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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 讀

新媒體時代,由於傳播的移動化、智慧化、沉浸性程度增強,場景、身體和關係在傳播過程中的重要性日益凸顯,“前理解身體”觀逐漸被打破。

在傳播尤其是大眾傳播研究中,身體問題一直未能進入主流傳播研究的視野。[1]拉斯韋爾的5W模式是抽象傳播問題具體化的重要標誌,此後的研究也多沿著5W劃定的框架,在控制研究、內容分析、媒介研究、受眾研究、效果研究五大領域堅守深耕,身體總被有意或無意地忽視。近年來,隨著媒介技術的快速發展,以移動網際網路為代表的新媒體時代到來,媒體的大眾化、移動化、影片化、智慧化程度不斷增強,傳播研究引入了一些新要素,身體便是其中之一。

傳播研究中“缺席”與“離場”的身體

在以往的傳播研究中,身體的“缺席”與“離場”不是由單一因素造成的,而是學術傳統、哲學理念、理性崇拜等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要探尋身體在傳播研究中受到“冷落”的原因,還需從傳播學思想起源和社會特徵談起。

(一)學術傳統:從傳播學思想起源談起

大多數傳播學者存在一個共識:“傳播是精神交往及互動,基本和身體無關。”[2]如美國學者皮爾士認為:“傳播即觀念或意義(精神內容)的傳遞過程。”[3]阿耶爾指出:“傳播在廣義上指的是資訊的傳遞。”[4]我國學者也有類似的觀點。郭慶光認為:“所謂傳播,即社會資訊的傳遞或社會資訊系統的執行。”[5]陳力丹指出,傳播“是指資訊、知識在時間和空間中的流動和變化”[6]。不難看出,國內外學者主要從資訊或精神角度進行論述,傳播的“去身體化”特徵明顯。美國學者露絲•本尼迪克在《文化模式》一書中解釋風俗受到忽視的原因時,有一段精彩的論述:“風俗不必使社會理論家非關注不可,因為它是他們思考的重要原素:它是透鏡……它是基礎,存在於有意識注意的領域之外。”[7]將這裡的風俗換成身體,可以很好地揭示身體被傳播學者忽視的學理動機。正如“魚總是最後一個意識到水的”,傳播學者在研究中會預設身體是傳播的前提條件,無需特別關注,“前理解”效應凸顯無疑。“前理解”由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提出,簡單來說,指的是解釋工作之初都必然有的先入之見。[8]基於此,本文提出“前理解身體”的概念,用以描述身體在傳播研究中受到忽視的現狀及原因。

回顧傳播研究史,身體“缺席”的傳統從學科思想起源時便已存在。關於傳播學思想起源,學界主要有兩種視角:一是微觀視角,強調傳播學直接、顯性的思想來源,如郭慶光認為傳播學的早期學術思想包括歐洲源流和美國源流兩個方面,[9]前者包括塔爾德、齊美爾,後者包括杜威、庫利、帕克、米德、李普曼等人。何道寬認為美國傳播學的思想源頭是19世紀中葉興起的、由皮爾斯和詹姆斯開創的實用主義[10];二是宏觀視角,側重間接、潛在的思想來源,如在《傳播學史——一種傳記式的方法》中,羅傑斯將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和馬克思的理論視作傳播學的歐洲起源。與第一種視角相比,羅傑斯跨越了更長的時間線,其追溯可以被稱作“源頭的源頭”。無論宏觀還是微觀,傳播學思想源頭均較少關注身體議題,郭慶光所言的歐洲源流以模仿理論和網路理論為代表,關注的是社會行為和人際網路,美國源流主要以芝加哥學派為代表,與何道寬所言的實用主義源流高度統一。從宏觀源流來看,精神分析和馬克思主義是純粹的精神和理論探討,進化論雖然涉及生理身體,但多從自然演進的角度探討生命和發展的意義,對社會身體和傳播身體的關注不足。此後,這種身體“缺席”的傳統,在傳播學奠基人的觀點中得到了繼承和進一步強化。

