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博聚藏東漢洛陽黃腸石百六十方，濟濟一堂遠過歷代蒐藏

邙山古柏殤帝王

十縣不足一抔喪

南山青石足堪憐

掘採斧剁題黃腸

宮傾桓頹骨成灰

大方沉雄飛不起

金石永壽偶零落

聚散有時越千載

信見神魂附草隸

北兆域到南兆域

龍博聚藏東漢洛陽黃腸石百六十方，濟濟一堂遠過歷代蒐藏。

庚子初夏弗迪

錢國祥：東漢洛陽帝陵的佈局與歸屬辨析

歷史研究

2019-08-14

漢魏洛陽城時期是中國古代一個重要的歷史時期，自公元前6世紀末至公元6世紀初，曾分別作為東周（春秋晚期至戰國時期）、東漢、曹魏、西晉和北魏王朝的王都和國都，累計做為都城長達600年，是中國古代建都時間最長的都城之一。由於為都時間較長，在這個城址周圍也遺留下來很多朝代的帝王陵墓，它們分別分佈在都城內、都城周圍的平緩臺地上、都城外圍的高大山峰附近。

在不同時代，這些陵墓具有不同的特點，表現形式主要有以下三種：一種是原來地面上有封土的帝王陵墓，分別為東漢和北魏時期的帝陵。這些帝陵由於歷代盜掘破壞，儲存狀況較差，有些地面上尚儲存有封土，有些封土則被破壞無存。第二種是原來地面上就沒有封土，即不封不樹的帝陵，主要為曹魏和西晉時期帝陵。其陵墓多因山為名，如曹魏文帝的首陽陵，即以漢魏洛陽故城東北部的首陽山為名；魏明帝的高平陵，則以故城南面大石山陰又高又平的隆起之地為名；晉文帝崇陽陵和晉武帝峻陽陵，也均選在故城東北部邙山上較為顯赫的山峰為陵墓的背山。第三種是現地面上已沒有封土，原來是否有封土也不清楚，主要是位於漢魏洛陽城內東北角金村附近的東周春秋晚期至戰國時期王陵。上述三類帝王陵墓，均由於史籍資料較少記載，而且陵墓封土或儲存較差，或地面沒有標識，以往對各個帝王陵墓的具體歸屬均無法對應定位。

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考古資料的不斷豐富，結合文獻和出土墓誌資料，一些帝陵位置得到初步認定。如晉文帝崇陽陵和晉武帝峻陽陵區的考察發現［1］，使學者們對西晉帝陵的形制結構與選址分佈情況有了初步的瞭解；北魏宣武帝景陵［2］和孝文帝長陵［3］等陵墓的考察發掘，則較為完整地掌握了遷洛後北魏帝陵的規制和佈局情況；而最難尋找的曹魏帝陵，則隨著曹操高陵［4］、曹休墓［5］、魏明帝高平陵西側大墓［6］的分別發現，也獲得了重要進展。

至於東漢帝陵，以往雖然有學者做過較多研究，但由於資料不繫統，證據鏈不充分，相關問題並未能真正解決。近年隨著東漢北兆域［7］和南兆域［8］帝陵區相關墓冢的考古勘探與陵寢建築遺址的大面積發掘，極大地豐富了東漢帝陵規模、形制結構與分佈方面的資料。故此，筆者認為有必要對東漢各個帝陵的具體定位和歸屬重新做一番辨析與研究推定，為學者們進一步研究做些有益的嘗試。

一、東漢帝陵的史料與分佈概況

據文獻記載，東漢即位有14個皇帝，分別是世祖光武皇帝劉秀（公元25年—57年）、顯宗孝明皇帝劉莊（公元57年—75年）、肅宗孝章皇帝劉炟（公元75年—88年）、穆宗孝和皇帝劉肇（公元88年—105年）、孝殤皇帝劉隆（105年—106年）、恭宗孝安皇帝劉祜（106年—125年）、北鄉侯劉懿（125年）、敬宗孝順皇帝劉保（125年—144年）、孝衝皇帝劉炳（144年—145年）、孝質皇帝劉纘（145年—146年）、威宗孝桓皇帝劉志（146年—167年）、孝靈皇帝劉宏（168年—189年）、弘農懷王劉辯（189年）、孝獻皇帝劉協（189年—220年）。上述14個皇帝，其中獻帝的禪陵不在洛陽，北鄉侯劉懿早卒陵墓不詳，少帝劉辯被董卓所廢未建陵，其餘11座帝陵應該都在洛陽附近。

