綿延千年的宰相制度，在明朝時被廢除
明朝時期所體現的中國封建制度發展的“新”，主要體現在政治制度方面，雖然從根本上來說，明朝依然是徹底的封建君主專制，但是其和前朝的區別主要在於，君主專制的空前加強。
延續千年之久的宰相制度，在明太祖朱元璋時期被徹底廢除便是明證，在此之前，宰相作為封建王朝中樞行政，以及決策集團的重要成員，對於整個封建政體的維護和國家的平穩執行，起到了巨大作用。
然而明朝皇帝卻將這一宰相制度徹底摧毀，這一方面體現出了皇權和相權，這對矛盾延續千年之久，已經進入到了無法調和的地步，進而不得不選擇廢除宰相的窘境。
同時也展現出了封建君主，對於專制權力的極度渴望，宰相制度廢除以後，封建君主專制在明朝達到了新高峰，這就是在政治制度方面的革新。
不過即便宰相制度被廢除，明朝皇帝似乎也並未感覺到，前所未有的輕鬆。
因為在此之前，宰相群體作為封建政權，國家事務的重要決策者和執行者，雖然有時候權勢熏天，但是其為君主所分擔的政治壓力，是顯而易見的。
然而宰相群體退出歷史舞臺之後，明太祖本人進入到了政事頗為繁忙的階段，再勤奮的君主，在面對每天數以千計的奏摺批閱任務之時，也難以接受。
廢宰相建內閣，權力之爭並沒有減弱
就這樣，明朝時期極富時代特色，但又充滿君主無奈之情的，內閣制度登上了歷史舞臺。
明代的內閣實際上，接替了此前被廢除的宰相的任務，雖然在表面上的地位，與此前地位尊崇的宰相有所差距，但是在具體的行政權力方面，幾乎是沒有太大的差別。
《明史》載：“明太祖十三年，罷丞相，政乃歸六部，部權重也。洪、宣之後，閣體又尊，且權亦漸重，於是閣部相持，若廷推考察，各騁意見，遂以營其私，而黨局分焉。”
因此，在今天明史研究領域上，有的學者就認為明代的內閣，特別是內閣首輔，實際上就是此前領班宰相的變態現象。
明朝的內閣首輔，經過幾位皇帝的重視和扶持，逐漸成為了朝堂最具權威的官員。因此明朝時期也湧現出了像三楊（明朝建立前中期的朝堂重臣、元老級人物）、張居正、申時行等名臣，這也是明朝文官體制發展到巔峰階段的重要標誌。
但是隨著文官體制的建立，明朝的政治體制也在不斷走向僵化，因為整個王朝的政治團體，就像一個車間一樣每天在不停地運轉，缺少了人氣和靈魂。
就像萬曆皇帝長達幾十年深居禁宮，不理朝政之時，整個明朝卻像機器人一樣仍在運轉，儘管當時的六部尚書缺了一大半，在內閣首輔的經營之下，明朝依然平穩執行。
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明朝的皇帝從萬曆開始幾乎成為一種擺設，內閣首輔和大宦官，都開始對朝堂之權展開了爭奪，整個朝堂烏煙瘴氣不說，受到直接打擊的是廣大百姓。
他們成為官員欺壓的物件，整日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由此一種對於現實主義的深刻思考，成為當時有識之士的努力方向。
比如明末清初經世致用學派的代表人物黃宗羲，他就對當時明朝後期的混亂政局，和現實社會進行了極為露骨的批判，《明夷待訪錄》是黃宗羲經世致用、反封建、批判君主思想的主要體現。
君主專制的加強，使得人民的生活更加艱難
明朝是中國封建專制體制發展的全新階段，這個所謂的“新”並不是在社會經濟基礎方面的新，因為即便是清朝統治滅亡，中國延續兩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的經濟基礎，依然是小農經濟。
而這種小農經濟的堅韌性和封閉性，在經過兩千多年的演變之後，最終在近代西方列強堅船利炮的進攻下，才逐漸走向衰落。
由此可見看出，中國封建時期小農經濟是何其穩固，因此經濟方面的革新非常難。
因此明朝的革新重點體現在政治層面，也就是宰相制度的廢除。宰相退出歷史舞臺，實際上標誌著整個政權執行機構中，長期威脅皇權政治的因素不復存在，因此君主專制制度達到了新高峰。
然而這種君主專制的空前加強，一方面使得整個社會的壓迫和剝削，更加明顯和殘酷，一方面也直接導致封建政治體制愈發僵化。
黃宗羲在以超越世人的眼光，洞察到君主專制的腐朽，並結合自身的經歷，徹底走向了反君主專制、反封建的道路。
《明夷待訪錄》作為他該思想的核心體現，在封建時代即將終結之際，產生了巨大的歷史震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