關於傳播學奠基人的判定,同樣存在爭議,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一是將拉斯韋爾、盧因、霍夫蘭、拉扎斯菲爾德視作傳播學的“四大奠基人”,以施拉姆為代表。二是認為施拉姆才是傳播學的奠基人,以羅傑斯為代表。羅傑斯指出,“四大奠基人”只能算作先驅,施拉姆才是傳播學領域的奠基人[11]。三是芝加哥學派。如依萊休•卡茨等人在《媒介研究經典文字解讀》一書中將芝加哥學派稱作“傳播研究的發源地”。何道寬在《傳播學概論》(第二版)的譯者序中把芝加哥社會學派視為“傳播學思想的濫觴之地”。胡翼青也認為,按照正常的邏輯,最沒有爭議的傳播學奠基人應該算是社會學芝加哥學派的某些成員了。[12]

關於傳播學奠基人的爭論還在繼續,但無論誰的支持者更多,都無法忽視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那就是四大奠基人、施拉姆和芝加哥學派的研究均以解決社會中的實際問題為導向,把傳播視作影響國家、社會、商業和民眾的重要力量,討論的多是宏觀層面的傳播問題,實用主義和功能主義特徵明顯。傳播先驅們主要關注的是個人——身體所有者的態度、心理和關係問題。由於身體對移民、選舉、商業等社會實際問題並無直接而顯見的影響,在傳播研究中受到忽視自然不足為奇。

與此同時,隨著電話、廣播、網路等媒介技術的出現,人們擺脫了資訊必須面對面傳播的束縛,遠距離離身溝通成為可能,這種超越時空限制的新傳播革命受到推崇和讚揚,身體“缺席”程度成為判斷傳播力大小的重要標準。“網上是沒有人體的”[13]這種先入之見一直存在於傳播研究中,“前理解身體”演化為潛在共識。

(二)社會特徵:身心二元與理性崇拜

身體在傳播研究中“失語”,還受到哲學理念和理性崇拜的影響。在中國傳統觀念中,身體是柔弱的,極易受到侵蝕。身體是自然性的、生物性的乃至動物性的[14],會誘使人們“犯罪”,故需要“存天理滅人慾”,約束身體。相反,精神的主觀可塑性更強,可以保持純潔,並實現永存,這種認知與西方的“身心二元論”不謀而合。

17世紀,笛卡爾的“身心二元論”開啟了近代西方哲學研究的理論先河,現代身心關係的探討也均以笛卡爾的“二元論”為研究起點。[15]“我思故我在”,笛卡爾的“身心二元論”實際上是精神或心靈決定論。[16]笛卡爾將精神、心靈、信念等“心”的外在形式視作人的本質,“身”成了被主宰和束縛的東西。而在東亞思想傳統尤其是中國思想傳統中,身體沒有明晰地作為心的客體,而是作為政治權力、社會規範、精神修養和隱喻指向被表現了出來。[17]張再林等學者進一步指出,中國哲學根植於“身”,堅持身在同一的“我躬故我在”[18],與西方哲學源於“心”有著本質的區別。但在追求現代性的過程中,我國傳統哲學受到了西方強勢文化的影響,陷入了重“心”輕“身”的思維之中。

與“身心二元論”相伴而生的是近代社會的理性崇拜。古希臘的蘇格拉底、亞里士多德均強調理性的“主宰”力量,17至18世紀,以法國為中心的啟蒙運動,更是推動“理性”走向神壇。啟蒙運動高舉“理性”的旗幟,在反封建、反專制、反愚昧的同時,引發了近現代社會對理性的極度崇拜。“18世紀法國哲學家將理性概念從認識論引申到社會領域,認為凡是合乎自然、合乎人性的就是理性。理性成為衡量一切社會存在的價值尺度。”[19]而“承接著古典社會學理性傳統思想的傳播學,將交流者確定為理性意識主體,從而完全地失去了身體”[20]。當理性被上升到前所未有的地位,身體自然而然就被遮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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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景、身體、關係:

傳播研究的新要素

加拿大學者麥克盧漢有個經典的論述“媒介即訊息”,意指媒介的革新可以開創新的可能性。隨著5G、演算法、VR(虛擬現實)等新技術的持續發展,新媒體以智慧媒體、移動媒體、社交媒體等“新新媒介”的姿態“飛入尋常百姓家”,它們在為日常生活帶來便利的同時,還為傳播凸顯了三個重要元素:場景、身體與關係。

場景,原指戲劇、電影中的場面,泛指情景。2014年,美國科技記者羅伯特•斯考伯和專欄作家謝爾•伊斯雷爾在《即將到來的場景時代》一書中將其引入傳播領域,並將大資料、移動裝置、社交媒體、感測器和定位系統稱作場景的五大技術力量。這裡的場景可以視作移動傳播中一種新的時空描述維度,它也是移動媒體的一個新的構成要素。[21]場景傳播實質上是特定情境下的個性化傳播和精準服務[22],它現階段主要由隱性演算法和顯性場景構成。微信小程式、支付寶快捷支付、淘寶家鄉版、小米體驗店等均可視作場景傳播的經典案例。隨著移動媒體不斷走向智慧化以及商品生產成本大幅降低,智慧手機、可穿戴裝置、智慧家居的普及化程度日益增高,場景傳播理念在廣告營銷、媒體轉型方面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

新媒體在凸顯場景重要性的同時,還引起了傳播學者對身體的關注。場景傳播離不開身體和關係,因為個性化傳播與精準性服務總與不同環境和關係中的個人相關聯,只有深入理解人及其關係,才能提供更貼切的產品和服務;另外,隨著4G的大規模商用,抖音、快手異軍突起,短影片、直播開始打破圖文和長影片的主導,成為人們新的交流與生活方式,身體成為UGC(使用者生產內容)的主體。農村、鄉鎮、小城市等長期以來被大眾傳媒忽視的邊緣區域,憑藉使用者數量優勢以及強大的生產消費能力,在網路中贏得一席之地。資本和傳媒嗅到直播和短影片的流量紅利,開始有所行動,或入駐關聯平臺,或開通相關業務,推動媒介化生活、影片化生存進一步普及。作為“全媒體”的身體,成為影片傳播中的核心。傳播研究中“失語”和“缺席”的身體日益受到學者的關注。

新媒體凸顯的第三個要素是關係。關係是指事物內部或事物之間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過程及狀態。在多數人的認知中,關係是一個抽象的字眼,雖然生活中使用的頻率很高,卻很難說出個所以然。隨著社會化媒體的興起,群體、社群、圈層等表述人際關係的專業詞彙被簡化為微信群、分組、標籤等生活化詞語。網際網路用“連線一切”的方式重構了社會、市場和傳播形態[23],大大拓展了人類交往的範圍,傳統媒體時代基於地緣的小範圍“部落關係”演變為突破時空限制、廣延性強的“全球關係”,關係屬性由“強”變“弱”、由單一變多樣、由顯在變隱性,甚至還發展出了人與機器的虛擬關係,人與人、人與物的關係緯度被大大拓展。隨著關係的重要性不斷凸顯,“抓取”關係的技術也實現突破,演算法、雲計算、人工智慧使媒體日益智慧化,“六度分隔理論”的“預言”在網路上得以實現。技術的變革、話語的轉變使關係在生活和傳播中變得重要,關係成為社會傳播、商業執行的核心邏輯,抖音、今日頭條、淘寶、拼多多等網際網路企業的運營模式均建立在關係之上。