關於東漢帝陵的位置與方位，史籍資料主要是《帝王世紀》和《古今注》等有一些記載，對11座帝陵的相對位置與方位有大概的記述。但由於記載較為簡略，加上後代的以訛傳訛現象，上述陵墓的具體定位與歸屬均無法認定。如光武帝原陵就被認為是在洛陽東北的孟津縣會盟鎮鐵謝村的黃河岸邊，至今不僅未經證實，而且學者們也多不採信。

根據《帝王世紀》記載，光武帝原陵“在臨平亭之南，西望平陰，東南去洛陽十五里”。明帝顯節陵在“故富壽亭也，西北去洛陽三十七里”。章帝敬陵“在洛陽東南，去洛陽三十九里”。和帝慎陵“在洛陽東南，去洛陽四十一里”。殤帝康陵“去洛陽四十八里”（另有記載說康陵是在慎陵塋地中［9］）。安帝恭陵“在洛陽西北，去洛陽十五里”。順帝憲陵“在洛陽西北，去洛陽十五里”。衝帝懷陵“西北去洛陽十五里”。質帝靜陵“在洛陽東，去洛陽三十二里”。桓帝宣陵“在洛陽東南，去洛陽三十里”。靈帝文陵“在洛陽西北二十里”。

由上述記載，可以基本獲知在東漢洛陽城西北方向有5座帝陵，光武帝原陵、安帝恭陵、順帝憲陵、衝帝懷陵、靈帝文陵；東漢洛陽城東南方向有6座帝陵，明帝顯節陵、章帝敬陵、和帝慎陵、殤帝康陵、質帝靜陵、桓帝宣陵。由此可見，東漢帝陵在洛陽城的西北和東南也分為兩個陵區，即俗稱的北兆域和南兆域陵區。（圖一）至於距離洛陽城裡數的真實性如何，顯然需要更多考察驗證和辨別。

圖一東漢洛陽帝陵分佈示意圖

二、東漢北兆域帝陵的考察與歸屬推定

近年來，對邙山上北兆域東漢陵區的考古勘察有較大收穫，獲得了大量相關勘探和發掘資料，為東漢帝陵具體歸屬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基礎資料。

考察除了對邙山上地面仍殘存封土的大漢冢、二漢冢、三漢冢、劉家井大冢等大型墓冢勘探和編號以外，在大漢冢以東、朱家倉村西側，又發現2座地面已無遺蹟的大型墓葬及陵寢建築遺址，簡稱為朱倉大冢和朱倉升子冢。（圖二）

圖二東漢北兆域帝陵位置分佈與推定圖

上述6座墓葬原有封土均較為巨大，封土平面均為圓形，大漢冢（M066）封土直徑約156米，距東漢洛陽城北宮主殿約6。2公里；二漢冢（M561）封土直徑150米，距北宮主殿約5。2公里；三漢冢（M560）封土直徑84米，距北宮主殿4。8公里；劉家井大冢（M067）封土直徑130米，距北宮主殿約7。1公里；朱倉大冢（M722）封土直徑136米，朱倉升子冢（M707）封土直徑86米，二者均距北宮主殿5。2公里。其中大漢冢、二漢冢、劉家井大冢、朱倉大冢和朱倉升子冢，這5座墓葬形制為特大型長斜坡墓道“甲”字形明券磚石墓，是邙山地區最大的東漢墓葬，應為東漢的帝陵墓葬；三漢冢墓葬形制為明券雙橫室墓，墓葬規格雖低於前面5座，但也在帝陵區內顯赫位置，即大漢冢和二漢冢向南延伸的軸線上，推測也是一座減制帝陵。

