猶無以自免，議者誠少恕哉！”

兩者相較可知，歐陽修否定馮道，是從一般意義上、文士所應具備的品節操守和道德標準而言；蘇轍同情馮道，則是從面對特殊情況、當事人具體表現等方面加以衡量的。可見，這兩種觀點，在當時都是流行的。

理學家對於馮道對看法：

相對於一般的儒者文士，理學家們更加強調品德操守，他們對馮道的看法，基本上是否定的。程頤認為，馮道擔任宰相的幾個帝王，都是他的仇敵，為仇敵服務就是“不忠”。“如以為事固有輕重之權，吾方以天下為心，未暇恤人議己也。則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到了朱熹那裡，不僅否定了馮道，連認同馮道的範質、蘇轍等人，都進行了批評：

“敬之問：‘鄉原（願）德之賊。’曰：‘鄉原（願）者，為他做得好，便人皆稱之，而不知其有無窮之禍。如五代馮道者，此真鄉原（願）也。本朝範質，人謂其好宰相，只是欠為（後周）世宗一死耳。如範質之徒，卻最敬馮道輩。雖蘇子由（蘇轍）議論，亦未免此。本朝忠義之風，卻是自范文正公（范仲淹）作成起來也’”。

在朱熹的心目中，范仲淹才是倡導和具備“忠義”之風的榜樣。

其實，對馮道評價的混亂，也反映了北宋前期的一種尷尬。由於五代政權更迭頻繁，文人士子入宦歷仕數朝的現象極為普遍。他們之中的不少人，又由後周入仕趙宋。再者，趙匡胤獲得天下的方式，也並非合於忠義，故而不便以之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