場景、身體、關係是新媒體時代三個被凸顯的傳播要素,它們不是相互隔絕而是密切關聯的。首先,場景只有依靠身體和關係才能發揮效用。作為個性化傳播和精準服務的核心理念,場景離不開具體的身體和隱藏在個體之後的關係。只有依靠身體和關係,場景傳播才能發揮實際效用,實現服務目標;其次,關係和場景是人的存在方式。人是社會關係的總和,身體無時無刻不處於特定的場景和社會關係之中;再次,關係只能依託身體而存在,並在特定場景中得以建立。身體、場景和關係是理解新媒體傳播的基礎要素,隨著研究的深入,長期以來的“前理解身體”觀被打破,身體受到更多關注和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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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發展中身體的多重內涵

“過去的離身傳播在工具論層面將媒介技術視為身體的延伸”[24],隨著場景、身體、關係等新要素的引入,這種單一的身體觀在新媒體時代受到越來越多的質疑。研究具身傳播時,首先要對一個元概念進行探析,即理清什麼是身體,探析傳播中身體的內涵。

筆者認為,新媒體時代,傳播中的身體具有四種內涵:作為媒介內容的身體、作為傳播媒介的身體、作為價值尺度的身體以及人機互嵌的新身體。從前Web時期到Web3。0時期,身體的不同內涵是由同時代的媒介特徵孕育和賦予的。由於每一種新媒介都把一種舊媒介作為自己的內容,網際網路成為一切媒介的媒介。[25]從前Web時期到Web3。0時期,從報紙、廣播到電視、網路,媒體的發展過程不是“非此即彼”的替代過程,而是依次累積的關係,身體的多重內涵正是基於此在網路媒體中得以儲存。

(一)Web1.0及以前:作為媒介內容的身體

網際網路出現之前與誕生之初,電影、電視等大眾傳播媒介在社會中佔據主導地位,該時期的傳播特徵是高度的視覺化(與新媒體時代的統合視覺不同,傳統媒體時代的視覺化是一種單一的視覺,即眼睛的功能被延伸和突出,其他感官被弱化),在視覺文化中佔據核心地位的是身體[26],身體主要作為媒介內容出現,突出的是“身體形象”。網際網路出現之前,報紙、廣播、電影、電視等大眾傳播媒介屬於稀有資源,其使用權掌握在少數人手中。在西方,大眾媒介隸屬於財團,商業屬性使逐利成為其核心邏輯。身體能否在大眾媒介中出現,完全取決於其是否符合新聞價值標準,能否滿足吸睛和意識傳達的需要。

1948年,傳播學者拉扎斯菲爾德和默頓提出大眾傳播的社會地位賦予功能,即“任何一種問題、意見、商品、團隊乃至人物或社會活動,只要得到大眾傳媒的廣泛報道,都會成為社會矚目的焦點,獲得很高的知名度和社會地位”[27]。

Web1。0的本質是聚合、聯合、搜尋[28],它以入口網站為基礎,新浪、搜狐、網易作為新生力量,迫使傳統媒體開始數字化轉型。Web1。0時期的主要特徵為傳統紙質內容的搬運和上網,大部分網站都由靜態頁面構成,資訊釋出也基本上是推送式的。從本質上說,這種資訊傳播方式與傳統媒體環境下“點”對“面”的傳播並無二致。[29]身體的內涵也沒有發生變化,它依然是內容(外在形式為一種新型的數字內容),身體依然受到媒體的壓制。

(二)Web2.0時期:作為傳播媒介的身體

Web2。0是對Web1。0的升級,其本質是參與、展示和資訊互動[30]。Web2。0初期,傳統媒體開始資料化轉型,社交媒體和自媒體取代入口網站成為主流,以QQ影片、FaceTime為代表的影片通話日益普及,文字、語音等單一溝通模式發生變化,傳播開始打破時空,完整的身體嶄露頭角,被置於交流的“前臺”,開始逐漸脫離內容“定位”,迴歸口語時期的“全媒體身體”;Web2。0中後期,隨著4G大規模商用,直播和短影片成為主導媒介,傳播進入影片化時代,身體的媒介屬性進一步增強,成為資訊傳播的核心力量。身體成為媒介的過程,也是擺脫強權的過程,Web1。0及以前具有內容屬性的身體,在新媒體時代藉助B站、抖音、快手等直播和短影片平臺擺脫了大眾媒體的強權,掌握了主動性和生產權,身體在技術的加持下具有了更強大的資訊傳播能力,而平臺則退居其次,成為身體傳播的途徑和工具。麥克盧漢所言的“媒介即訊息”被賦予了新的含義,身體成為“媒介”和“訊息”。

