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馮超
任澤平在成為恆大首席經濟學家2個月後，曾到山東棗莊市做了一個宏觀經濟的演講。在講到經濟轉型的必要性時，他舉例子說，德國的朋友讓他帶一口德國鍋回國，因為產品質量好。
這次演講之後，任澤平就成為棗莊市人民政府經濟顧問。棗莊的GDP一直在全省排名靠後，任澤平演講之後的這幾年，它的GDP排名也沒有多大變化。
他能成為該市經濟顧問，其中一個原因是他生於山東棗莊。前幾天，任澤平寫下一篇長文章，《諫言、真相與幾句心裡話》，試圖澄清誤解，解釋他在恆大的角色。
在現代職場關係裡，下級向上級反饋，多是用“提建議”此類的描述，而任澤平在文章裡多次使用“諫言”二字，這更像是迴歸到古代的君臣框架，作為知識分子的臣子規勸君主，使其改正錯誤。
任澤平的山東老鄉孟子曾經總結過四種類型的臣子：
“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有大人者，正己而後物正者也。”
臣子從低到高，分為四個等級：事君之臣、社稷之臣、天民、大人。後兩個等級中，“天民”指的是不求一般功名，自視甚高，能遁世隱居，不到關鍵時刻絕不出馬的人；“大人”指的是修身立道，感化萬物的模範，君臣百姓皆向他看齊。
“天民”與“大人”，標準太高，普通人很難做到，任澤平也沒做到。
任澤平入職恆大，食君之祿，便是事君之臣。而他在文章裡又寫到，自己年紀大了，“相比當多大官、發多大財，踏踏實實做點對國家對社會有價值的事更重要”，“勉其一生為改革鼓呼，為民生請命”，這自然是想當社稷之臣，盼國富民強。
作為事君之臣，任澤平飽受爭議。
今年9月，國是金融改革研究院院長劉勝軍發文說，任澤平的特點就是“煽情”、“忽悠”、“見風就是雨”，他影響了許家印，進而導致了企業的困局。
孟子曰：“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
長君之惡，是君有過錯，臣子不勸阻，還去努力助長君王的過錯。逢君之惡更壞，君主想幹錯事，臣子就編出一套理論，提前營造輿論，讓君主甩開膀子往前衝。劉勝軍批評任澤平，但是他並沒有點明任澤平之惡是哪種惡。
任澤平在長文章裡對劉勝軍進行反擊。
他說，他剛加入恆大時就已經諫言降負債，反對多元化，但受到很長一段時間的批評，被批為格局不夠，對公司戰略認識不清，“人要忠於所事，我該講的都講了，只是沒效果；我做了該做的，但最後每個人的觀點立場不同”。
一些人認為，這種大而無當的意見沒什麼含金量。
而在另外一些人看來，這就有訕君賣直的嫌疑了。
訕君賣直，在歷史學家黃仁宇眼裡，就是臣子把正直當做商品，去諫言非議君主，如果君主反對他甚至懲罰他，那麼他正直的聲望就會寫進史書，流芳百世。
具體到任澤平，一些人覺得，因為他被人質疑，影響了聲譽，於是便把前東家批評他的話語寫出，並強調自己已履行責任，撇清關係，這是對前東家的背叛。
這就是事君之臣任澤平的困境，在迴應之前，他要麼是長君之惡，要麼是逢君之惡；在他迴應之後，他又是訕君賣直。
而希望為國家做貢獻，做社稷之臣的任澤平同樣受到爭議。這是由其性格以及宏觀經濟研究的特點所致。
哲學家以賽亞·伯林曾寫過《刺蝟與狐狸》一文，將知識分子分為兩類，狐狸和刺蝟。狐狸狡詐，多元多變；刺蝟一以貫之，果斷。
狐狸一般會給出一個可能性答案，使用“可能”“或許”等詞彙。這是一種安全的、保全臉面的表述方式。而刺蝟在表達上一針見血，在下結論時比較絕對，這就很容易被打臉。
任澤平在文章中說，“我堅持專業與客觀，觀點鮮明，因為我認為民眾大多不需要模稜兩可的觀點預測”，他似乎更像是一隻刺蝟。
但經濟學是人文社科，而涉及到宏觀經濟，難度更大。例如2008年次貸危機，很多經濟學家沒有做出正確預測，這是因為變數龐雜，還受到未知因素的影響。
就像任澤平自己在文章中所說，“我雖然一年前判斷房地產的好日子要過去了，但公司以及其他部分房企形勢這麼快急轉直下還是超出了我的預期”“A股以股災的方式進行調整也超出了我的預期”。
這就是想做社稷之臣任澤平的困境，既想直白闡明觀點，但又很容易在預測上出現失誤。這其實也是宏觀經濟研究裡難以避免的問題。只不過因為捲入輿論之後，他的這些問題被放大。
不過，任澤平在恆大的工作，除了寫寫文章出出書之外，其主要功能似乎就是藉著1500萬年薪的由頭，替恆大做形象廣告。
他如何總結這段履職經歷呢？我看就五個字：
“微臣任澤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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