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冤錯之因
昨天，筆者撰文提到了張玉環案獲無罪判決後，在司法的程序正義上當堅守底線，因之，可避免不少的冤錯案件。
當然，冤錯案件的形成，有多種原因。
有人認為，刑訊逼供是冤錯案件的要因，並言道：
凡是有刑訊逼供的，很少不導致冤假錯案的
。的確，我國古代司法，將刑訊逼供作為一種合法的獲取口供的方式，實踐中，不免濫用。您可能知道，我們古代的官老爺坐堂審案，奉行的是“口供為王”原則。
這種理念，延至現代，在不少刑偵警察那裡，
拿下口供還是王道。
然而，現代司法，藉助於高科技手段和新型刑事司法機制的加持，證據呈現多樣化，凡作案必然留痕，直接的作案證據，更加有證明力，口供地位已非昨日。書證是以內容來證明的，物證則客觀的放在那裡，主觀造假的可能性小。
總之，過於依賴口供，已經不適合現代刑事司法了。
大家去看看那些冤錯案件，突破口供，就以為做到了板上釘釘，其實不然。從刑事審判的排除合理證據原則角度看，這只是確定嫌疑人是否有罪的萬里長征第一步。簡言之，我們刑事證明理念和標準的轉變，可以從制度的利導機制上減少甚至避免更多的冤假錯案。
貳．賠償之法
張玉環先生是以無罪獲釋的，出來後自然要處理很多事情。比如，如何儘快的適應現代社會，進一步理清家庭的關係，重新找到未來的生活和工作，等等。
逝去的青春，唏噓之際，也無法一味的停駐、懷想，向前是正確的姿勢。
儘管，歲月流逝、無可補償，但蒙受不白之冤，公權力機關是有過錯的，他們代行國家權力，蒙冤者自然有權要求賠償。在法律上，我們稱之為刑事錯案國家賠償制度。
除了《國家賠償法》的有關規定外，一般具體適用2015年兩高（最高法、最高檢）釋出的
《關於辦理刑事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刑事賠償案件解釋》）
有關規定。張玉環先生的情形可以適用《國家賠償法》第17條第三項的規定：
“依照審判監督程式再審改判無罪，原判刑罰已經執行的”。
這裡需要提示的是，並非所有的刑事冤錯案件都能獲得國家賠償。比如，並非無罪，僅只是罪名錯誤，刑期過長，等等，俗稱的“判重了”，審監程式糾正之後就未必能獲得國家賠償；偵查與司法機關有其他的過錯，要承擔賠償責任的，另議。
《刑事賠償案件解釋》對具體的賠償標準予以了細化，第21條第1款規定，賠償的計算方法是做出決定時的
“上一年度國家職工平均工資標準”，這筆錢
通常表述的名目為“人身自由賠償金”，這也符合《國家賠償法》第33條規定的原則。
2020年最高檢通知指出，自
5月18日起作出的國家賠償決定涉及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權的賠償金標準為
每日346.75元。
當然，媒體報道所提到的，張先生失去自由共計9778天，在具體計算賠償標準時，其時間到底是多久仍然要進一步的確認。這筆人身自由賠償金，約340萬；再加上前述數額約35%的精神損害撫慰金，約120萬上下；一般說來，張先生可以獲得460萬左右的國家賠償。然而，最終賠多少，怎麼賠，還要張先生與自己的代理律師商議後具體去主張。
賠償也是要走法律程式的，不能坐等。
叄．問責之道
我們國家建立了司法責任制，這種責任制是終身責任制，換句話說，對冤錯案件要終生問責的。我們注意到，江西司法系統已經向張玉環先生道歉，張先生也接受了道歉。但，這顯然不夠的。
大家希望有關機關要迅速啟動兩個程式：
一個是尋找真兇。這個當然是極為不易的，畢竟案子已經過去27年了，並非所有的案件都能告破的。
二是問責程式。年初，高檢院張軍檢察長指出，檢察機關是刑事錯案的第一責任人。此案的承辦檢察官及做出決定的有關領導，可能成為問責的物件。除此之外，負責辦案的警察及做出決定的有關領導，審判案件的法官及有關領導，都可能成為錯案問責的物件。根據警察、檢察官和法官法的有關規定，可能被問責的情形主要是故意或重大過失，辦錯了案子，導致了嚴重後果。所以，要去調查整個案件的偵查、公訴和審判過程中，公檢法負責具體辦案的人員是否存在著故意或重大過失，從而導致了此一錯案。
問責可能涉及的處分包括黨紀、政紀甚至法紀的處分。然而，我們此處也必須指出的，根據司法活動的規律和機理，的確並非所有的錯案都要問責的。有的錯案可能因為證據的問題，也可能涉及法律適用的專業解釋問題，也可能是新的證據後來出現了，導致原判無法立足。甚至，不少的案件，可能談不上是真正意義的錯案，法官有自由裁量的空間，一審的、二審的，甚至再審的法律理解有所出入，負責辦案的公檢法工作人員，只要不是故意的，或存在重大過失，一般也無需承擔責任。至於司法工作人員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瀆職等行為，自然是要問責的。
張玉環先生的經歷並非個例，但是，凡是有冤錯必須糾正；同時，我們要建立健全的司法機制是，透過法律、證據和技術等結合，盡力減少乃至避免此類錯案的發生，這才是治標之法。
2020年8月6日於乾望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