壽山石歷代詩文之分類

“尚均”款田黃章

福建原先是“人跡不至，舟車不通”的“蠻地”，泛稱“閩中”，到了晉代也僅有8600戶人家，其閩越族土著文化尚處於初始階段。“晉永嘉末，中原喪亂，士大夫多攜家入閩。”中原人士遷閩，帶來了先進的文化，壽山石的採集和雕刻由是開始，南朝墓葬出土的老嶺石臥豬圓雕已證明了這一點。

直至南宋淳熙九年（1182年）梁克家的《三山志》成書，始有關於壽山石相關資料的文字記載。書中對壽山石產地、著名石坑、大小、顏色等有簡略記載。之前雖不見文字記錄，但可以想見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壽山石的開採、辨識、欣賞已廣為人知，此後記載壽山石的詩文漸多，到清代趨於全面系統。今人方宗珪、陳石等先生在收集壽山石詩文方面做了十分有益的工作。本文試圖就歷代壽山石詩文所釋放出來的資訊，作一全方位的梳理，以期對燦爛的壽山石文化有更深遠的瞭解，並對今天的壽山石事業的拓展有借鑑作用。

鑑於電腦字型檔的限制，一些重要的詞句亦割捨不引，特此說明。

一、壽山的區位環境

（一）產地。《三山志》最早記下壽山石的產地在懷安州同樂鄉的施化裡、興城裡之間，並志明同樂鄉在縣北二十公里。懷安州系由閩縣析出，後改縣。懷安縣設立於太平天國六年（981年），或曰次年，後併入侯官縣。該志提到壽山並其中重要的五花石坑（今無存）。

《三山志》是福建現存最早的一部地方誌，作者是南宋紹興狀元官至右丞相，曾知福州，可見其權威性。

理宗時，朱熹弟子祝穆著《方輿勝覽》，記錄福州重要土產五件，中有壽山石，並注“出懷安縣稷下里”。地點更加明確。明代弘治二年（1489年），福建第一部省志《八閩通志》成書。首先出現壽山石“小三山”概念，指出“壽山在四都，與芙蓉、九峰二山相對峙”。主要編纂者陳道修並任翰林院編修，系一時名人。

五百餘年後萬曆進士、長樂著作家謝肇淛，在《遊壽山九峰芙蓉諸山記》中說，“郡北蓮花峰後萬山林立，而壽山芙蓉、九峰鼎足虎踞，蓋亦稱三山雲。”進一步奠定了小三山的聲名。

明初懷安縣併入侯官。侯官名士王應山著《閩都記》33卷，載明壽山與芙蓉、九峰對峙，離府城四十公里。萬曆進士晉江何喬遠《閩書》誤記“壽山，山有九峰”，蓋將壽山、九峰混為一山。明末著作家、書畫家、閩縣名士徐火勃《榕蔭新檢》記，“侯官縣壽山，離城七十里，與芙蓉、九峰相峙，到了清代，諸生高兆於康熙七年（1668年）撰《觀石錄》，指明“出（府城）北門六十里，芙蓉峰下有山（壽山）焉。”（其友人著

作家浙江蕭山毛奇齡，於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客寓福州，作《後觀石錄》，稱“壽山在福建福州城北六十里”。兩人都沒有詳細寫出壽山石分佈情況，基本上是人云亦云地可抄寫舊志書的記載。

乾隆十九年（1754年）刊出的《福州府志》（魯煜等纂），載“壽山距九峰十里”。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福建通志》出書，主纂謝道承，康熙朝進士，系一代名士。該書與舊志一樣提到“壽山與芙蓉、九峰對峙。”

乾隆朝侯官文人鄭傑著《閩中錄》，引卞二濟《壽山石記》雲，“壽山在重巒復澗中，距福州府治六十餘里，有坑名‘五花’。”清乾嘉福州文士林楓《榕城考古略》稱，“壽山距郡北八十里”，“去（壽）山五里，又有五花石坑”。（舊志鹹謂距離10數里）

清以前古文記載壽山石產地極略，而且常與九峰、芙蓉並提，易使人誤解，以為三山均產壽山石；且所記與府城距離互有參差，不夠精確；雖有提及田坑、水坑、山坑，均不說明具體分佈地點，僅止作品種說明而已。