最早將身體與傳播媒介對等起來進行研究的是加拿大學者麥克盧漢,在《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一書中,麥克盧漢提出了“媒介是人的延伸”的經典論斷:“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對個人和社會的任何影響,都是因為新的尺度產生的;我們的任何一種延伸(或曰任何一種新的技術),都要在我們的事務中引進一種新的尺度。”[31]延伸論具有濃厚的“技術決定論”色彩,這裡的“身體”意在說明媒介的強大功能和新尺度屬性,對身體的關注不足。身體是一種傳播媒介,可以從兩方面理解:首先,身體是一個完整的資訊系統,視覺、聽覺、觸覺、嗅覺、味覺等的存在,讓人能夠進行思考、想象、內省等一系列複雜的自我傳播活動,實現主我與客我間的對話。其次,身體是精神的載體,是人與人之間交流溝通的媒介。他人既可透過氣色、穿著、表情、動作、語速等身體媒介所承載的內容對“我”進行資訊的解碼與詮釋,獲取健康程度、生活水平、心情狀況、性格態度等資訊,“我”也能透過調動身體的“全媒體系統”傳遞準確而豐富的資訊。

傳統觀點認為,媒介技術發展遵循的基本邏輯是使交往本身不斷突破時空對身體的限制[32],媒介的發展史就是不斷減少人類傳播參與度的歷史。[33]這種離場傳播的理念強調的是身體的現實在場,忽略了虛擬在場的意義。從Web1。0到Web2。0,從“作為媒介內容的身體”到“作為傳播媒介的身體”,技術的發展起到決定性作用。如果說傳統媒體時代以報紙、廣播、電視為代表的大眾傳播一直在尋求擺脫身體的“離場傳播”,Web2。0時期直播和短影片的興起則將身體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

(三)Web3.0時期:作為價值尺度的身體

Web3。0的本質是進行更深層次的人生參與和生命體驗。[34]它的主要特徵是智媒時代來臨,表現為人工智慧對人的提升和解放,在此過程中,“身體”成為區分機器和機器人的核心尺度。

社會對身體的關注與“人體唯一性”受到挑戰有深刻關聯。在網路技術發展初期,機器最先具備的是計算、儲存、傳播等“仿生”能力。這種對人類思維的模仿並未引起大家的警覺與恐懼(雖然這種模仿很多時候遠遠超出了一般人的思維能力),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機器與人差別巨大,它沒有眼睛、耳朵、雙手等身體部分,這使其能與人嚴格區分。隨著人工智慧技術的快速發展,Web3。0時代到來,為了實現更深層次的人生參與和生命體驗,科學家們不再滿足於人類智力的模仿,因為機器雖然可以進行復雜的數學計算,卻無法進行“刺激-反應”這種嬰兒都可具備的本能,於是將“仿生思維”放入“身體”中,使機器在與周圍環境的互動中具備“自我意識”與“機器智慧”成為科學家們新的努力方向,具備“身體”的機器完成了向“機器人”的蛻變。在這方面,影視作品的探索要大膽和超前得多,早在1927年,電影《大都會》中的智慧機器人就具備了人的身體特徵。1999年,電影《機器管家》則更為大膽,機器管家不僅具備人的思維與身體特徵,而且最後透過先進的科技和醫療成為具有血肉之軀的“人類”。

