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史：申不害的術治理念在實踐中變形，暴露出大量的弊端

哈嘍大家好，小編今天給大家講講韓國的申不害的術治理念。術治理論在政治實踐中的變形術治，是後世學者概括法家三大流派時的通行說法，用以表示其學說特徵。戰國法家的原本說法，叫作“法術”一—從屬於法治條件的術。從理論意義上說，後世的“術治”概念，有利於說明問題。雖然，“法術”的概念更具有原發與準確的特點。但是，在兩千餘年的歷史煙霧中，“法術”已經被政治異化為“權術”理念，又被江湖神異語言雷同混淆。

如此，不利於語言譜系的簡明化。有鑑於此，我們還是以“術治”概念來說話。但是，我們必須明確一點，從國家的治式結構上說，“術治”不是第一層級的統治方式選擇意義上的範疇具體說，術治不是與法治、人治、德治、禮治等範疇並列的概念，而是一個低層級概念，是實施方式選擇意義上的概念。從政治實踐看，“術治”是與“吏治”並列的概念。也就是說，術治是法治之下的從屬概念，是以推行法治，為前提的一種掌握“治情”的具體方式。

術治派對“術治”的理論設定依據理論，術治的功能定位，只是督察臣下的一個系統方式。術治的政治目標，則是“賞善察奸，使臣並進輻輳”賞賜有功，揭發奸惡，增強臣下階層的凝聚力，使其像車輪輻條聚向車軸一樣，形成以國君為軸心的國家機器。韓非子的《定法》篇，對術治的規定是：“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柄，課群臣之能者也。”申不害《大體篇》的說法是：“為人君者，操其契，以責其名。”韓非子《難三》篇對術治政治目標的概括是：“論之於任，試之於事，課之於功，故群臣公政而無私。”這三則論說，明確規範了“術治”的三個基本方面。其一，明於用人。以職責所在為依據，遴選具有職責要求能力的人任官。

其二，明於督察。依據職務要求（循名），去查核官員的實際表現（責實）。其三，明於知下。從三方面查核官員，以達到“知下”目標。一則，核查官員在任期內的政績；二則，以突發事件測試官員的實際能力；三則，核查官員報來的功勞是否確實。顯然，術治的理論設定功能，是“課群臣之能”；理論設定的政治目標，是督察官員達到“公政而無私”的境界；理論設定的具體方式，是“循名責實”，是“論之於任，試之於事，課之於功”。從歷史發展的實踐看，無論任何時代，無論任何國家，這種“察奸去惡”的官員督察制度，都是不可缺少的。也就是說，術治派的理論設定是沒有重大缺失的。至少，截至目前，我們還沒有在理論體系中發現術制派的致命缺陷。

（2）實踐推行中的非制度化與神秘化，是術治派始料不及的致命缺陷作為督察方式的術治，在實際執行中是什麼樣的呢？讓我們來看一個典型的例子韓非子對管仲的批駁韓非子《難三》，就“法”與“術”的不同運用方式，對管仲的一則主張提出了批評。韓非子的論述是這樣的。首先，韓非引用了《管子》的一則著名言論：“言於室，滿於室，言於堂，滿於堂，是謂天下王。”管子的這幾句話，主張政治生活的光明正大，是那個時代典型的大陽精神，認為政治家說的話要叫所有人都聽得見（滿室滿堂）。也就是說，管子是反對政治神秘化的。韓非子卻不這樣看，他認為管子的說法是不準確的，是有缺陷的。首先，他指出，所謂“言室滿室，言堂滿堂”，指的一定不是君主的遊戲飲食之類的隱私事務；其次，他認為，這一說法“必謂大物也。人主之大物，非法即術”。也就是說，只有政治大事，才會在廳堂去說，才有必要光明正大。

然後，韓非又進一步分析認為：管子只說對了一半，在政治生活中，法可以公開，術卻是不能公開的。韓非子這段話很典型，全文引用如下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術者，藏之於胸中，以偶眾端，而潛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顯，而術不欲見。是以，明主言法，則境內卑賤莫不聞知也，不獨滿於堂。用術，則親、愛、近、習，莫之得聞也，不得滿室。而管子猶曰“言於室，滿室，言於堂，滿堂”，非法術之言也！韓非子這段話的中心意思是說：法律越公開越好，術治則越秘密越好。術治的秘密性程度，要達到親人、愛人、熟悉的人、常有交往的人都不能知道的絕對私密地步，如何能叫所有人都知道呢？只有這樣的秘密方式，才是術。

管子的話，不是“法術”的主張。對於術治的神秘性，申不害在《大體篇》中的表述是：要“去聽”——聽見的事要裝作沒聽見，“去視”——看見的事要裝作沒看見，“去智”—要裝作什麼也不知道。所以如此，原因在於：“治不逾官，雖知弗言。”就是說，作為君主，不可能越過官吏去治理天下。所以，就是知道了官員作偽犯奸，也最好不明說。只有這樣，才能藏於無事，以示天下無為。才能做到“獨聽、獨視、獨斷”。獨聽者謂“聰”，獨視者謂“明”，能獨斷者，可以為天下王。也就是說，秘而不宣，使人“莫之得聞”，是術治的最重要特徵。在這種神秘化理念下，申不害與後來的韓非，都在自己的著作中系統地總結出了一套用於督察官員的秘密“法術”。

