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熊秉元 與張五常、黃有光、林行止並稱四俠
核心觀點：對公平正義的追求，不能無視代價
第一部分
正義是一種工具性概念，它不是目的本身。人類社會需要靠“正義”來維持運作、創造價值，所以，在不同的社會發展階段，正義被賦予了不同的內涵。
對原始人類來說，首先並不是道德問題，而是性命攸關的生存問題。為了生存，以及生存所必須的和平共處，人類才逐漸發展出了正義的概念。
同時，因為資源的極度匱乏，原始社會必須以最小的成本，來實現最低限度的正義。這樣的正義難免會簡單粗糙，在現代人看來非常不嚴謹。比如，採用完全責任制，不問原因、不分年齡，一律執行“殺人者死”，用最簡單省事的一刀切來處理糾紛；採用連帶責任制。
進入以農牧業為主的傳統社會後，主導力量則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正義的落腳點是契約精神。
案例：1640年，地主帕拉丁把一塊農地租給一個叫簡的農民，契約規定地租每年分4次繳納。但在契約生效後不久，德國就率軍入侵英國，簡租的這塊農地，先是成為大軍壓境的戰場，後來又成為了德軍的軍營，前後整整3年時間根本無法耕種。因此簡拒絕繳納地租，而帕拉丁一紙訴狀把簡告上法庭。
從直觀感受來說，簡直是弱勢群體，他迫於情勢在客觀上無法耕種，所以沒有收成。如果這時候仍然要求他繳納地租，似乎不合情理，甚至是違背了正義。然而，當時的英皇法庭卻判決，原告帕拉丁勝訴，簡必須按契約繳納地租。判決的理由是：雙方的契約裡只列明瞭租地要付地租，並沒有約定除外條款。契約裡沒有寫明的權益，法律無從保障。
其實，這個判決的著眼點，並不是具體當事人雙方的實質正義，而是從長期和社會整體來看，如何提高履行契約的效率。如果原告地主敗訴，那麼以後承租人可能會以各種各樣的理由來拒絕繳納地租。這類官司要是越來越多，法庭面對千奇百怪的不履約理由，必然耗費大量可貴的司法資源。相反，如果判原告地主勝訴，那麼以後承租人在簽訂契約時，一定會小心謹慎、仔細琢磨條款，這對契約雙方都有好處。未來的官司也會因此減少，法官就不用為稀奇古怪的抗辯理由而耗費精力了。
從這個案例可以看出，
在傳統社會里，正義的內涵已經滲入了效率的成分。這就要求法庭判案時，不僅需要考慮案件本身，還要考慮重複博弈和長遠利益問題。
正義是一種工具性概念，它不是目的本身。人類社會需要靠正義來維持運作、創造價值，所以，在不同的社會發展階段，正義也有不同的內涵。
第二部分
法律經濟學裡有一個重要原則，也就是“社會財富最大化”原則，以及由此推出的“社會成本最小化”原則。
社會財富最大化原則，是由當代法律經濟學的領軍人物波斯納法官提出的。這條原則很簡單，就是在面對官司時，法官可以自問：怎麼判，才能使社會里的財富越來越多？
而波斯納法官提出的社會財富最大化原則，其實是對科斯的社會產值最大化原則的進一步推廣。
案例：美國的膠捲索賠案。
一位攝影師費盡千辛萬苦和大筆金錢，到喜馬拉雅山拍了很多震撼的照片。隨後，他將這些珍貴的底片寄給一家沖印公司沖印，沒想到，在沖印過程中底片竟不小心弄丟了。於是攝影師提起訴訟，要求沖印公司賠償底片、郵費、來往喜馬拉雅山的旅費和其他支出。理由是，這是由於沖印公司的疏忽造成的損失，沖印公司應該賠償重照一套這樣的底片所需要的花費。
但是，如果按照社會財富最大化原則，法官就應該判決沖印公司只需要按照業內公認的標準，賠償幾卷膠捲。這是因為，如果讓攝影師得到足額補償，那麼他就不會吸取教訓，以後沖印底片時仍然不會對一般底片和特殊底片差別處理，而其他人也會有樣學樣。沖印公司為了避免損失，必須對所有底片採用更精細、成本更高的程式和方法來處理，這必然要提高所有底片的沖洗費用，增加所有人的成本。
相反，如果沖印公司僅僅賠償幾卷膠片的費用，攝影師雖然這次吃了大虧，但下次他沖洗底片時，一定會對特殊底片進行特別交代。這樣，沖印公司就對特殊底片採取特殊的處理方式，並收取比較高的費用；同時對普通底片仍然採取標準化處理方式，並保持比較低的收費。顯然，採取這種收費雙軌制，對交易雙方都有好處，這就實現了社會財富的最大化。
社會成本最小化原則：在一個責任事件當中，誰防範意外的成本最低，就值得由誰來防範意外。
案例：某個公有市場裡有座載貨電梯，裡面設有特殊開關，按下之後可以直達頂樓。有位輕度智障的小朋友進了電梯，大概是按了按鈕，結果到了頂樓。幾天之後被人發現時，小朋友已經脫水餓死。家長提出要市場管理方和電梯製造商負責和賠償。
在這個案例中，市場管理方的責任比較明確，因為明顯有疏於管理的事實。可是，認為電梯製造商也要負責，這種推論卻不一定成立。設計製造電梯時，是基於由一般人正常使用的考慮。如果為了防範智障孩童不小心按下按鈕這種非常特殊的意外，那麼所有的電梯都需要更改設計，全社會的成本會非常高。其實，這起案例中，孩童的父母應當承擔一定責任。根據社會成本最小化原則，顯然智障孩子的父母最清楚自己孩子的情形，能用最低的成本來防範意外。
第三部分
生命無價立場看上去正義，但是對於解決法律實踐中的定價問題沒有幫助。
”親情無價，生命無價”。可是在法律實踐中，就需要對親情甚至生命定。
案例：某個存放了數百個骨灰罈的陵園發生火災，大火撲滅之後，發現有上百個骨灰罈損毀，骨灰散落一地，分不出彼此。骨灰罈的家屬們悲痛萬分，要求陵園管理方進行賠償。但是，究竟應該賠多少，數百位家屬沒法達成一個統一的意見。
這時，需要把親情無價之類的觀念先放一邊，先來看看與親情無關的類似情況。
比如說，洗衣店把顧客送洗的衣服給洗壞了，該如何賠償呢？事實上，無論是衣服原來的客觀售價，還是後來物主的主觀價值，都不是賠償的依據，洗衣店只會照行規進行賠償。一般通行的行規，是送洗價格的20倍。所以，一套高階西服，可能價值上萬元，但是乾洗一次50元，所以洗衣店只會賠償1000元。那麼按照同樣的道理，陵園也是提供一種服務，當服務出了狀況時，就可以以每年所收取的保管費為基準，斟酌適當的理賠倍數。無論如何，重點在於思考的基礎是“契約沒有履行”，而不是抽象的“生命”或“親情”！
無論是生命或物質，本身並沒有客觀的價格，而是透過經濟活動中的服務契約，直接或間接、明白或隱晦地被賦予了某種價格。採取生命無價的立場，除了滿足心理上高尚尊崇的虛榮之外，對於解決問題無能為力。
結論：
正義的生命無價立場看上去正義，但是對於解決法律實踐中的定價問題沒有幫助。
所以：正義有價。
一方面，對正義的追求需要社會付出相應的資源，在資源約束條件下，只能實現有限的正義；另一方面，在經濟活動佔主導的現代社會，經濟效率成為衡量正義的重要依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