不難看出,當下,是否具有人類身體已成為評判“人是否為人”的重要標準和尺度,這種身體觀念在以人工智慧為代表的Web3。0時期尤為明顯。所以,不難理解,為何初音未來、洛天依等虛擬偶像產品總是要藉助最新媒介技術,以“人體”的形象出現在演唱會或電視中,與觀眾進行互動了。

(四)未來傳播視野:人機融合的“新身體”

隨著5G大規模商用,傳媒會發生何種變革,我們很難做出準確預測,但從當前的實際來看,人機融合會是趨勢之一。在此過程中,具有新“身體零件”的“賽博人”得以出現。

傳統觀念中,身體是一個生理概念,如《漢語大辭典》對身體的解釋為:“一個人或一個動物的生理組織的整體。”身體是與生俱來的,“身體髮膚,受之父母”等諺語也突出了“天然身體”的重要性。但在移動智慧時代,身體的傳統概念——“生理組織的整體”適用性下降,因為從“整體”層面來看,手機等早已成為人密不可分的一部分。在這種技術具身理念下,有學者提出“現象身體”“賽博人”“義肢”“第三持存”等概念,用以描述人機融合的新身體觀。

現象身體是與物件身體相對的概念,由梅洛-龐蒂提出,“從與現實互動的角度,現象身體是‘超越’的身體,即它能包容並整合物件身體周遭的一切,並最終吸收到對世界的經驗中。”[35]因此身體不能簡單地理解為“機械肉身”,而應解釋為物理世界“自在”與心理世界“自為”的綜合。[36]“賽博人”是梅洛-龐蒂“現象身體”的具體化,如果說“手機是人體的器官”這一說法尚且存疑,可穿戴裝置、仿生技術、人工智慧、虛擬現實、增強現實、混合現實等新技術的發展則真正實現了技術與人體的互嵌,傳播實踐的主體從大眾媒介時代以肉身為基礎的生物人進化到新技術背景下人機互嵌的“賽博人”。[37]“現象身體”和“賽博人”可以在法國當代技術哲學家斯蒂格勒的《技術與時間2:迷失方向》一書中找到解讀。斯蒂格勒認為:“生物體自身的程式外延到一種人為的程式設計中,這就是原初增補性的生命形式。”[38]也就是說,人的存在可以被外延到義肢性的技術中。[39] 手機、可穿戴裝置等媒介技術和工具或許沒有生物學意義上的“生命”,但從生存論的角度來看,它們均可被視作人體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影響人類生存與發展的“義肢”(artificial limb)和“第三持存”(the third hold)。至此,身體突破生理和自然限制,成為一個內涵和外延更為豐富的概念,機器、技術開始從單純的工具上升演變成身體的一部分,媒介技術實現了由工具性向生存性的轉向。[40]這種挑戰傳統認知的觀念正在受到越來越多學者的關注和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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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傳播史

與身體“在場-缺席-在場”的演變史

根據媒介產生和發展的歷史脈絡,可以把人類傳播活動分為口語傳播、文字傳播、印刷傳播和電子傳播四個階段。[41]現在,我們已經進入第五個階段:網路傳播階段,並加速邁向智慧傳播階段。人類傳播活動的歷史,同樣是身體“在場-缺席-在場”的演變史。站在媒介技術視角,從人類傳播的發展歷程看,身體的多重內涵正是在人體整體性“統一-分合-再統一”的過程中被賦予、發展和儲存的。

口語傳播時期,身體是最主要的溝通媒介,口、眼、鼻、耳甚至姿態、表情都在傳遞交流的資訊,此時的身體是“完整的傳播媒介”。

文字、印刷和電子傳播時期,麥克盧漢所言的“媒介是人的延伸,延伸意味著截除”成為現實,身體的整體性被破壞,成為若干傳播“碎片”,眼睛、耳朵在傳播中的功能被放大,完整的身體漸漸退場。