根據記載，北兆域的5座帝陵皆位於洛陽城西北方向，原陵、恭陵、憲陵和懷陵均相距洛陽城15裡，文陵相距20裡。現孟津縣會盟鎮鐵謝村黃河岸邊後代所稱的劉秀墳，在東漢洛陽城西北方向13公里，即漢代約30裡，基本排除了其是原陵的可能。考察推測是帝陵的5座陵墓中，距離東漢洛陽城最遠的是劉家井大冢，相距7。1公里，與文陵記載的漢代20裡最為接近。另以往已有學者根據劉家井大冢附近發現的黃腸石刻銘中有“建寧”“熹平”年號，判定其為靈帝文陵［10］，故劉家井大冢可基本確定是文陵。而其餘大漢冢、二漢冢、朱倉大冢、朱倉升子冢分別距離北宮主殿5。2～6。2公里，則與其餘4座帝陵皆在洛陽城西北15裡的記載基本相符。其中的朱倉升子冢，雖然墓室形制是帝陵級別，但墓冢規模較小，且與朱倉大冢距離較近，系兩座陵墓安排在同一座陵園之內，做法較為特殊。這一現象有學者結合記載做了合理解釋［11］，其根據《後漢書·李固傳》記載：“時衝帝將北卜山陵，固乃議曰：‘今處處寇賊，軍興用費加倍，新創憲陵，賦發非一。帝尚幼小，可起陵於憲陵塋內。’”表明是將年齡幼小的衝帝陵墓（懷陵），修建在了其父皇順帝憲陵的塋域內。衝帝懷陵作為減制帝陵安排在憲陵陵園中，符合記載和衝帝即位時間較短的狀況。據此，基本判定朱倉大冢和朱倉升子冢分別是順帝憲陵和衝帝懷陵。如此，剩下的大漢冢和二漢冢則應該分別就是原陵和恭陵了。

根據《古今注》和《帝王世紀》記載，原陵“山方三百二十三步”，合今149。98米；恭陵“山週二百六十步”，合今120。73米；憲陵“山方三百步”，合今139。3米；懷陵“山方百八十三步”，合今84。97米；文陵“山方三百步”，合今139。3米。其中原陵是北兆域最大墓冢，邙山東漢帝陵區中唯有大漢冢與之相符，不僅封土規模最大，而且位置也最為顯赫，其在北兆域陵墓群中坐西朝東，其餘帝陵呈半圓狀圍繞在南、東、北三面。另在大漢冢考察，在封土附近發現有規模宏大的建築基址群，採集的漢代碑刻上有“漢室中興”的字樣。原陵為東漢的祖陵，構建有宏大的陵冢和陵園寢廟建築乃情理之中，因此大漢冢非光武帝原陵莫屬。如此，位於大漢冢南面的二漢冢則應是安帝恭陵無疑了。安帝與殤帝是同輩，而且是以章帝之孫承繼殤帝帝位，故無法延續南兆域明、章、和、殤四帝父子相傳有序排列的帝陵排位，只能在北兆域原陵南面另闢陵址。對邙山五座帝陵如此定位之後，各陵墓封土的實測尺度與記載的山陵規模，基本能夠對應一致。

至於三漢冢，是一座減制帝陵，應是某位執政較短的少帝陵墓。其位於安帝恭陵南面，最有可能就是承繼安帝帝位、且與安帝同輩的旁系短命少帝劉懿的陵墓。而之後承繼帝位的安帝兒子順帝的憲陵和安帝孫子衝帝的懷陵，自然應該依次排序在安帝恭陵的東面，顯示了以西為尊的規制和父子傳承關係。文陵位於原陵北面，則與靈帝做為旁系承繼桓帝帝位的身份有關，由於桓帝宣陵在南兆域，靈帝在北兆域另闢陵區也是遵從制度的選擇。

關於現黃河邊鐵謝村所謂的劉秀墳，正如有些學者的推測［12］，則有可能與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八年（494年）行幸河陰並建造的祭地方澤壇有關［13］。但根據《大宋新修後漢光武皇帝祠碑》和明清時期的碑刻，最遲到宋初已被誤認為是“劉秀墳”了。

三、東漢南兆域帝陵的考察與歸屬推定

南兆域東漢陵區位於東漢洛陽城南面伊河南岸萬安山北麓的臺地上，記載有明帝顯節陵等六座帝陵，主要分佈在今洛陽市洛龍區寇店鎮至高龍鎮一帶。近年對南兆域的考察也獲得重要收穫，對諸帝陵和陪葬墓的分佈和基本情況有了細緻瞭解。

