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嘉亂起，中原士人紛紛渡江，在寄居江東之後，思念和追想曹魏、西晉時的舊人成為普遍的情緒，在感懷中漸漸有了正始名士、竹林名士、中朝名士這樣的劃分。
東晉學者袁宏曾作《名土傳》，系統地將先前的名士做了一番總結： “夏侯太初（夏侯玄）、何平叔（何晏）、王輔嗣（王弼）為正始名士，阮嗣宗（阮籍）、嵇叔夜（嵇康）、山巨源（山濤）、向子期（向秀）、劉伯倫（劉伶）、王浚衝（王戎）為竹林名士，裴叔則（裴楷）、樂彥輔（樂廣）、王夷甫（王衍）、庾子嵩（庾敳（ái））、王安期（王承）、阮千里（阮瞻）、衛叔寶（衛玠）、謝幼輿（謝鯤）為中朝名士。”
至於“竹林七賢”這一稱呼，最初見於東晉歷史學家孫盛所著的（魏氏春秋》： “（嵇）康寓居河內之山陽縣，與之遊者，未嘗見其喜慍之色。與陳留阮籍、河內山濤、河南向秀、籍兄子鹹、琅邪王戎、沛人劉伶相與友善，遊於竹林，號為七賢。”
再後來，戴逵作《竹林七賢論》，這一稱謂便固定下來。也就是說，竹林七賢是東晉時才被命名的。現在，我們看一下這個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名土團體是怎麼形成的。
看一下歷史背景：
曹操之子曹丕篡漢後，當了幾年皇帝。
接下來，做皇帝的是其子曹叡。這十來年，魏國的權力還是控制在曹姓皇帝手裡的。其間，他們依靠司馬懿對抗蜀國諸葛亮的不斷攻擊和騷擾。
曹叡死後，司馬懿、曹爽併為輔政大臣。此時的皇帝是少年曹芳。很快，曹爽將司馬懿排擠出朝。後者於是韜光養晦，以靜制動，悄悄等待時機進行反擊。
正始十年（公元249年）春，曹爽帶著少年皇帝和幾乎全部朝臣，出洛陽城去祭奠先祖。司馬懿聞報後，以七十歲的垂垂老矣之身，發動“高平陵之變”， 一舉捕殺了曹爽及其親信，架空了魏帝曹芳，從此大權盡歸司馬氏父子。
如果曹操地下有知，面對這個結局，他會作何感想？
假如曹操和司馬懿對決，在權謀上，兩個人誰更勝一籌？
現實是：曹操早就死了，他的子孫在強大的司馬氏父子的壓迫下，被凌辱得喘不過氣來。
司馬懿死後，司馬師和司馬昭兄弟相繼掌權，魏國皇帝形如傀儡。其間，魏帝和某些大臣曾意圖反抗，但最後都被智力過人的司馬兄弟擊敗，皇帝或被廢或被弒，曹氏陣營中包括何晏、夏侯玄在內的一些名士和大臣也相繼被殺。
這就是人們印象中魏、晉易代之際“天下多故”而“名士少有全者”的由來。
於是，以往的史家用“高壓政治”來形容司馬氏掌權的時代，導致很多人認為這個家族總在殺名士。在這種愚蠢的既定觀念下，很多人覺得：魏國的大臣和名士，一定都對司馬氏恨之入骨，都是反對司馬氏的。
其實呢？
這完全是錯覺。
當年曹操殺楊修殺孔融殺邊讓借刀殺稱衡，為何不說是“高壓政治“？為什麼到了司馬家這裡就成了“高壓政治”？
司馬家殺何晏，純粹因為他是曹爽集團的人；殺夏侯玄，則是因為他屬反對司馬家政變集團中的一個鏈條；殺嵇康，情況雖然稍有不同，但也因其挑戰了司馬昭的執政理念（加上嵇康本身也是曹魏家的附馬），仍沒達到“鎮壓名士”的程度。
這樣說吧，魏國的曹家皇族來自
寒人
階層，而司馬家是漢朝以來最純正的高門大族。在曹魏時代，發端於東漢中期的門閥士族觀念已越來越深入人心。當時，朝中絕大多數重臣都有土族背景。
換個說法，從出身上講，魏國朝中大臣多跟司馬氏是一條戰線的。
此外，從曹操時代起，治國風格就是嚴苛的，帶有濃重的法家思想。士族出身的大臣們呢，更多則傾向於寬簡無為的政治理念。從這個角度來講，他們恰恰是反對曹家皇帝的。
所以，當司馬氏奪取曹魏政權後，這些名士出身的大臣立即轉到他們這邊。
而曹家，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當然，也確實有反對派，或默默不與司馬氏合作的。但數量，遠沒後人想象的那麼多，更不是主流。
反過來推論，司馬家根本不存在誅殺名士的偏好。
七位名士的竹林之遊有著以上大背景。
竹林七賢會集大約起於正始五年即公元244年以後，主要活動於嘉平年間（公元249-254年）。此時曹爽剛剛獲誅，司馬氏父子正在洗牌，魏國朝野有些亂，於是阮籍、嵇康、山濤、劉伶、阮威、向秀、王戎，四個河南人，兩個安徽人，一個山東人，在機緣巧合下，碰到了一起，他們嘯聚竹林，索琴飲酒，縱情不羈，口言老莊，心懷玄遠，以老莊之道慰藉當世情懷。
蔑視禮法的七人，往已經傾頹的儒家危樓上推了一把，於是它便轟然倒塌了。
竹林七賢的活動地點是山陽縣，也就是現在的河南焦作境內的修武縣（雲臺山地區）。
修武位於魏國都城洛陽之北的河內郡。當時的河內郡風景奇秀，洛陽的顯貴們紛紛在這裡修建別墅，一到休閒日，便從洛陽來河內度假。其中的山陽是河內的中心，被廢黜的漢獻帝劉協即以山陽公之位居住在此。