韓非子總結的法術，主要有兩個系列：其一，辨奸系列七術。這是辨識臣下是否奸惡的七種手段；其二，預警系列—六微。這是在奸行發微階段洞察其蛛絲馬跡的六種手段。凡此種種手段的神秘化，見諸實踐，便自然成為一種不受任何法律規範的秘密操作。其後果，必然帶來政治實踐的神秘化與黑箱化，最終導致“術”與“法”的脫離——術在法外秘密執行。由此，“法術”不再以法治之術而存在，而必然淪落為“權術”—權力擁有者之術。這種“權力之術”的實踐化，必然使權力者擺脫法治而揮灑個人意志，打開了法治淪為人治的秘密通道。正當的監察制度，以陰暗手段的方式去實施，必然使法治意義上的監察督導，淪為只接受權力意志的秘密武器。

這種嚴重變異，應該是法家術治派始料不及的。戰國時代，是政治生活陽光化最為充分的一個時代。就其主流說，陽謀精神佔據了政治領域的主導地位。但是，如同宇宙黑洞與太陽黑子一樣，大陽精神的戰國時代，也有陰謀橫行的大量劣跡，也有信奉陰謀政治的君王與國家。其中的典型，就是申不害變法之後的韓國。申不害與韓非子這兩個法家術治派人物，又恰恰都是韓國人，平生最主要的政治實踐，也都在韓國。這是非常值得深入探索的一個問題，這裡只是提出來而已。我們要說的是，如果督察的職能制度化，法家術治派無疑是對中國古典法治文明的巨大貢獻。可是，術治派恰恰是反其道而行之，主張督察術的神秘化，主張督察術的獨事性。不管這一主張在當時有著多少歷史的合理性及當時的必要性，作為一種文明歷史的審查，我們對其弊端，對其危害，都必須予以深刻揭示。

從本質上說，非制度化的神秘督察術，與申不害韓非子設定的法治出發點，已經嚴重背離。就其效果說，恰恰是對當時法治的一種深刻破壞，是對健康政治生活的嚴重侵蝕。術治的實際推行，對整個法家的變法實踐，對整個社會的法治實踐，都產生了嚴重的強硫酸式的腐蝕效應。首先，術治在實踐上銷蝕了法家“勢治派”的合理一面，使主張“君權至上”的勢治派，在政治實踐上很容易陷入廟堂陰謀的沼澤地，使君權不再以制度化的權力集中為根基，而陷入難以捕捉的君主專權的術治；其次，神秘術治的推行，也對法治派的法治實踐產生了嚴重的銷蝕作用，使政治生活中的法治環境滲透進秘密的人治因素，最終嚴重扭曲健康陽光的政治文明。

（3）商鞅的法治理念與術治派的深刻對峙這裡有一個很重要的歷史資訊，值得我們關注。與申不害同一時期的大法家商鞅，在《商君書·畫策》篇中，對國家政治災難提出了分析，也提出解決辦法。他是這樣說的：“國之亂也，非其法亂也，非法不用也。國皆有法，而無使法必行之法故，為必治之政，行必行之令……不貴義而貴法，法必明，令必行，則已矣！”商鞅這段論說的核心，強調了一個最根本的法治原則法律是不能自動作為的，必須由君主官員等特定人群組成的權力體系來推行。所以，權力體系中每個人的行為，都必須明白無誤地按照法律行動。個人行為是否以法律為準則，是國家或治或亂的最根本界限。

最後，商鞅提出的對策是：“為必治之政，行必行之令；法必明，令必行，則已矣！”也就是說，防止國家政治災難的唯一出路，是使法律政令成為必須見諸每個國家官員實際行動的最高準則，使政令必須成為實際執行的政令。法律政令只要明白無誤地貫徹於君主行動，貫徹於官員行動，國家就不會有混亂災難。這一思想，與管子的“言室滿室，言堂滿堂”的政治陽光化主張，完全一致。可是，術治派卻告訴我們，督察術是不能明白推行的，它必須是秘密的獨事行為。千里之堤，潰於蟻穴。法治災難的缺口，就是這樣開啟的。術治的實踐方式，使它完全脫離了原本的理論設定，成為法家體系的毒素。術治，是一把淬毒的匕首，使健康陽光的政治生活糜爛為難以醫治的膿瘡潰瘍。

商鞅與管子的主張，最充分地說明，依據當時社會的法家認識水平，已經完全洞察了政治活動滲入秘密行為的危害性，並提出了有效的解決方法。必須看到，申不害與韓非子的“術治”主張，不是因為時代的侷限性而產生的思想侷限性，而是一種完全自覺的君權陰謀化理論。即或在當時的政治生活中，這種理論見諸實踐，也帶來了巨大的危害。同時，也遭受到了包括來自法家法治派廣泛而嚴厲的批評。從文明史的意義上說，戰國法家的術治派，是一種有害遺產，我們必須堅決拋棄。