（二）環境。古詩文對壽山石產地每每並提壽山、芙蓉、九峰，對其自然景觀和人文景觀頗為稱道，蓋寓地靈必蘊物秀之意。

最早可從謝肇淛《壽山寺》中，讀到頌揚小三山的“門外三峰尚儼然”句。清康熙永福（永泰）舉人、著名文士黃任在《壽山石》詩中寫道，“壽山距城七十里，夙產美玉稱神皋”。這些都還只是觸及壽山環境而已。清翁喆的《壽山石歌》就具體寫山之美，“攬勝朝出城北門，壽山聳秀遙相望。”張伯謨則抽象指出壽山之靈，“城北堪嚴靈氣通，地脈團結開鴻濛。”林直則將壽山一帶的氣勢、靈秀、蘊蓄、奇異作一詳細描述，“壽山何嶄嶄，千仞起咋崿。高與芙蓉峰，並峙城北郭。”用字古奧，不多引述。鄭洛英以壽山出鳳凰來褒美壽山的靈異，“壽山五色鳥，人云是鳳凰。一見遂飛去，天雲高茫茫。”另有一些詩人，將山的秀麗與美好品質結合起來寫，顯得情景並茂，感人至深。楊慶琛《壽山》詩稱，“濃青分峙九峰間，近挹芙蓉削翠鬟。厚得合推仁者壽，流形爭仰艮為山。”魏傑《遊壽山》稱，“巍然卓立與天齊，誰把山名壽字題。更有芙蓉三十六，枝枝封峙九峰西。”又在《經壽山遊靈洞巖》寫道，“青山不老名為壽，古洞無雙喚作靈。”“前岡更有芙蓉勝，深入雲中望渺冥。”專門描述壽山勝景的文章尚未見到，但有關文句卻不乏見。著名的《觀石錄》，就寫道，壽山“連亙秀拔，溪環其足。”古詩文都特別注意到壽山的寺廟，蓋寓僧所佔多名山之意。最初的《三山志》，就載壽山廣應寺，並在“僧寺”目中大寫壽山石的秀美。南宋進士朱熹女婿黃幹、明謝謝肇淛、徐煬勃、陳嗚鶴等都既寫壽山又寫其寺。清朱葵之將寺之幽與山之秀、地之蘊結合在一起寫，使壽山環境全面得到體現。朱詩頭四句雲，“無諸城北山寺幽，芙蓉秀削傳炎洲。地脈湊聚山氣結，其間產石如產璆。”多麼優美不凡。

這樣的地脈環境，這樣的人文涵養，生出這樣“光芒脂潤澤，文理花斑駁”的壽山石，（清楊仲愈“壽山石”詩句）實不足為怪。

二、壽山石的品質與分類

（一）品質。古詩文明白指出壽山石屬“珉類”。如《三山志》卷三十八即雲，“蓋珉類也。”什麼叫“珉”？珉是像玉的美石，最早記載見於荀子《法行》。

1、壽山石的顏色五彩斑斕。《三山志》記道，壽山石有“紅者、紺者、紫者、髹者，惟艾綠者難得。”《八閩通志》卷四增“緗者”一色。《榕蔭新檢》又云有“純白者”。清方以智《物理小識》說壽山石“具五色”，即有各種各樣的顏色。《觀石錄》更詳細描繪色彩光豔的神態，有“清秋雲日俱淨，空山天色者”；有“如郊原春色，桃李芴蘢”者；有“如出青之蘭，蔚蔚有光”者；有“黃如蒸慄，伏頂有丹沙，茜然沁骨”者。《後觀石錄》指出實物有“羊脂”、“鴿眼砂“蔚蘭天”、“瓜瓤紅”、“蝦背青”、“肉脂”、“煉蜜丹棗”、“桃花水”等等。詩詞中記述顏色也十分形象動人。最早見於宋黃幹的《壽山說是“石為文多”。清朱彝尊則在《壽山石歌》中說，“剖之斑璘具五色”。清查慎行在《壽山田石硯屏歌》中雲，“銀河中傾灩瀲水，灌頂倒擢崔嵬峰。寒光通秀月兩面，高勢噴湧雲千重。長檠夜燒燭焰紅，表裡映澈疑中空。”一系列比喻，將壽山石的文色描繪得淋漓盡致。

2、至於壽山石的大小，《三山志》說是“大者可一、二尺”。直到清代，也多記載些盈寸小品。鑑於開採和工藝能力有限，價值取向與今不同，偶見“累累大如鬥”（清楊溪《壽山石》）“重七八斤者”的記載，並有說“大者鑿鞍轡，小者為”鞞珌但沒有尺寸說明。總之，無皇皇鉅製出現。

3、質地。《三山志》稱壽山石“潔淨如玉”，“柔而易攻”。這種說法一直沿襲到明代，只是《閩書》又稱“瑩潤可研”，《物理小識》又曰“光潤可觀”，都突出個“潤”字。到《觀石錄》便更加具體了，稱“溫純深潤”，“美玉莫競。貴則荊山之璞，藍田之種；潔則梁園之雪，雁蕩之雲；溫柔則飛燕之膚，玉環之體。”中肯指出其高貴、溫柔、典雅的品性。壽山石雖然美豔，但也有瑕疵，《觀石錄》謂“石有絡，有水痕，有沙隔”，但這些東西是可以處理好和避免的。