在網路傳播時期和智慧傳播前期,影片和直播讓完整的身體再次迴歸大眾視野,身體表演成為網路景觀,出現了平臺和身體雙重媒介並存的狀況,“媒介是人的延伸”在網路傳播中的適用性開始下降,“媒介是人的舞臺”成為現實。在此過程中,身體成為強勢媒介生產多元內容,平臺的媒介屬性被隱藏。

這個歷史過程並不是新媒介依次取代舊媒介的過程,而是一個儲存、疊加和發展的過程,身體的多重內涵在此過程中得以保留,成為理解人類傳播的重要元素。

參考文獻:

[1]劉海龍,束開榮。具身性與傳播研究的身體觀念——知覺現象學與認知科學的視角[J]。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2):84。

[2]劉海龍。傳播研究中的身體問題與傳播研究的未來[J]。國際新聞界,2018(2)。

[3][4][5][9][27][41]郭慶光。傳播學教程(第二版)[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2,3,4,246,103,23。

[6]陳力丹。傳播學綱要(第二版)[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2。

[7]露絲•本尼迪克。文化模式[M]。何錫章,黃歡,譯。北京:華夏出版社,1987:7。

[8][24][39][40]芮必峰,孫爽。從離身到具身——媒介技術的生存論轉向[J]。國際新聞界,2020(5)。

[10]威爾伯•施拉姆,威廉•波特。傳播學概論(第二版)[M]。何道寬,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4(譯者序)。

[11]E•M•羅傑斯。傳播學史——一種傳記式的方法[M]。殷曉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8:459。

[12]胡翼青。傳播學四大奠基人神話的背後[J]。國際新聞界,2007(4)。

[13][25]保羅•萊文森。數字麥克盧漢——資訊化新紀元指南[M]。何道寬,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83,58。

[14][26]陶東風。消費文化語境中的身體美學[J]。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0(2)。

[15][16]李錄志。身心關係研究的新維度及其意義[J]。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4)。

[17]燕連福。中國哲學身體觀研究的三個向度[J]。哲學動態,2007(11)。

[18]張再林。作為“身體哲學”的中國哲學的歷史[J]。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3)。

[19]張雄。哲學理性概念與經濟學理性概念辨析[J]。江海學刊,1999(6)。

[20]孫瑋。交流者的身體:傳播與在場——意識主體、身體-主體、智慧主體的演變[J]。國際新聞界,2018(12)。

[21]彭蘭。新媒體傳播:新圖景與新機理[J]。新聞與寫作,2018(7)。

[22]蔣曉麗,梁旭豔。場景:移動互聯時代的新生力量——場景傳播的符號學解讀[J]。現代傳播,2016(3)。

[23]喻國明,曾佩佩,等。趣緣:網際網路連線的新興正規化——試論演算法邏輯下的隱性連線與隱性社群[J]。新聞愛好者,2020(1)。

[28][30][34]劉暢。網人合一•類像世界•體驗經濟——從Web1。0到Web3。0 的啟示[J]。雲南社會科學,2008(2)。

[29]程曼麗。中國政府網站建設的新程序——從Web1。0走向Web2。0[J]。新聞與寫作,2011(6)。

[31]馬歇爾•麥克盧漢。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M]。何道寬,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3。

[32]金萍華,芮必峰。“身體在場”:網路交往研究的新視角[J]。新聞與傳播研究,2011(5)。

[33]劉明洋,王鴻坤。從“身體媒介”到“類身體媒介”的媒介倫理變遷[J]。新聞記者,2019(5)。

[35][36]曹鉞,駱正林,王颸。“身體在場”:沉浸傳播時代的技術與感官之思[J]。新聞界,2018(7)。

[37]吳倩。從意識沉浸到知覺沉浸:賽博人的具身閱讀轉向[J]。編輯之友,2019(1)。

[38]貝爾納•斯蒂格勒。技術與時間2:迷失方向[M]。趙和平,印螺,譯。上海:譯林出版社,2010:3。

編審:鍾啟華、陳剛、周玲、吳思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