2006年—2010年在龐村鎮白草坡村東北，配合建設工程發現了一處重要的帝陵陵園遺址［14］。發現大型夷平墓冢1座，封土平面為圓形，直徑125米。墓冢東北有一處外圍構築夯土垣牆的陵寢建築遺址群，南北長380米，東西寬330米。該墓冢與陵寢建築遺址的位置關係和形制結構，都與邙山已知東漢帝陵相似，表明應是一處帶有大型陵寢建築的帝陵遺址。

2008年在南兆域東漢帝陵區進行全面調查勘探，發現東漢墓冢164座，現存有墓冢封土的41座，可分為帝陵核心區、西側陪葬墓區、東南陪葬墓區、東北陪葬墓區幾部分［15］。在帝陵核心區勘探發現特大型封土墓7座，加上之前發現的白草坡大墓，共計8座特大型墓葬（圖三），分別為：白草坡村東北M1030，封土直徑125米；白60草坡村南M1038，封土直徑130米；李家村東M1048，封土直徑185米；姬家橋新村南M1052，封土直徑140米；郭家嶺村西南M1054，封土直徑150米；西幹村西M1055，封土直徑100米；寇店村東M1071，封土直徑130米；寧村北M1079，封土直徑100米。上述墓葬封土直徑均超過100米，其中M1030、M1038、M1048、M1052、M1054，不僅封土規模均超過125米，而且墓道也都較寬，均達到9～10米，為南兆域陵區最大的墓葬，應屬於帝陵級別。另有M1055、M1071、M1079，較上述墓冢級別略低，但也遠高於一般封土墓，也應屬於帝陵或後陵級別的墓冢。

圖三東漢南兆域帝陵位置分佈與推定圖

另在帝陵核心區東北方向，即白草坡東漢帝陵陵園遺址東北2。5公里、高龍鎮閻樓村西0。5公里處，發現一座帝陵陪葬墓園遺址［16］。陵園南北長455米，東西寬340米，外圍圍合環溝，內有7座大中型封土墓，封土直徑一般28～65米，皆屬於大中型墓葬，其中的M1108封土直徑達68米，陵園內東南部還發現大範圍的建築堆積。該墓園北部另有數座大中型墓冢，M1129封土直徑也達68米。這些墓冢規模雖然不大，但佈置較為緊湊，當也是一處規制和身份均較為特殊的帝陵與陪葬墓群。

上述帝陵核心區發現的特大型墓冢中，M1030、M1038、M1052、M1054、M1079基本呈西北至東南一條直線排列，顯示了其具有的特殊地位，它們分別距離東漢洛陽城北宮主殿約12。4公里、14。3公里、15。3公里、16公里、17。9公里，應具有一定的排序和繼承關係。

前面根據記載羅列了南兆域六座帝陵與東漢洛陽城的距離，其中最近的兩座帝陵分別是桓帝宣陵和質帝靜陵，分別在洛陽城東南30裡和32裡。如此，實地距東漢洛陽城最近的白草坡M1030最有可能是桓帝宣陵，桓帝雖然承繼的是質帝皇位，但其輩分長於質帝，故其陵墓較質帝靜陵更靠近西側的南兆域主陵顯節陵，合乎情理。記載質帝靜陵僅比宣陵遠2裡，即32裡，但實地考察M1030南面最近的M1038相距也達1900米，大大超過漢代4裡，M1038顯然不可能是靜陵。另據記載，宣陵在洛陽東南30裡，靜陵在洛陽東面32裡，二者方位似有區別，故應考慮在宣陵東面尋找靜陵。根據《古今注》對東漢帝陵山方的記載，一般皇帝山陵都在300步左右，即合今約130米；但也有一些特殊帝陵規模略小，如即位不足一年的質帝靜陵山方僅136步，合今約65～70米。考慮到質帝是以旁系身份繼承衝帝的帝位，故其山陵改到南兆域重新擇地，而其即位時間又較短，符合其陵墓規模較小的狀況。據此推測，在帝陵核心區東北陪葬墓區發現的封土直徑68米的大型墓葬M1108或M1129，或許與靜陵有關。其位於宣陵的東面，距離北宮主殿也約12。4公里，符合記載的方位、距離和山陵規模。