（二）分類。在明代以前，人們對壽山石的認識尚膚淺，只是沿用《三山志》的說法，“惟艾綠者難得”，換言之，惟有艾綠色的才算上乘，其餘自然稍遜一籌。

清初先有兩分法出現。《觀石錄》稱，“石有水坑、山坑。”水坑為好，因為“懸索下鑿，質潤姿溫”；山坑次之，因為“發之山蹊，姿闇然，質微堅，往往有沙隱膚裡。”以《後觀石錄》的記載為標誌，三分法一直沿用至今。其文稱，“以田坑為第一，水坑次之，山坑又次之。”田坑“石益鮮，價值益騰。直到乾隆年間《閩中錄》成書，才出現對壽山石的極品田黃的描繪，“通黃如爛柿者佳；更有淡黃一種，間有紅筋，亦他石所無。”

到晩清同治年間，人們對壽山石的分類已更加詳細精確了。郭柏蒼稱，“壽山石以田石為第一，產于山田，無根而璞”，“有黃、白、紅、黑四色。”今天我們知道，田石只出產於壽山溪兩岸水田中，“山田”的說法太寬泛些；田黃石根據顏色分為11個品種，那時尚未掌握。水坑產於澗曲坑竇，為第二品，如雲，如藕、如慄、如棗，有內白而外斑者，有劃然中斷者，天然巧色。”“水坑中所取水凍，尤為妙品，

不必晶瑩，但求其白如凝脂者，黃如油蘸者為上品。”品質依次是魚腦凍、天藍凍、牛角凍。今天我們知道晶凍石的名貴品種還有水晶凍、黃凍、環凍、鱔草凍、坑頭凍及掘性坑頭等。“產于山澗曰山坑，為第三品，半山、高山之類是也。”“半山多白色。”“高山質堅於半山多紅白相間”，“純白而晶瑩為高山晶”。各洞所產有肉紅、荔枝紅、瓜皮紅、牛尾紫、豬色紫、艾綠、石綠。“奇艮（即旗降）亦山坑質似昌化，多紅、白二色”。“芙蓉似玉而純粹”，“有新舊之別，舊者勝，取於將軍洞者為最。”尚有黨洋綠（即墩洋綠）。今天我們知道山坑石類有高山石、高山晶、高山凍、荔枝洞、太極頭、都成（舊稱都丞）坑、鹿目格、善伯洞、艾葉綠、芙蓉石、花坑石等品種。

三、壽山石的採集與雕刻

（一）開採。拾取地面暴露在外的較次老嶺石，是最初的行為已無疑義；何時開始用人力開採，則未有定論。筆者認為，既然前世紀五六十年代從16座六朝墓葬中都出現石豬陪葬品，其中1965年出土的一個還刻有“元嘉二十二年乙酉”字樣（“元嘉”為劉宋文帝年號，“二十二年乙酉”系44年）。這說明南朝時福州中原南遷人士，

已普遍有死後以石豬陪葬的習俗。他們已發現壽山有異常之石，可用於雕刻物件。在永嘉南遷到陳禎明年間長達近300年時間內，福州境內的中原人士，不會只在山表拾取零星碎石，最終用鐵具挖掘表土尋找更具表現力的壽山石，殆不成問題，這是古福州人追求藝術進步的自然程序。隋唐乃至北宋間的事文獻無考。但既然淳熙9年（1182年）成書的《三山志》已志明已有“五花石坑”出現，且至少已有5個單種顏色的壽山石，那就已有相當規模的挖洞採掘活動出現了。黃幹《壽山》詩稱，“石為文多招斧鑿”，說明當時的人們是選擇顏色鮮麗富於變化的壽山石，用鐵器劈鑿的。

至於如何開採，一直到清初《觀石錄》出現才知道。“謝肇淛歿50年（按1674年），吾友陳越山齋糧採石山中，得其種品，始大著。”陳越山，名日浴，字磐，閩縣官家之子，算是地方名士。他採石的特點是駐山採掘。上述資訊很重要，說明宋代只有一個較大的採石坑，這坑可以被一些人推得動的大石頭填塞。而之後，類似於宋代規模的採掘活動沒有了。恢復採掘遲至明末。《福州府志》稱“明崇禎間，復行採掘”。高兆說，“去秋，（按1667年）餘江左歸，好事者家伐石于山者，凡三月矣。日數十夫，穴山穿澗，摧岸為谷”。當時高兆所見到的情況是，每天有幾十個人在山上和溪澗中挖掘，將高處夷為平地。應當指出的是，在閩浙江詩人查慎行的《壽山石歌》，卻道出同時期的另一種情況，即靖南王耿繼茂、耿精忠父子鎮守福州時，對壽