住在山陽的，有老家是安徽的嵇康和劉伶，以及老家是山東的王戎。同在河內郡而不在同一縣的還有懷縣人山濤和向秀。陳留人阮籍家在洛陽，但極有可能在山陽建有別墅。他的侄子阮咸，一直跟著叔叔生活。
竹林七賢能聚在一起，關鍵人物是山濤。
山濤在正始五年即公元244年的時候，正在山陽做小官，其間他結識了青年才俊嵇康，後又認識了阮籍，並把阮籍介紹給嵇康，三個人攜手入林。接下來，山濤推薦了老鄉向秀，阮籍則把侄子阮咸和當時還是少年的王戎帶了進來，至於劉伶呢，大約是聞著酒味來的。
七個人在竹林中嘯聚清談、喝酒、彈琴，遺世而獨立，不醉而不歸，名聲漸漸大振。
關於竹林七賢，有個核心或者說領袖問題。
團體核心當然是最初的三個人：阮籍、嵇康和山濤。
這沒有爭議。個體核心呢，有人認為是阮籍，有人認為是嵇康。
後世更多的人，認為年齡並非長者的嵇康為七人之首。
這仍是錯覺，或者說，是出於對嵇康的偏愛。
因為他太剛直，死得又太有風骨，而且那麼華美。去除偏愛，我們會發現：竹林七賢真正的領袖，仍是具有詩人身份的阮籍。
他們活動的地點主要在嵇康的莊園，具體位置在山陽城東北的一片竹林旁。
北魏酈道元《水經注》： “魏步兵校尉陳留阮籍，中散大夫譙國嵇康，晉司徒河內山濤，司徒琅邪王戎，黃門郎河內向秀，建威參軍沛國劉伶，始平太守阮咸等，同居山陽，結自得之遊，時人號之為“竹林七賢”。向子期所謂山陽舊居也，後人立廟於其處，廟南又有一泉，東南流注於長泉水。郭緣生《述徵記》所云： ‘白鹿山東南二十五里，有嵇公故居，以居時有遺竹焉。蓋謂此也。
竹林七賢中，阮籍狂放不羈、頹廢傷感，有濃郁的厭世主義傾向，具有詩人、飲酒愛好者和玄學家多重身份，代表作有《詠懷詩》八十二首、《大人先生傳》、《達莊論》。阮籍先後做過司馬懿、司馬師和司馬昭的幕僚。面對曹家和司馬家的紛爭，他也許有看不慣的地方、但卻沒有強烈的站隊意識，只是心懷一種深深的無力感。
嵇康呢，剛直高傲，是思想家、文論家兼打鐵愛好者和音樂演奏家，代表作為《廣陵散》、《與山巨源絕交書）， 《聲無哀樂論》，《賦》、《幽憤詩》、《難自然好學論》、《養生論》。他是魏國的駙馬。從這個角度說，不管他想與不想，他都是曹魏陣營的人。但這時候，曹魏的權力已經被司馬氏所奪。他進退維谷。對司馬兄弟和一些名士向兩兄弟攀緣的做法，他是越來越看不慣了。
山濤深沉，如裴楷所說：“見山巨源，如登山臨下，幽然深遠。”劉伶放曠，阮咸狷率，向秀徹，王戎聰穎。
至於這七個人的生命結局：嵇康最終被司馬昭所殺；阮籍放縱不羈，但其行為一次次為司馬昭所容，得善終；劉伶和阮咸，一個純酒鬼，一個酒鬼兼音樂家，後皆不知所終；向秀一度為官，終於無為，後來事蹟不甚清楚，但為我們留下《莊子注》；王戎和山濤仕途顯赫，都成為西晉的重臣，官至宰相級別的三公。
我們會依據自己的好惡來評定竹林七賢
但在晉代，名士們對這七人是不做優劣上的評論的。
比如，北府兵名將謝玄等人想評論一下，被叔叔謝安制止，他告訴侄子： “從先輩開始，就不去評論七賢的優劣，這是個傳統！“
從謝安的話中可以看出，對竹林七賢，名士們是無比尊重的。
前面提到過名士由東漢向魏晉轉型的時代背景。但如果僅僅說因為魏晉是亂世，當時篡弒頻繁，士人朝不保夕，內心比較痛苦，反映到外在行為，即放曠不羈，也是不足為憑的、因為、如果說魏晉亂世，篡弒頻繁，那麼五代十國比之於魏晉如何？當時怎麼沒出現如線晉一般的風尚？
實際上、魏晉風尚的誕生，跟門閥士族盛大和皇權衰退有緊密關係。同時，漢武帝時建立的獨尊儒術的根基還未牢靠，以老莊之說為底色的玄學應運而生，動盪的時局和生命的無常確實也喚醒了土人心中對個體價值的重新思考。在幾重背景下，嵇康才可以喊出“非湯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這樣驚世駭俗的口號。
雖然不能說魏晉風度就是竹林七賢的風度，但七賢開闢的精神道路，初開于山陽的竹林，最後如光霞般在魏晉的山水間蔓延開來，進而為中國歷史打造出一個絕無僅有的瑰奇而迷人的時代。其高逸的精神追求和不羈的處世方式，更是絕大影響了後世士人，並在他們心中打下不可磨滅的烙印。
陳留阮籍、譙國嵇康、河內山濤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亞之。預此契者，沛國劉伶、陳留阮咸、河內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於竹林之下，肆意酣暢，故世謂“竹林七賢”。——《世說新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