靜陵和宣陵推測定位之後，南兆域剩餘的4座帝陵就只有明帝、章帝、和帝和殤帝了。這四位皇帝均為子承父位的直系嫡親繼承關係，而且是最早在南兆域建造陵墓的4座帝陵，記載距洛陽城分別為37裡、39裡、41裡和48裡，顯然應具有較為明顯的排位繼承和有序間隔關係。根據上述間隔距離，南兆域在位置排序上呈西北到東南一條直線的M1038、M1052、M1054、M1079四座特大型墓葬，最有可能分別是明帝顯節陵、章帝敬陵、和帝慎陵、殤帝康陵的墓冢，4座墓冢間距分別為980米、800米、1900米，和記載的4座帝陵的間隔距離較為接近。但也如有些學者所做的分析，這一排序仍無法解釋康陵在慎陵的“庚位”（西）埋葬的記載［17］。上述四座帝陵西側還有三座特大型陵墓，即M1048、M1055、M1071，規模大小不一，且均位於主要帝陵西側，極有可能是那些追尊皇后或皇太后身份的皇帝生母的後陵或太后陵。這些後陵身份極為特殊，其中的M1048封土規模甚至超過帝陵，這都是需要以後進一步考察和探討的問題。

註釋：

［1］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漢魏故城工作隊。西晉帝陵勘察記［J］。考古，1984（12）。

［2］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漢魏城隊，洛陽古墓博物館。北魏宣武帝景陵發掘報告［J］。考古，1994（9）。

［3］洛陽市第二文物工作隊。北魏孝文帝長陵的調查和鑽探［J］。文物，2005（7）；郭建邦。洛陽北魏長陵遺址調查［J］。考古，1966（3）。

［4］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曹操高陵［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安陽縣文化局。河南安陽市西高穴曹操高陵［J］。考古，2010（8）。

［5］洛陽市第二文物工作隊。洛陽孟津大漢冢曹魏貴族墓［J］。文物，2011（9）。

［6］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資料。

［7］洛陽市第二文物工作隊。洛陽邙山陵墓群的文物普查［J］。文物，2007（10）；洛陽市第二文物工作隊。洛陽孟津朱倉東漢帝陵陵園遺址［J］。文物，2011（9）；嚴輝，張鴻亮，盧青峰。洛陽孟津朱倉東漢帝陵陵園遺址相關問題的思考［J］。文物，2011（9）。

［8］洛陽市第二文物工作隊，偃師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偃師白草坡東漢帝陵陵園遺址［J］。文物，2007（10）；洛陽市第二文物工作隊，偃師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偃師閆樓東漢陪葬墓園［J］。文物，2007（10）；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陽偃師東漢洛南陵區2008年考古勘探簡報［J］。洛陽考古，2015（2）。

［9］《後漢書·安帝紀》：“丙寅，葬孝殤皇帝於康陵”注：“陵在慎陵塋中庚地。”范曄。後漢書·安帝紀［M］。北京：中華書局，1964：205。

［10］李南可。從東漢“建寧”、“熹平”兩塊黃腸石看靈帝文陵［J］。中原文物，1985（3）；郭建邦。河南孟津送莊漢黃腸石墓［J］。文物資料叢刊，1981（4）。

［11］嚴輝，張鴻亮，盧青峰。洛陽孟津朱倉帝陵陵園遺址相關問題的思考［J］。文物，2011（9）。［12］陳長安。洛陽邙山東漢陵試探［J］。中原文物，1982（3）。

［13］《魏書·高祖紀》：太和十八年“二月乙丑，行幸河陰，規建方澤（地壇）之所”。魏收。魏書·高祖紀［M］。北京：中華書局，1974：174。

［14］洛陽市第二文物工作隊，偃師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偃師白草坡東漢帝陵陵園遺址［J］。文物，2007（10）。

［15］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陽偃師東漢洛南陵區2008年考古勘探簡報［J］。洛陽考古，2015（2）。

［16］洛陽市第二文物工作隊，偃師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偃師閆樓東漢陪葬墓園［J］。文物，2007（10）。

［17］韓國河。東漢帝陵踏查記［J］。考古與文物，2005（3）。

原文刊於《中原文物》2019年第01期

作者：錢國祥（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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