山石進行破壞性的開採的史實。詩中寫道，“強藩力取如輸攻”，“日役萬指傭千工”，“掘田田盡廢，鑿山山為空”。這事發生在康熙元年（1662年）至十五年（1676年）耿精忠投降之間。當然，詩歌未免用詞誇張，但卻事有所本。而高兆文中卻隻字未提耿氏役民開山取石的事，有些費解。看來陳越山率先帶動清初開採一事值得商榷。

其實康親王傑夫率軍入閩剿叛、受降，平定耿亂後，對壽山石的掠奪比之耿氏有過之而無不及。《後觀石錄》略有反映，“自康親王恢閩以來，凡將軍督撫，下至遊宦茲士者，爭相尋覓。”卞二濟在《壽山石記》中說，“丁已”後，也就是康熙十六年（1677年），情況不一樣了。“大開山，日役民一、二百人，環山二十里”。大概就是康親王一夥的役民開山情況，由於有所顧忌，只藏頭露尾地點了一下而已。

到同治七年（1868年），郭柏蒼在其《葭跗草堂集》中稱，“不及二十年，各洞竭而良工死矣。”可見規模之大，勞動強度之劇。

（三）雕刻。從上文已知，在南朝時期，南遷人士用容易收集到的壽山石雕刻小石豬，作為陪葬品。“福建在唐代最為安靖”，“大大地促進了社會經濟的發展。”唐天覆初（901年），福州安泰橋“為羅城南關，人煙繡錯，舟輯雲排，兩岸酒市歌樓，簫管從柳陰榕葉中出。”隋唐三百餘年輝煌時期，福州人民對藝術品的追求，不可能停留在石豬之類之上，可惜由於黃巢焚城等原因，沒有留下文字記載。王審知入閩“重視文化設施”，“發展生產”。“福州到宋代，成為繁華都會”，溫益《詠福州》雲，“潮回畫輯三千隻，春滿紅樓十萬家。”這時人們對壽山石的認識和將其雕刻成藝術品，肯定有了前所未有的進步。

《觀石錄》雲，“宋時故有坑，官取造器，居民苦之，輦致巨石塞其坑，乃罷貢。”《後觀石錄》亦云，“宋時故有坑以採取病民，縣官輦巨石塞之。”這“宋”是北宋還是南宋？看了朱彝尊《壽山石歌》，就不難知曉。詩云“南渡以後長封緘”，明白指出南宋以後才封石坑。

北宋時期，官府逼壽山百姓供石，好得使工匠“造器”。從中我們知道官府已很重視壽山石雕刻品，並且到了擾民的地步。《三山志》稱壽山石“柔而易攻”，“攻”即加工雕刻之意。宋代工匠根據不同的顏色，將大小壽山石雕刻成品。此時已有石俑的出現，但這是出土壽山石文物，茲不多述。王一帆《淺談壽山石（雕）歷史文化及內涵》稱，“宋時福州已大量開採壽山石用於雕刻，精美者作為貢品發運汴梁，成為宮廷玩物，大件者為達官貴人陳列於几案欣賞，小件者則為文人雅士手中的玩賞品。”這一段重要的文字，可惜因手頭資料有限，無法查對出處。

到了明末，《閩都記》明白指出壽山石“可為印章”。謝肇淛《壽山石》詩說“山空琢盡花紋石”，引用了文學誇張手法，但說明此時開採雕刻美麗的壽山石事業已更勝於前朝。清初除了雕石作印鈕外“大者鑿鞍轡，小者為鞞珌”（《壽山石記》），按《後觀石錄》說法，“鏤刻追琢”以“嵌什器”，並“摩符雕印，雜鏤人獸瓶盂，以為供具”。而印鈕則刻成獅、虎和傳說中神獸的形態，有單獸、雙獸和三獸不等。而印章則“撿選新手工操刀”，刻以“古篆”（清黃任《壽山石》）。周凱的《廈門志》指出，雍正十三年（1735年）應稅的壽山石器中有圖書石（各類印章）、石硯、粧臺、人物、坐獸、十景、石龜。田黃刻製品最為上乘，清翁喆《壽山石歌》稱“正色終須讓田黃”“柔而易攻肌理細，人物山水貞含章”。清鄭洛英《壽山田黃》描繪道，“工者麥芒削，縷剔諸鈕章”；“得篆石愈貴，配儷如雁行”。特別應當提到康熙時的一個著名的壽山石雕刻家，是福建漳浦楊璿，字玉旋。此人客居福州，據康熙《漳浦縣誌》雲，“善雕壽山石，凡人物、禽獸、器皿俱極精巧，當事者爭延致之。”周亮工《閩小記》稱其“運刀之特，如鬼工”。朱彝尊《壽山石歌》稱“是時楊老善雕琢”。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的伏獅羅漢田黃雕品即其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